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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法治、吏治:历史与现实
【英文标题】 Rule of Law and Local Administration of Civil Officials:History and Realty
【作者】 陈汉生【作者单位】 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分类】 法理学【中文关键词】 依法治国 法治 吏治
【期刊年份】 1999年【期号】 5
【页码】 13
【摘要】 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主张,反映了中华民族对实行“法治”的要求。实行“依法治国”,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而实行“法治”的重心之一,在于依法治吏。在这一方面,中国古代曾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认真总结历史经验,不断健全我国干部管理制度,对实现依法治国的目的具有重要意义。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2268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的十五大确立的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是邓小平理论关于民主法制思想的具体应用和发展。从党的历史观之,依法治国从1995年中共中央法制讲座会上,江泽民同志作了《依法治国,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的讲话,进一步从长治久安的长远目标重申了其精神。在1996年3月17日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战略目标加以规定。而党的十五大首次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提出来了,其深刻意义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依法治国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然要求。”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中的报告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而依法治国正是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的基本内容和核心,也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说,依法治国是我们党和国家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治国方略,它直接关系到下一世纪奋斗目标能否实现,跨世纪的宏伟蓝图和行动纲领实现到什么程度的大事。
  (一)
  法律是创造新型社会的工具,还是权力的工具这一问题,已被人们重新认识,这一认识的出现是实现法治代替人治的转折点。依法治国在中国这块东方古老的土地上出现,是中华民族幸运之举。
  对于法的认识,中国古代不同学派的思想家有不同的看法。先秦儒家提倡“礼治”、“德治”,实质上就是“人治”。儒家代表人物孔子提出“为国以礼”(《论语·先进》)的“礼治”,进而指出“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在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那么谁来行使“礼乐”·孔子说:“天下之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这是典型的“人治”思想。所以公元前513年晋国赵鞅“铸刑鼎”,孔子大肆反对,认为公布成文法是乱了法度。但是儒家并不一味反对法律,只是主张“礼法结合”,“德主刑辅”,把儒家经典及其思想法律化或注入到法律中去。荀子应该说最具有代表性,他在《君道》篇中说:“有治人,无治法”,管理国家是人而不是法,法不过是“治之端也”,因为法是由人来制造,来实施的。
  中国古代主张法治最具代表性的是战国时的法家学派。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主张法家的“法”、“术”、“势”三个学派必须结合起来,“抱法处势则治”(《韩非子·难势》)。又强调“术”的重要作用,“术”则是“南面之术”,是帝王“不可一无之具”(《定法》)。法、术、势缺一不可。法家强调法治的原因在于对法律的本质有充分的认识,早期法家管子就认为,法是“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管子·七法》)。商鞅强调“法者,国之权衡也”。这里充分说明法家主张“事断于法”、“以法为本”,强调法律的平等性。最为明显的如商鞅提出的“刑无等级”的“重刑”思想,则相当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法家还主张法律的公开化,让百姓知晓,主张“信赏必罚”,取信于民。但是回过头看一下,法家很多主张是在地主阶级将取代于奴隶主统治时提出的,他的平等性无外乎是为地方阶级走上政治舞台而鼓吹,一旦地主政权确立之后就从法律上确立了地方阶级特权,这里的平等性就荡然无存。
  所以在中国,法家的法治主张和儒家的人治主张虽然是对立的,但主要是统治方法的不同。自汉代起,确立了儒家思想为正统的统治思想,儒家的法律观也成为法律的主导,但儒法两家并未因此分道扬镳。《唐律疏议·名例》中“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儒法之间主张虽异,但走的道路却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最后就必然合到一起来,法律最后都是为了这一目的服务。所以有的学者称法家为“法治中的人治”。这就是儒法两家历史发展的归宿在中国历史上的体现。
  近代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法律也首当其冲。1908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尽管这是一部“徒饰宪法之外貌、聊备体裁,以慰民望”的宪法大纲,但统治者也不予实施。近代思想家魏源、康有为、谭嗣同等都提出了“师夷变法”、“以法治国”、“诸法并重”、“君宪共和”、“司法独立”等主张,特别是孙中山主张的民权主义为核心的三民主义,并于1912年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把国家称为“民国”,则人民的国家,人民当家作主,提倡民权,提倡“主权在民”原则,当然是“民国”。但是,这个“民国”仅仅只是一具躯壳,“主权在民”也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国家权力和法律也沦为独裁者的工具。
  所以说,几千年来,中国的特点就是法律是权力的工具而已。由于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中国人民长期处于无权的地位,形成了中国法文化的一种严重的惰性,老百姓法律意识相当薄弱,只求有个好皇帝就行了。解放后30年,尽管是工人阶级为领导,人民翻身作主人,也制定了宪法及土地改革法、劳动法、婚姻法等法律,可是竟然没有自己的刑法典、民商法典、诉讼法典等国家基本法典,形成党的政策代替法律,强调集中,忽视民主,司法又不独立,领导说了算的“权大于法”的局面。更谈不上用法律手段去调整经济关系、民事关系、行政关系。这一切实际上是“人治”的继续,甚至走上了极端。十年“文革”的出现,使全国十亿人口上上下下尝到了无法无天的苦果。这个教训是惨重的,也给党的第二代领导人从中吸取了重大的教训,决心改变这一状态。
  邓小平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在讲到民主问题时,提出了“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叫做‘违法’,领导人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并重申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十六个字原则。邓小平在此明确指出,要实现民主政治,不改变包括建国30年来实行的“人治”的思想和实际,不实行“法治”,就谈不上民主制度的建立,国家也就没有希望。把“法治”提到作为治国方略的高度。
  在邓小平法制思想指导下,我们对法律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法律过去一直作为权力的工具。当代社会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生产力经历了一个大的发展时期,为了适应世界新形势的发展,党的十五大制定了国家进入21世纪的伟大战略目标,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正向质量型、内涵型的发展。因此,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中国将经历一个巨大的变化,而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已不是单纯被作为解决纷争的手段,而应成为可以创造新型社会的工具,这一点已为人们所认识。马克思说过:“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这一点在十五大报告中得到了体现,“依法治国”能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策略,其深刻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二)
  法律是以社会为基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一场根本变革。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了计划经济,使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很不理想。为此,邓小平同志早在1985年就对爱国时代公司组织的高级企业家代表团说到:“只搞计划经济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如果邓小平同志在1985年关于市场经济的论述还留有余地,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那么1992年的南巡讲话就明确提出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他们都是经济手段。小平同志说不要去争论姓“资”姓“社”的问题,只要能发展生产力就是我们的目的。因此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加强法制建设是市场经济内在的必然要求。所以小平同志坚持“两手抓”的思想,指出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必须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和政治局面,而稳定的政治局面要靠法制建设,通过法制建设保障社会主义民主。
  哈耶克在《法律、立法和自由》中说到:“市场秩序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自发秩序,是人们在财产法、侵权法和合同法之内行动经由市场而形成的。”因此说,没有适当的法律制度,不可想象市场会产生一种有价值、有效率的自然秩序。依法治国的提出就是基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法治的产生是基于市场经济的要求,以行政命令为手段的资源配置是计划经济的需要,它易于产生人治,而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这必然通过法律手段进行调整,才能体现其特殊类型的自发秩序。哈耶克的说法是我们认识市场经济与法律关系的方向,实际证明其不无道理。
  党的十五大提出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我们必须要对公有制重新认识,才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主体多样化有个正确的认识,才能进而了解利益分配市场化,才能完整认识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实现多样化这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进而理解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经济靠法律调整为主要原则,而非以“人治”为主要原则。
  21世纪临近,知识经济将成为21世纪经济的主流。有人分析,所谓知识经济就是促进人类和自然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它以无形资产投入为主体的经济,它以知识决策为导向的经济,即决策和管理知识化。而且知识经济还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条件下的经济。因此重新组合中国的知识新体系。狠抓高科技产业化已成为当务之急。由知识经济引发的一场社会革命已出现在我们面前。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管理系教授威廉·哈拉尔指出,当今世界企业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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