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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研究》
宪法价值视域中的涉户犯罪
【副标题】 基于法教义学的体系化重构【作者】 白斌
【作者单位】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分类】 刑法学
【中文关键词】 住宅不受侵犯;私生活;涉户犯罪
【英文关键词】 inviolability of residence, private life, residence-related crimes
【期刊年份】 2013年【期号】 6
【页码】 131
【摘要】

宪法上的住宅自由所保障的并非被称为“住宅”的物理性建筑结构,而是人格的精神和身体存在于其中、私密且安宁的物理空间,使其免于公权力或他人的干扰,以利于公民私生活在其中能够无阻碍地自由展开。刑法规范和刑事判决理应承载并实践宪法的精神与价值,但主流刑法理论显然忽略了住宅在国法秩序中的独立价值。为全面评价“涉户犯罪”,首先应根据“住宅作为个人私生活得以自由展开之物理空间的和平与安宁价值是否受到显著损害”这一基准,将涉户犯罪区分为“单纯形式性的涉户犯罪”和“实质性的涉户犯罪”;进而根据相应基准,构建出“实质性的涉户犯罪”的四阶层结构;在此基础上,再对除入户盗窃与入户抢劫之外的其他入户犯罪加以体系性地区别处理。

【英文摘要】

The Inviolability of Residence which is described by the Article 39 of the Constitution is to protect not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house, but the private and peaceful material space in which a person resides, free from the invasion of the public power and other people, and to leave the person operates his own private life freely. As the concretion of the constitutional norms, criminal legal norms and their judicial judgments should bear and exercise the spirit and value of constitution. The judgment in ques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mplicated offender, has chosen the offense of rape, but neglected the normative value of residence protected by the state legal system, which is independent of the property and personal body in it. This processing mode also fails to recognize the systematic arrangement of residence in the Criminal Law, and fails to recogniz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rimes Committed in the Residence and the Crimes Committed after Illegal Invasion into the Residence.

In order to evaluate comprehensively the Residence-related Crimes, first of all, it is appropriate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Mere Formative Residence-related Crimes and Substantial Residence-related Crimes, based on the consideration whether the constitutional value of residence has been considerably damaged. Secondly,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a Four-Step System of Substantial Residence-related Crimes, based on two standards, that is, the legality of entering the residence and the deliberation of the crimes committed after getting into the residence.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works, except for Theft and Robbery, it is proper for the judgment to treat the Crimes Committed after Illegal Invasion into the Residence differently,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contextual articulation in the provisions of the Criminal Law, such as “if the circumstances are serious” or “if the circumstances are minor”.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7858    
引言
  2012年9月7日上午,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对广受社会关注的“深圳联防队员入室强奸案”(以下称“杨喜利案”)作出第一审判决:被告人杨喜利因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被告人叶高峰、晏金广因犯强奸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和有期徒刑1年。[1]
  判决宣告之后,网络上出现了大量的批评言论。社会公众如此不平的原因在于人们直觉上认为,本案事实中相当恶劣之情节——“入室强奸”——与相对较轻的量刑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不对称。不可否认,此种公众意见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私人住宅的法价值在观念层面上日益受到社会公众的重视。
  令人稍感意外的是,对于公众的上述意见以及作为其基础的上述直觉感知,法学界,特别是刑法学界,并未予以特别的关注。公众的关注与专家集体失声的鲜明对照直接说明:就本案而言,与普通民众不同,法律专家满意于一审法院“依法”作出的判决,并不认为本案中存在“法的理论性争议”。[2]
  基于一贯的规范主义立场,笔者认为:一方面,法律人不应放弃专业立场,彻底屈从于公众舆论的直观判断;另一方面,亦不宜基于法学的专业立场而绝对地排斥公众对司法裁判的评论性参与,对公众的意见充耳不闻。[3]正确的做法毋宁是,法律人应当重视公众意见,将其作为反思、矫正并完善司法裁判及其背后的教义学理论的契机。即,不再关注公众意见的赞成抑或反对的立场,而是真正重视其赞成或反对的理由,斟酌此种理由所可能具有的规范性意义。这样做不仅有助于司法者履行对于法律的忠实义务,而且更是司法者对于法律的忠实义务本身所应当具有的内容。
  就杨喜利案而言,法律人自应仔细识别公众情绪化的反对背后所潜藏的深层次理由,并以规范化的学术语言将其呈现出来;进而在将其与法律人的主流立场相互对照的过程中,反思既有的刑法教义学理论可能存在的不周之处,以弥合社会现实与法律规范之间的隔阂;从而最终跳出特定个案的局限,针对类似的问题,提出一种更具一般性的、可普遍适用的、更为科学的教义学分析模型。
  一、对住宅的忽视及其背后的主流刑法理论
  杨喜利案的一审法院论证说:“被告人杨喜利无视国家法律,违背妇女意志,使用暴力手段,强行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被告人叶高峰、晏金广受杨喜利指使,在杨喜利实施强奸犯罪行为时为其望风,应当以强奸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亦构成强奸罪。公诉机关的指控成立。”[4]在量刑方面,一审法院认定了杨喜利强奸被害人的犯罪事实,甚至考虑到“被告人杨喜利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故意犯罪,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最终作出了判处主犯杨喜利有期徒刑6年的判决。
  但令人意外的是,纵览本案一审法院判决书全文,除去在事实和证据部分提及犯罪行为发生于被害人“住处”,法院在判决理由的论证过程中对此一社会公众颇为在意的重要因素只字未提。判决宣告之后,公众错愕于较轻的量刑,其潜在根由无疑在于,本案犯罪行为相较于普通强奸行为具有特殊的严重情节——“入室强奸”。基于维护自身家宅安宁的普通情感诉求,公众自然一边倒地认为:相较于普通强奸行为,本案犯罪行为理应受到刑法更为严苛的评价。
  考诸现行刑法,公众的此种立场也非全无依凭。刑法第245条第1款规定:“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据此,刑法教义学从中概括出“非法搜查罪”与“非法侵入住宅罪”这两种罪名。其中,非法侵入住宅罪是指“未经住宅主人同意,非法强行闯入他人住宅,或者经住宅主人要求其退出仍拒不退出的行为”。[5]其中,前者是指没有正当理由而侵入他人住宅的行为;后者则指合法或者过失地进入他人住宅后,虽经住宅权人明确要求,行为人却拒绝退出他人住宅的行为。虽然亦有论者认为,在刑法没有明文规定不退去罪的情况下,将“不退去”认定为非法侵入住宅罪的行为类型,有类推解释的嫌疑,但主流刑法理论却异常坚定地捍卫着将“不退去”评价为“侵入”的理论立场。[6]也就是说,抛开非法侵入住宅罪的理论细节不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刑法明确将“住宅的平稳与安宁”作为独立的法益加以保护。即,除非事先征得住宅主人明示或默示的同意,或者是司法工作人员为依法执行搜查、逮捕、拘留等任务而进入他人住宅,[7]行为人在无权或欠缺法律上正当理由的情形下,进入他人住宅或者经住宅主人要求其退出而拒不退出,均属“非法”,应受刑法处罚。
  就杨喜利案而言,犯罪行为人先有踢开店铺卷闸门、强行突入屋内的行为,后有在卧室内将被害人王某强行奸淫的行为。两个行为同时存在,缘何一审法院仅仅评价后者,却对侵害受刑法明文保护的住宅法益的行为视若无睹?一个可能的理由是:案件发生的场所乃被害人夫妻经营的临街店铺,其并非刑法学意义上的住宅,故不宜认定为侵入住宅。
  就“何谓住宅”的问题,刑法学界的界定基本相似,即住宅是供人开展饮食起居等日常生活而为人所占据的场所。“其范围,有院墙的以院墙为界,没有院墙的或公寓楼群,应以居室为界。”[8]在具体认定是否住宅时,须考量该场所是否具备一定的日常生活设施,此外则不论其建筑结构、形式如何,以及是否具有通常理解的建筑物外形;也不论被害人对此场所是否拥有所有权抑或仅仅是使用权,以及他人对该场所的占有是否合法;更不论被害人是以长久居住的意思抑或临时暂居的意思占据该场所,以及侵入时被害人是否身处其中。
  考察杨喜利案发生的场所,其具有当下颇为常见的“前店后屋”的物理格局,同时发挥如下双重功能:一方面乃被害人一家经营的家电修理店之“营业场所”,履行向陌生客户开放的营业功能,具有相当程度的公共性;另一方面兼具作为被害人一家住宅的性质,是被害人一家日常生活的地方,配置有一定的日常生活设施。此两种功能的界限在本案所涉场所中极不明显,其物理区隔标志(如卧室的门、门帘等)只具有相对的意义。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尽管该场所在营业时间内以家电修理店的功能为主,从而作为营业场所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开放性,但在犯罪行为人进入时——深夜9点左右,被害人一家已将卷闸门拉下,暂停其作为公共经营场所对外开放的功能,从而完成了前述两种功能间的自然转换,即开始将其作为单纯开展日常生活的场所——住宅——加以使用;此时,更遑论犯罪行为人以暴力方式强行撞开卷闸门,甚至尾随被害人王某直入其中并不具有修理店功能的卧室。[9]在此情境下,该场所的“住宅”性质乃是殆无疑义的。打遮阳伞就显得很娘
  既然该场所具有住宅的性质,同时犯罪行为人暴力侵入该场所不具有合法根据和正当理由,则其行为抵触刑法第245条第1款,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自是顺理成章。如此简单的道理,为何一审法院基本无视,甚至不做丝毫回应?寻根究底,其根本的原因,恐怕不得不归结于主流刑法理论在此问题上的一项独特观点。此一独特观点由来已久,且居于通说地位。其核心立场是:“司法实践中,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往往是其他犯罪的手段行为,如闯入他人住宅进行盗窃、抢劫、行凶等犯罪活动。这种情况下属于牵连犯,应择一重罪处罚。”[10]
  必须承认,在司法实践中,非法侵入住宅的犯罪往往以侵害住宅内的财产、身体、生命甚或其他人格利益为目的,如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后从事盗窃、强奸、抢劫、杀人等犯罪活动。那么,为何在此种情形下,要按照牵连犯处理?张明楷教授解释说:在此种情况下,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只是为了实现另一犯罪目的,也可以说是实施其他犯罪的必经步骤。因此,只应按照行为人旨在实施的主要罪行定罪量刑,不按数罪并罚处理”。[11]
  如果将这一立场的逻辑贯彻到底,那就果真如张明楷教授所言,只有“那些非法侵入他人住宅,严重妨碍了他人的居住与生活安宁,而又不构成其他犯罪的”,[12]才宜以非法侵入住宅罪论处。如此,则事实上将根本性地排除非法侵入住宅罪在司法实践中被适用的可能性,刑法第245条第1款将形同具文。因为,在实践中,行为人侵入他人住宅,却单纯以侵入住宅为最终目的者,甚为稀见。即便真正存在这样的情况,也往往属于刑法第13条所谓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从而只能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0条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换言之,因“情节并非显著轻微危害不大”而构成犯罪的绝大多数情况,侵入住宅行为必定有其他的只有进入住宅后方能实现的犯罪目的;在此情境下,相对于其实际目的,侵入住宅行为便具有了手段的意义。倘若以从一重的方式加以处罚,则除少数的非法侵入住宅实施侮辱等轻型犯罪的场合可能以非法侵入住宅罪论处外,绝大多数情况下会按照行为人旨在实施的法定刑较重的目的性犯罪定罪量刑。当是时,手段性的侵入住宅行为作为犯罪存在于刑法中便可能成为意义有限的摆设。
  由此不难看出,在基础价值的层面上,主流刑法理论承认:刑法藉由非法侵入住宅罪保护的法益本身并不具有独立的价值,其依附于住宅权利人的人身、财产、生命等其他更为重要的人格利益。正是在这一点上,笔者认为,主流刑法理论的观点暴露出了致命之处。
  二、住宅在现代国法秩序中的独立价值
  对住宅价值的承认与保护,最早可以追溯到罗马法,其时即有法谚云:“住宅是最安全的避难所。”然在昔日之专制时期,私人住宅经常遭受国家官吏肆意侵犯,或遭军队盘踞驻扎,而无力对抗;私人居住场所之和平与安宁甚为脆弱,时刻处于被打破的危险之中。基于对此种危险的恐惧,英国法官在普通法中通过判例确立了“每个人的住宅都是其堡垒”的信念。这一信念在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中被明确予以制度化,其第6条规定:海陆军队违背居民意志,强制驻扎于其家宅,有悖于英国之法律与习惯。
  美国革命承接此种精神,且在深刻反思英国殖民者及其军队肆无忌惮侵害北美人民私人住宅的基础上,于1791年通过了宪法第三修正案中特别针对军队驻扎行为的规定:“在和平时期,非经屋主同意,任何军士不得驻扎于人民之住宅;即在战时,非依法律所规定之方式,亦不得驻扎。”在第四修正案中则进一步针对其他政府官吏可能的侵害行为,宣告:“人民保障其人身、住宅、文件与财产免于无正当理由的搜查与拘捕的权利,不受侵犯。除非基于必要的情势,经宣誓或代誓宣言,并特别叙明搜查之地点、拘捕之人及收缴之物外,不得颁发相关令状。”自此之后,住宅即独立于人身自由、财产权,成为人民私生活的中心,其不受侵犯亦成为一切人权宣言所保障的对象。
  1799年法国宪法第76条没有特别区分军人与政府官员,而是更具一般性地规定:“每个人在法国国土上的住宅均是其庇护所,不可侵犯。在夜间,除非有火灾水患或屋内有求救呼声等急迫情形,任何人无权进入住宅。白天进入住宅则须具特殊之目的,并依法为之或持有国家机关颁发之命令。”法国1799年宪法之所以如此看重白天与黑夜的区分,并对夜间进入住宅施加更为严格的限制,大抵根源于人类对于黑夜在精神上的恐惧,以及对犯罪行为在夜色的掩蔽下往往更易实施而被害人更难防御的一般认识。
  上述两种立法例——区分军人与普通政府官吏、区分日间与夜间——并未为后世各国宪法所继承和发扬,[13]其后较普遍的做法乃直接宣告“公民之住宅不受侵犯”。其典型者有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第115条:“每个德国人的住宅均是其避难所,不得侵犯,其例外应依法律为之。”此后,就此种直接宣告而言,又分流出两条支脉:一种是采宪法保留的方式,即,在宣告住宅不受侵犯后,宪法具体规定对其之限制应满足的条件。如德国基本法第13条第1款规定了“住宅不受侵犯”后,第2款和第3款详细规定了本项基本权利可得限制的情形与方式。另一种则采法律保留的方式,即,在宣告住宅不受侵犯后,规定禁止非法侵入公民住宅,并将限制本项基本权利的条件委之于法律来具体规定。典型的代表是1977年苏联宪法第55条:“苏联公民有住宅不可侵犯的保障。没有合法理由,任何人都无权违背住户的意志进入住宅。”[14]
  追随世界各文明国家宪法的成例,我国宪法在“人身自由”、“财产权”等之外,专门以第39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学术界一般从中建构出“住宅自由”的范畴。在立法技术上,此条分明采用了上述第二种立法例,即法律保留的方式:将具体的限制条件与方式委之于法律来具体规定。从宪法作为公法的角度观之,宪法规定的“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指的是不受国家公权力的侵犯。即,作为基本权利的住宅不受侵犯主要被用来防御国家对公民住宅的侵犯。而根据国家保护义务理论,国家除了本身不应当侵犯公民住宅外,还负有通过立法、行政和司法活动保护公民住宅免于他人侵犯的义务。换言之,在此种理论背景下,对公民而言,住宅不受侵犯不仅具备防御权的属性,还具有保护请求权的属性,即公民有权向国家提出请求予以保护。[15]据此,立法机关通过刑法第245条第2款禁止司法工作人员滥用职权非法搜查、非法侵入住宅,并对相应违法行为从重处罚,恰正契合于住宅不受侵犯作为防御国家公权力肆意侵害的防御权所具有的功能,这可被理解为宪法上相应基本权利的具体化。第245条第1款针对不具有国家公权力性质的主体非法搜查、非法侵入住宅设定刑事罚则,则属于国家通过立法履行其保护义务。除此之外,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0条、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搜查、监视居住等的规定、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涉及公民住宅的规定,以及司法解释中的相关规定等等,与宪法第39条、刑法第245条一道,构成了一套完整的保护住宅免于国家公权力及第三人侵犯的规范体系。
  宪法上的住宅不受侵犯与刑法上的住宅不受侵犯,尽管在针对的对象上有只针对国家和同时针对私人的差别,但在实体内容上却是一致的。不论是宪法还是刑法,在人身、财产等价值之外,不约而同地对住宅加以特别的、明确的保护,这绝不可能是误打误撞或是偶然为之。其只可能有一种解释:相对于人身、财产乃至生命,住宅具有国法秩序值得保护的独立价值。这种价值必然是独立的、不可替代的,而不会是依附于人身、财产等的可有可无的东西。换言之,作为现代文明国家宪法和法律不可或缺的保护对象,住宅——在法教义学的解释工作中——起码应当被解释为具有与人身、财产等法益同等重要性的东西。否则,很难想象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本应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等等对于国家的性质、生存与发展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内容,却用一个独立的条款来宣告保障一种不具有重要性的东西。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陈慈阳教授将住宅理解为“个人人身之延伸,也是行动自由之基础”;[16]还是刘军宁先生认为住宅不受侵犯强调的是财产权的重要性和神圣性;[17]抑或是肖泽晟教授将住宅不受侵犯视为由人身自由衍生出来的一种权利,认为其包含了“个人对作为住宅的房屋的财产权”、“人身安全权、休息权以及放置于住宅内的不愿为人所知的现金、首饰、先人唯一的照片等生活上的利益”;[18]在他们将住宅的重要性依附于人身、财产等其他法益这一点上,均没有点明住宅在现代国法秩序中真正的独立价值。
  从表面上看,住宅不受侵犯保障的是公民居住、生活、憩息的场所不受非法侵入和搜查,但究其实质,住宅自由的真正精神在于保护人格的精神和身体存在于其中、私密且安宁的物理空间,使其免于公权力或他人的干扰,以利于公民私生活在其中能够无阻碍地自由展开。正如林来梵教授所言,“这种权利本身所保障的客体乃是从私自治原理下的私领域中延伸出来的。为此,该权利的保障,实际上与私生活的保障、人格自律空间的保障、隐私权的保障乃至家庭的保护息息相关。”[19]质言之,住宅在此已然并非简简单单的一种物理性建筑构造,而是承载了近代立宪主义精神的、个人及其家庭的一般私生活得以在其中自由展开的、实行私自治的物理空间。德国宪法学家黑塞曾颇为明白地指出:“说到底,住宅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属于对人格之生活方式中最私密领域的保障”;其与“通信、通邮及通讯秘密”一道共同作为“私领域不可侵犯性的本质性构成部分”,跻身于基本法所创设之共同体的客观秩序之一部,而成为应通过主观防御权制度获得保护的一种法益。[20]此种将住宅视为私领域之核心部分加以保障的立场,在德国居于通说地位,为学界所普遍认可。[21]
  故而,住宅不受侵犯既区别于选择住宅地点的居住自由或者对于所居住之建筑物的所有权——财产权,也有别于身处住宅之中的人的人身、财产或者生命等权益。虽然在专制时代,国家运用公权力侵犯公民人身自由之时,往往伴随着肆意侵入住宅的行为,故而从历史角度言之,保护住宅不受侵犯客观上会起到保护住宅中人的人身、财产甚至生命的效果;但这并不意味着:如果住宅在被侵入时其中既没有人也没有财产,那么该侵入行为便不构成对法益的侵害。因为,即使保守如刑法学者,也承认侵入居住者暂时不生活于其中的住宅,或者所侵入的住宅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也不妨碍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22]质言之,侵入住宅并置身于其中,这本身便意味着一种法益的侵害、一种危险状态的存在:对他人私生活最为私密的核心部分的侵入和破坏。
  与对此种私生活的侵入和破坏相伴随的,还有人的安全感的丧失。当个人在勾心斗角、危险重重且竞争激烈的外部社会结束了一天的劳作,拖着疲惫的身躯返(退)回这个私自治的物理空间时,其就变身为对这个社会最不具有攻击性和危险性的存在,同时也成为最脆弱的存在。住宅此时就真正成为前述罗马法谚所谓的“避难所”:不论其客观上是否的确是坚固的物理堡垒,但在每个人的心里,住宅都是其最安全的“避难所”。人们躲在属于自己的真正私人性的空间,即便它位于这个世界上最不起眼的角落里,或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或静静地修养生息、为明天的工作养精蓄锐。在自己的住宅中,每个人都抛去虚伪,自由地呈现自己真实的喜怒哀乐。在立宪主义的视野下,这种自由的、真实的私人状态恰恰具有最为重要的价值,需要受到国家绝对的保护。这种对于私生活的心理上的安全感,自然成为“住宅不受侵犯”最为核心的内涵之一。住宅的那道有形或无形的“门”由此构成人们的社会安全感在心理防线上的最后一道“闸门”。而伴随着对住宅的肆意侵入,那道最后的“闸门”也应声倒地。从此,这个社会再没有安全之地。
  正是由于住宅不受侵犯所真正保障者并非被称为“住宅”的那种物理性建筑结构,而是后者所承载的“公民的私生活得以在其中无妨碍地自由展开的物理空间”的价值,所以,在认定特定空间是否属于法上的“住宅”时,便不宜完全取决于该物理空间是否具有典型意义上的外在建筑格局,是否配备有特定的生活设施,而是要考虑该对象是否承担着特定个人得以在其中自由展开其私生活的物理空间功能。进而,在认定是否构成对住宅的侵入时,也未必一定要如张明楷教授所认为的,只有行为人身体的全部进入住宅时才是侵入既遂。[23]换言之,住宅的侵犯方式并不必限于身体的物理性“进入”,在此电子化的高科技时代,以声、光、电、气或望远镜窥视、窃听、录影等方式而“实质地”影响住宅内私生活的私密、平稳与安宁,即为已足。[24]
  总之,相对于住宅中的人身、财产、生命等等,住宅在国法秩序中具有独立价值。在此意义上,侵入住宅本身已然构成对权利最为严重的危害,自不必非要等到侵入者实施其他侵害财产或人身的犯罪后,方才认为有实质性的法益侵害存在。
  住宅的此种独立价值及其重要性,事实上很早以来便为各文明国家所普遍认可,这种认可通过法所允许的对侵入住宅行为的正当防卫强度表现出来。倘情势紧急,受害人来不及请求公权力救济,各国普遍承认公民有自力救济的权利。但在不同的情势下,法所允许的自力救济强度是不同的,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法对诸种价值及法益的重要性的阶层性评价。
  早在罗马时代,对于在夜间无故私闯他人住宅者,屋主若予以击毙,无需承担刑事责任。[25]美国历史学家埃克奇研究指出:“在古代,无论是《十二表法》,还是7世纪中叶的《罗萨尔法令》或者1283年《布法西法令》,早期的法典都认同如下这一基本原则:各种夜晚刑事案件中只有一种行为能得到宽大处理,即杀死闯入民宅的人。”[26]及至现代,英美各国法律制度均不同程度地沿承了此种精神,实践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当推发生于美国的两大著名案例:1925年的“史威特案(Sweet Trials)”[27]与1992年的“日本留学生服部刚丈射杀事件(Yoshihiro Hattori Case)”。[28]二者均确证了住宅不受侵犯以及公民对侵犯自己住宅的行为有权行使高强度防卫的法律准则,此即所谓“堡垒法则(Castle Doctrine, Castle Law)”。该法则的内容是:针对非法侵入私人住宅和暴力攻击其中人身的情形,所有人、租住人、受托管理人等没有退让的义务,而是有权使用致命武力来捍卫其“堡垒”的安全。[29]故此法则又被称为“住居防卫法则(Defense of Habitation Law)”。
  对于住宅独立价值的保护,我国古代很早就有立法明文规定。汉代《贼律》规定:“无故入人室宅庐舍其时格杀之无罪。”[30]此条开保护私人住宅免于侵犯的先河。另据考古学家陈公柔先生对居延汉简的研究,汉代在《捕律》中甚至有“禁吏毋夜入人庐舍捕人。犯者,其室殴伤之,以毋故入人室律从事”的规定。[31]这就表明,汉代法律不仅保护私人住宅免于其他私人的侵犯,还进一步针对政府官吏,禁止其夜间闯入民宅。就这一点而言,汉律颇契合于现代立宪主义的精神。其后,唐明诸代律法均承其旨意,而有类似的规定。《唐律疏议》贼律条:“诸夜无故入人家者,笞四十。主人登时杀者,勿论。”并加“疏”议曰:“家者,谓当家宅院之内。”[32]此后的《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均有类似条款,在表述方面也是大同小异。
  由以上陈述可知,无论东西方,相对于在具有相当公共性的场合实施的犯罪,那种已然侵入作为私人防御之最终堡垒的住宅中的犯罪,具有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值得予以更为严厉的责难。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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