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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道家的“法自然”观及其影响
【副标题】 兼与西方自然法思想比较
【英文标题】 The Taoist“Legal Naturalism”and Its Influence
【英文副标题】 Also Comparing with Western Thought in Natural Law
【作者】 丁以升【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学院
【分类】 比较法
【中文关键词】 道家 儒家 法自然 自然法 法律二元论
【期刊年份】 1999年【期号】 5
【页码】 23
【摘要】

在治国方略的选择上,中国与西方走的是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这部分应归因于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否就是“自然法”与“实在法”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的有无?本文对此持否定态度。因为道家的“法自然”观包含着明显的法律二元论思维方式,并对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传统法律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从而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式的法律二元论。不过,道家的“法自然”思想与西方的“自然法”思想在根本上是大异其趣的。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2277    
  
  一般认为,西方法文化以自然法思想为主流,它从现实世界之外,从宇宙的普遍法则中推导出一个充满理性精神的自然法,从而虚构出自然法与实在法的二元对立,呈现出典型的形而上学思维;中国传统法文化以儒家法律思想为底蕴,儒家关注的是现实世界,它所推崇的礼是奠基于家庭血缘基础上的人伦理性,它不假外求,并不为礼寻求某种外在的理性力量的支持,形而上学思维几乎一片空白。因此,有无形而上学思维就成了中西传统法文化的实质性差异。这种观点的偏颇之处在于它忽视了道家法律思想,尤其是《老子》的“法自然”观对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深刻影响。《老子》主张以道统法,强调“道法自然”,提出了中国古代最早的自然主义法律观,其中贯穿着明显的形而上学思维。儒家思想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从这种思维方式中汲取营养,从而使传统法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染上了形而上学的色彩。可以说,《老子》的“法自然”思想乃是沟通中西传统法文化的一座桥梁,因此,不能把中西法文化的差异归结为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有无。
  一
  中国自殷亡之际,神权法思想就开始动摇,西周统治者抛弃了陈旧的“天命”、“天罚”思想,转而强调“德”,把对法的审视由天上转向人间,从此,法文化关注的重心就由外在的天转向现实的人伦。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尽管在治国方式上存在着激烈争论,但他们对法的精神的探索始终是从社会现实和道德人伦着手的,带有明显的功用型、务实型特点。唯有道家能独树一帜,不从活生生的现实出发,而是从虚无飘渺的“自然”中来探索治国的方略。
  《老子》虚构出一个“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而判断是否“有道”的标准则在于是否合乎“自然”。它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老子》一反传统的以天为万物之                            源的观念,把天产生的根源归之于道,又把道产生的根源归之于自然,从而赋予自然之道以最高法则的意义。那么,什么是“道”?《老子》指出,万物生于“有”,而“有”生于“无”,“无”是一切事物的本源,所以“道”就是“无”。因此,在存自然之道的理想社会中,理想的法就是“无为”,现实社会讲究仁义,注重礼法,这些都是“失道”的表现,因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礼。”[2]现实的礼法是对“无为”的理想法的破坏。这样,《老子》就设定出理想社会与现实社会、理想法与现实法的二元对立,走上了法的形而上学之路。
  《老子》提出这种自然主义法律观,旨在借理想社会抨击现实社会,借理想法否定现实礼法,以曲折地表达道家所代表的隐士阶层对现实的不满,这是共识。然而,《老子》为什么没有遵循西周以来注重社会现实的文化传统,从现实中寻找否定礼法的依据,而是假“自然”之名行反对礼法之实?这与道家文化独特的生存空间有关。道家文化产生于楚国,楚国是春秋战国新兴的南方诸侯,它年轻而富有朝气,文化上较少传统压力。楚国文化还具有其祖先祝融后裔的传承和黄帝学术思想的遗风。且楚国地理环境独特,有滚滚长江和滔滔汉水,又有无数深山峻岭,处处充满着自然的诱惑。这铸就了道家思想洒脱、飘逸、崇尚自然的特点。
  二北京大学互联网法律中心
  毋庸置疑,儒家法律思想是中国法文化的主导,但道家法律思想尤其是《老子》的“法自然”观,也对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英国学者李约瑟曾就中国科技史说过:“中国如果没有道家,就像大树没有根一样。”[3]从法文化角度看,这话也并不言过其实。
  费正清教授认为,“中国人不把法律看作是社会生活中来自外界的、绝对的东西,不承认是什么通过神的启示而给予人类较高的法律,摩西的金牌律是神在山顶上授予他的,但孔子只是从日常生活中探究事理,而不求助于任何神灵,他并不宣称他的礼法获得什么超自然的认可。”[4]这句话如果单就孔子而言是对的,因为孔子“罕言天道”,他“只是一个实际的世界智者,在他那里思辩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5]但如就整个儒家法律思想甚至就整个传统法律文化而言,则是片面的,因为从西汉到宋明,正统法律思想深受《老子》的“法自然”观影响,“天意”、“天道”、“天理”成为凌驾于现实礼法之上的力量,并不缺乏形而上学思维。
  汉儒董仲舒为神化皇权,吸取了道家的自然主义思想和殷周天命神权思想,创造出天人感应学说,宣扬“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6],“王者承天意以从事”[7],君主的统治是“天意”的具体体现,君主秉承“天意”来行事,臣民必须服从。继而又从“天道”中引伸出“三纲”和“德主刑辅”,力图说明它们都符合“天意”。他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8]“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妇为阴。”[9]他把“阴阳”与“刑”、“德”联系起来,倡导德主刑辅,提出“王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以此见天之任德而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成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10]他还把“天之所以生”的春天与“仁者君之所以爱”相配,把“天之所以长”的夏天与“德者君之所以养”相配,把“天之所以杀”的秋冬与“刑,君之所以罚”相配,制造出一个“天地流通、往来相应”的自然与社会同构互应的理论。这样,现实的礼法制度就获得了外在的“天意”的支持,从而具有至上的权威。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以承认天、人各自的独立存在为前提的,其中的形而上学思维是显而易见的。
  宋代的朱熹在吸收道家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一个主宰自然和社会的最高精神本体——“理”。朱熹论“理”和《老子》论“道”无大殊异,如朱熹说:“理也者,刑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11]“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12]在他看来,“理”是先于万物而客观存在的,君主是“理”在人间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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