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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秦简·法律答问》与秦代法律解释
【英文标题】 QINJIAN.Q & A ON LAWS and Legal Construction in Qin Dynasty
【作者】 张伯元【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学院
【分类】 中国法制史
【中文关键词】 中国法制史 《秦简》 秦代法律 法律解释
【期刊年份】 1999年【期号】 3
【页码】 56
【摘要】 《秦简·法律答问》对秦律所作的解释有哪些显明特点?在作出法律解释的时候又采用了哪些行之有效的解释方法?这些正是本文探讨的问题。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2228    
  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法律答问》是我国法律解释学史上的开山之作。《法律答问》对秦律某些条文、术语以及律文的意图作出解释,为后代的法律解释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法律解释学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
  睡虎地秦墓墓主喜在秦始皇时期曾任安陆令史、安陆御史、鄢令史等职务,在鄢还亲自审理过案件。喜是一个从事法律工作的官吏,职位不高,却专事实务。他生前抄录或请人抄录的法律文件都是为了实际应用。的确,无论是《秦简》中所选录的法律条文、法律解释,还是办案实例、司法检验,都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从实用的角度出发,《法律答问》可看作是对秦律所作的司法实践中的解释。在答问中有不少地方采用了判案成例作比照的办法来作答,这正体现了司法实践中法律解释的操作性特点。从《法律答问》的内容来看,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一)明确刑罚适用。
  《法律答问》第1款“害别徼而盗,加罪之。”对“加罪”作了解释,是捕盗者在背地里作盗犯罪,为此处以重刑。根据行盗人数和所盗财物的多少,处以“斩左止”“黥以为城旦”“黥劓以为城旦”等不同的刑罚。这些不同的刑罚与后代的“刑等”相类。“五人盗,赃一钱以上,斩左止,又黥以为城旦;不盈五人,盗过六百六十钱,黥劓以为城旦;不盈六百六十到二百二十钱,黥为城旦;不盈二百二十以下到一钱,迁之。求盗比此。”分成四种情况,其处刑要件是行盗人数和赃物价值;五人是一条界限,六百六十钱、二百二十钱又是一条界限。说的是“害盗别徼而盗”,实际上“求盗比此”一语就点明了对所有捕盗者犯盗窃罪罪处的刑罚适用。又如:第102款有关“诬告”罪的法律解释:“完城旦,以黥城旦诬人,何论?当黥。甲贼伤人,吏论以为斗伤人,吏当论不当?当谇。”前者是对他人的诬害理应受到反坐,后者则是“吏”即执法者将杀伤人错判成斗殴伤人罪,重罪轻判,“吏”要不要处罪?应当斥责,用现代的话说就是要进行批评教育。这样区分了当事人的不同身份,当事人的身份不同法律适用也有所不同。《法律答问》将这样两条放在一起,为的是要司法者分清诬告与错判的不同性质,处断当然也就不同。
  (二)以罪名为判罪的依据。
  春秋时期,楚国、晋国、郑国都有立法活动。在郑国,围绕公布成文法“铸刑鼎”,还曾展开过一场大辩论。直到魏文候国相李悝,在吸收其他各国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制订了《法经》,才真正完成了由“刑名”向“罪名”分类的转化。从古代法制的发展而言,至周秦,判罪量刑的依据已从犯罪行为向罪名的确定转化。《法律答问》所揭示的主要的判断依据正是罪名而不是罪行。例如第13、14款中对丈夫盗钱,其妻藏匿的行为所定的罪有“盗”(盗窃罪)、“收”(收赃罪)、“守赃”(守赃罪)等。又如第27、28款中司法官吏处断不当的有“失刑罪”(用刑不当罪)、“不直”(处断不公罪)等。而且,秦律中的罪名与刑名又往往同一。例如第100、101、102、103款是有关诬告罪的条款,第100款上说:“当耐司寇而以耐隶臣诬人,何论?当耐为隶臣。”应判处耐司寇的人,以应耐隶臣的罪名诬告他人,如何处断?诬告者应耐为隶臣。第101款上说:“当耐为隶臣以耐司寇诬人,何论?当耐为隶臣,又系城旦六岁。”应判处耐隶臣的人,以应耐司寇的罪名诬告他人,如何处断?诬告者应耐为隶臣并为城旦六年。从中可以看出秦律的量刑尺度,以较自己为重的罪诬告他人,从重处理;相反的情况,以较自己为轻的罪诬告他人,亦从重处理再加刑。在这里“耐司寇”“耐隶臣”都是刑名,也用作罪名;至于他们为什么犯罪,有哪些具体的犯罪行为,在这里都没有说。又如:第163款“甲诬乙通一钱黥城旦罪,问甲同居、典、老当论不论?不当。”行贿一钱判处黥城旦,与诬告者同伍的人是否要连坐?不应连坐。这里也用罪名(刑名)作了确定;而不是只说行贿一钱;数量与罪名(刑名)同时出现,就更见明确了。
  (三)犯罪动机的认定。
  在《法律答问》中常见“端”字,表示故意的意思。秦律已经明确犯罪动机为量罪判刑的依据之一。例如第34款:“甲告乙盗牛若贼伤人,今乙不盗牛、不伤人,问甲何论?端为,为诬人;不端,为告不审。”甲控告乙,情况不实,对甲要不要处理?解释是这样的:如果是故意的,作诬告论处;不是故意的,作为控告情况不实处理。此拟案的当事人是普通百姓,而对于执法者的“吏”来说又是怎样呢?第27款中就针对“吏”违反了司法程序而出现误判的情节,司法解释是这样的:“吏为失刑罪;或端为,为不直。”一般的误判是一种过失,以用刑不当论罪;如果是故意的,则以不公论罪。至于具体的刑罚处断尚不清楚,这可能与所误判的案件性质包括罪行的轻重有直接关连;在量刑上是会发生困难的。在第30款中在提到控告不实的犯罪时,对故意不实控告者的处罚就存在着分歧;好在《法律答问》将这种分歧作为司法解释写了下来,使我们对这个问题能看得更清楚一点。原文是这样的:“(告人)盗百,即端盗加十钱,问告者何论?当赀一盾。赀一盾应律。虽然,廷行事以不审论,赀二甲。”此款说的虽是普通百姓之间的故意不实控告,但对“吏”来说法理是同一的。控告者故意私加十钱,按秦律律文应处罚一盾;但是在以往的实际办案中则处罚二甲。
  《法律答问》有时又用“欲”、“不欲”来表明当事人的行为动机或犯罪意识。如第25款对撬门的盗窃行 为就处理得比较严,只要是撬开了门的,不管是否以盗窃为目的,“抉之且欲有盗”“抉之非欲盗也”,都要处以赎黥的刑罚;即使不是去行窃,门也没有撬开,也还要罚以赀二甲。在法律解释中区分犯罪人主观上的故意和过失,是秦律刑罚适用原则之一。它既给司法有灵活掌握的量刑范围,又要求将动机与罪证相结合作出明确的相应处断。
  《法律答问》的作者是谁,目前还无法考知;分析《法律答问》的内容也无法确定作答者的身份。竹简整理小组认为它“决不会是私人对法律的任意解释”,也就是将《法律答问》的内容看作是官方立法机关所作的解释。法律解释与司法实践密不可分,更多的时候它融会在审察判决的实际操作中。今人做学问,好用自己设定的概念来束缚自己。比如法律解释就有正式的、非正式的,有权解释、无权解释,有官方的、私人的等等,而且把它们绝对化,非此即彼,作茧自缚。汉朝私人解释法律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回看秦朝、秦国又何以非官方解释不可呢?私人对法律的解释也不会全是任意的;优胜劣汰是条普遍规律,郑氏汉律章句的独存就是明证。明清的“集解附例”则是从私人注律发展为官方认可的法律解释著作。”《法律答问》大致也是这种情况。《商君书·定分》中说国家的法令“以室藏之”,一藏于天子殿中,一藏于禁室中,天下吏民欲知法令,皆问郡县法官。法官与吏和民构成互相牵掣的关系。《法律答问》倒好似吏民问法的记录。法官有解释法律的权力,但不能对法律有丝毫改动。法官解释有法律效力,但又不是国家明令颁布的文件。据此,我们更倾向于《法律答问》是私家解释的观点。
  二
  《法律答问》在作法律解释的时候采用了哪些行之有效的方法?从其内容看,主要的有下面五种。
  (一)问答
  《法律答问》全部采用了问答的形式。问答形式具有针对性强,与司法实践结合得紧的特点。例如第68款按法律明文规定“斗决人耳,耐。”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斗殴伤人有各种情况,比较难判决的如斗殴撕裂的不是耳朵戴珥的部位,问如何论处?回答很肯定,条文上没有区分耳朵的部位,只说撕裂耳朵,因此“决裂男若女耳,皆当耐。”不管撕裂的是男子的还是女子的耳朵,都应处以耐刑。第69、70、71款等又提出斗殴伤人的不同情况,如斗殴时拔须、拔发、咬人鼻子、咬人耳朵、咬人手指、咬人嘴唇等该怎么处理,《法律答问》的作者都一一作了解答。很具体,很实用。从实际效果来说,采用问答形式更切近实际,更易于为人们所接受。即使得到了今天我们的体会也是这样。可见秦人在作法律解释的时候找到了一个切合人们思维实际的好方法。当然,这与春秋战国时期写作文体的多样化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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