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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现代法学》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研究论纲
【副标题】 写在《现代法学》首任主编黎国智教授80寿辰之际
【英文标题】 The Research Outline of Chinese Marxism Legal Thoughts
【英文副标题】 For memory of Prof.Li—Guozhi’s 80th birthday as the first chief editor of MODERN IAW SCIENCE
【作者】 付子堂【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
【分类】 中国法律思想史
【中文关键词】 黎国智教授;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治精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转型
【英文关键词】 Prof.Li—Guozhi,Marxism legal thoughts,legal ideas of socialism,spirit of rule by law,Chinese characteristic processing,social transition
【文章编码】 1001—2397(2007)05—0003—13【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7年【期号】 5
【页码】 3
【摘要】

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应当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中国化。在国外,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研究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新台阶;在中国,通过多年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研究的铺垫,已经具备了更进一步研究的坚实基础。但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研究必须有独特的思路、完善的内容设计,并应该考虑到新世纪新阶段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英文摘要】

The academia should study the processing which contains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legal thoughts of Marxism for the purposes that prompting it and comprehending the legal ideas of socialism precisely.The Marxism legal thoughts have ascended a new stage while the studies in this quarter have already prepared the further and stable researching basis through the elementary studies of Marxism legal thoughts by several decades in China.However,researches in this niche ought to have its owe peculiar directions and consummate designed content about the studies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 processing of Marxism legal thoughts,and take account into the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at this studies may be confronted with in the 21st centur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81723    
  一、引论
  2004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正式转发《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意见》;4月27—28日,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召开,标志着这一工程的正式启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针对性,其着重点在于通过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解决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矛盾与问题,逐渐实现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也是当前学术研究的一个前沿课题。马克思主义具有非常丰富的法律思想,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诞生近160年来,在理论上、实践上都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但也经历了严重曲折。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乃是不断推进的历史进程。[1]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中国化也是如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包含于毛泽东思想中的法律观,无疑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第一篇章。
  自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肯定毛泽东思想的同时,又摒弃了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和理论,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伟大创新。邓小平对我国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等问题,作了大量的论述。邓小平理论法律观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完整而严密的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毋庸置疑,邓小平理论法律观既是他亲身感受的升华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又是对新中国民主与法制正反经验教训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
  正是在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为核心内容的邓小平理论法律观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确定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这是紧密结合时代发展的新形势,与时俱进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的又一项新的重大理论成果,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强大生命力。可以说,从“法制”到“法治”,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第三次伟大创新。
  在新世纪新阶段,加强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研究,是中国法治建设和制度创新理论的内在需求,有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开创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境界。中国新时代法治建设和制度创新中的许多问题,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都要从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求得基本原则和基本方向的指引。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问题在我国还是一个没有进行过全面、系统研究的问题,既有历史的教训需要总结,又有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需要面对,既关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地位和发展,又关系中国法治建设的前景与过程。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条件与机制、问题与对策,对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法治建设与制度创新,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发展和完善,都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研究动态评述
  (一)国外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研究状况
  在千年交替之际,西方媒体曾纷纷推出自己评选的千年风云人物。卡尔·马克思在多家西方媒体评选千年风云人物的活动中名列第一或第二。1999年,先是由英国剑桥大学文理学院教授们发起,就谁是人类纪元第二个千年的“千年第一学人”(亦有译为“千年第一思想家”,或“千年第一伟人”的)这一命题进行了校内的征询、推选。投票结果是马克思位居第一,而似乎早已被习惯公认第一的爱因斯坦却屈居第二。随后,英国BBC广播公司又以同一命题,在全球互联网上公开征询投票一个月。一个月下来,汇集全球投票的结果,仍然是马克思第一,爱因斯坦第二,牛顿和达尔文分列第三、四名。BBC发表评论指出:“尽管20世纪出现的一个又一个政权歪曲了马克思的本来理想,马克思作为一位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和革命者所取得的成果在今天仍然得到学术界的尊重。”[2]从互联网的分布和覆盖密度的实际情况来看,应该说,这次BBC网上投票结果,主要是反映了西方知识界、思想界精英层的评价和判断{1}。在路透社邀请34名来自各国政界、商界、艺术界和学术界专家名人进行的千年人物评选中,马克思仅以一分之差位于爱因斯坦之后,和“圣雄”甘地并列第二。[3]
  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很大冲击。但是,运动的低潮并不意味着理论研究的沉寂,相反更需要理论上反思,并催生着理论上的创新。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至今,在国外,特别是在法、德、美等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股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其中尤以一系列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大型国际会议特别引人注目。在这些学术会议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在巴黎召开的、由《当代马克思》杂志发起的国际性学术会议“国际马克思大会”。据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李其庆研究员介绍,从1995年以来,国际马克思大会每3年召开一次,已连续召开了4次{2}。
  1995年9月27日,为纪念恩格斯逝世100周年,世界马克思主义者在巴黎召开了首届国际马克思大会,主题为“马克思主义100年:回顾与探索”,参加者近500人。这次大会除了对百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行回顾和总结,对苏东国家“现实社会主义”的崩溃进行反思之外,集中主要力量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新特征,强调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批判资本主义的象征,而且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的工具至今仍然是有价值的。当时法国最有影响的两大报纸《人道报》和《解放报》的新闻标题分别为:“马克思引起了轰动”:“马克思没有死——这次成功的大会使我们得以测试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它集结了全世界的知识分子和广大的公众,证明马克思获得了新生”。
  1998年9月30日—10月3日,来自30多个国家的近500名学者参加了第二届“国际马克思大会”,大会共收到论文200余篇。大会召开了三次全体会议,议题分别为:剥削、排斥:今日社会阶级;新自由主义批判;取代资本主义的抉择。大会组织了76场小型研讨会和题为“21世纪”的专题研讨会,议题为全球化与新国际主义。讨论分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科学、社会学、法学、文化学和马克思主义研究8个学科进行。
  2001年9月26—30日,第三届巴黎国际马克思大会在法国巴黎第十大学举行。这次大会是由法国《当代马克思》杂志发起,并联系世界近百家马克思主义刊物、研究机构和大学联合召开的,主题是“资本与人类”。30多个国家的600余名学者参加了大会。大会分法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16个学科和专题,组织了120场小型研讨会,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多学科考察。大会的三次全体会议的议题分别为: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超越资本主义与人类。
  2004年9月28日—10月2日召开的第四届国际马克思大会主题为“帝国主义战争和社会战争”,来自世界各地的近千名专家学者参加了大会。会议分为社会学、法学、生态学、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哲学、政治学、社会主义、社会学等10个学科13个专题进行研讨,共举办了4次大会讨论,近百次专题讨论会。大会主题是在伊拉克战争发生后确定的。参加大会的学者从战争、国际法、依附理论、拉美新自由主义等不同方面,研究新帝国主义和战争,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及其发展阶段,探寻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及其发展前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以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大会还专门开设了中国改革论坛。
  国际马克思大会筹委会已发布公告,宣布第五届国际马克思大会将于2007年10月3—6日在巴黎召开。此次大会的主要议题是:替代全球主义(altermondialisme)、反资本主义(anticapitalisme)以及世界政治选择(cosmopolitique altetrnative)。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学方面,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卡尔·伦纳在1904年就在其发表的《私法制度及其社会功能》中,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法律理论;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代表人物还有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奥托·柯切恩海姆、哈贝马斯,法国结构主义者路易斯·阿尔都塞、尼科斯·普兰查斯等等{3}。而著名的纯粹法学的创始人凯尔森于1954年就写过一本名为《共产主义的法律理论》的著作[4];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美国兴起一股思潮——“批判法学运动”,其中之一就是“新马克思主义法学”。此外,英国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皇后大学法律系保罗·菲利普斯也曾写过一本专著《马克思恩格斯论法和法律》。[5]
  以上现象说明,凡是严肃的学者,无论是不赞同马克思主义也罢,还是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也好,都必须首先搞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都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一种理论学说加以认真研究。“凡是尊重客观事实的人,不论他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会承认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给予他的重要的影响。因为至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以他那卓越的、原创性的思想改变了我们阅读文本和阐释世界的方式。”{4}马克思主义经典法律学说的确有其可取之处,其实这也正是它的理论魅力之所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对人类社会已经发生并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事实;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还存在着剥削和压迫等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不管出现多么大的反复和曲折,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都永远不会消逝。
  (二)国内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研究状况
  在中国的法学教育中,“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研究”作为法学研究生的一门学位必修课程,至今已经有近30年的历史。来自北大法宝
  在这方面,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了不少论著,其中具有广泛影响者如:种明钊、万映忠编《(资本论)中关于法的论述》(西南政法学院1983年印刷)、中国法学会编《毛泽东思想法学理论论文选》(法律出版社1985年12月版)、《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法》(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公丕祥著《马克思的法哲学革命》(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李光灿和吕世伦主编《马克思恩格斯法律思想史》(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李龙主编《马克思主义法学著作导读》(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和《依法治国——邓小平法制思想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黎国智主编《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概要》(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马克思主义法学论著导读》和《马克思主义法学论著选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公丕祥著《马克思法哲学思想述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毛信庄著《(资本论)法律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王定国等编《谢觉哉论民主与法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徐显明著《人民立宪思想探源:毛泽东早期法律观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推出了一系列颇有分量的马克思学研究成果,对于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6]同时,法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研究又涌现出了一些新成果,具有代表性者包括:吕世伦主编的《列宁法律思想史》(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龚廷泰著《列宁法律思想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李光灿和吕世伦主编《马克思恩格斯法律思想史(修订版)》(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祝铭山、孙琬钟主编《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集》(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胡玉鸿著《司法公正的理论根基一经典作家的分析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4月版;李可著《马克思恩格斯环境法哲学初探》(法律出版社2006年8月版)以及即将出版的南京师范大学庞正博士著《历史唯物主义法学形成的理论脉象》{5},等等。
  不过,以团队形式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当首推西南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研究方向一直是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理论专业起步较早、学术积淀深厚的传统研究强项。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理论学科一直保持自己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特色与优势。从1979年开始,学校在全国率先开设“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研究”课程,法学前辈黎国智教授等启发和带领研究生探索和开拓了这个重要的法学新领域。先后有许多研究生都将马克思主义法学作为硕士论文选题[7]。突出者如本校首届研究生陈学明撰写的学位论文《马克思早期法哲学观及其法律思想初探》,于1983年即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随后,杜万华、李力、孙启福、刘想树、周伟、沈霞、付子堂、张永和等先后几届研究生的硕士学位论文,比较集中而全面地研究了由马克思到列宁的每一重要历史时期的法律思想。[8]1990年,黎国智教授主编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概要》;1992年,司法部“七五”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法学新探》完成出版;1993年的国家规划教材《马克思主义法学著作导读》也由黎国智教授任主编。
  尤其值得特别提出,作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研究理论体系的主要创建人黎国智教授,1927年9月13日生于广西玉林,青年时代投身中共地下党所领导的爱国学生运动,1949年7月在云南大学参加“民青”(民主青年同盟)和革命工作,曾任昆明市学联秘书长等职。1951年毕业于云南大学法律系,195 1年至1953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做研究生,是新中国第一批法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当教员。1953年底,调入西南政法学院,先后成为学校首批晋升的讲师、副教授、教授,创办了西南政法学院学报(后改为《法学季刊》、《现代法学》),担任主编长达12年,并长期作为法理专业研究生导师。黎老师先后当选为并长期担任中国法理学研究会干事,中国行为法学会常务理事、学术部主任,四川省马列主义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副会长;曾受聘任南开大学法学研究所、中国政法大学、广西大学、云南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南师范大学等校兼职研究员、教授。黎老师先后讲授法学理论、政治学等多门课程,积极倡导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经典的文本解读研究,是我国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研究的著名教授之一。1979年,他在我国率先开设《马列主义法学思想研究》课程,创建这门课程的基本理论体系,主编出版了第一部《马克思主义法学论著导读》教材(获司法部优秀教材二等奖)和《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概要》;受司法部委托负责编写《邓小平论民主与法制建设》、参与编写《学习邓小平论民主与法制建设讲话》,两本书发行约100万册。黎教授先后在重庆、成都、北京等10多个省市宣讲马克思主义经典法律观点、人权理论和邓小平的民主法治理论,深受听众欢迎。黎老师治学严谨,毕生笔耕不辍,探索创新。先后在内地和香港报刊发表文章150多篇,其中法学论文100多篇,包括:“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法制的根本指针——学习《邓小平文选》关于法制建设的光辉论述”(《法学季刊》1983年第4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宪政思想”(《法学杂志》1983年第6期);“理直气壮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现代法学》1990年第1期);“列宁人权思想探析”(《现代法学》1992年第3期);“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新贡献”(《现代法学》1994年第5期);“创新与超越:马克思主义法学在当代中国的命运”(《现代法学》1995年第6期),等等。离休以后,他仍然“呼吁民主,追求法治”。他最喜爱的格言是:“为绝大多数人谋最大的幸福”(马克思语)。中国法制报曾以“力耕不辍的孺子牛”为题介绍黎国智教授的动人事迹。
  1993年,西南政法大学申报成功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马克思主义法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分别研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的法思想与法实践。[9]
  上世纪90年代,我在黎国智老师的耳提面命之下,甘坐冷板凳,持之以恒地继续耕耘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研究这一并不被看好的学术领域,对我们原来编写的《马列主义法学论著一千篇目录和内容提要》书稿的体例结构进行重新调整,作了大量的修改、重写和增写。尤其是根据1990年代以来中译本最新版的经典著作和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补充了大量新的内容。经黎老师编审,于2000年主撰完成并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了40余万字的《法律意识形态的演进》一书。从而比较完整、系统地呈现了从马克思主义开始,经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法律学说,更具体、充实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一脉相承地演进的整个历程。1999—2002年,我在武汉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期间,合作导师李龙教授命我继续将“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的形成与发展研究”作为研究报告选题,经过认真而艰苦地研究,最后完成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研究》一书,后来此书经匿名评审被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和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遴选为国家级“研究生教学用书”,于2005年3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也可以说是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理论学科多年来师承相继,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研究领域凝聚而成的又一项成果。教育部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法学课题组首席专家张文显教授亲自为《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研究》一书作序,称赞本书“是迄今为止法学理论领域最为系统和全面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学术专著”。[10]
  在黎国智教授的长期指导下,西南政法大学法理学科已经收集到最新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及一大批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人文科学有关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研究的论文和著述;同时,还收集了国外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相关资料作为必要的参考。收集有关马克思主义经典法律学说研究的论文数以千计。[11]
  在国内,对属于宏观和中观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研究比较重视,如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就设了专栏转载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文章,几乎是全方位地加强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对属于微观层面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等问题的研究则冷清得多,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12]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研究散见于对其它问题的研究中,如在对马克思主义人权观、正义观、国家理论和自由思想的研究中。显然,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对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指导中国法制建设的研究就更不用说了,这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任务是很不相称的。
  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研究,过去多集中于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的本质及其权利义务问题的研究,这已经很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及其对中国法治建设的意义,特别是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权利与自由、公平与正义的思想探寻对人类制度建设具有指导价值的原则,并把这些原则与我国法制建设相结合,对当下的法治与和谐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学界对这些问题的重视是不够的,有加强研究的必要。
  2007年6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法学课题组主持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概论》教材提纲获得原则通过。该教材的编写,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做到三个“充分反映”: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充分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和基本经验,充分反映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法理学学科建设的最新研究成果,包括借鉴和吸收当今国际上一切反映现代文明治理和法制建设的有用成果与方法;强调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贯穿到法学研究工作中,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法学研究,努力形成五种“研究眼光”:学术的眼光、历史的眼光、世界的眼光、现实的眼光和发展的眼光,从而使法学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保持长期、旺盛的生命力,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做出贡献。
  2007年7月,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正式启动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深化研究”工作。在其中的21个专题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法律和法治思想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法律和法治思想在中国的发展研究”。这无疑有助于深化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中国化研究,并为推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指导。
  三、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研究的基本思路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重大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既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研究,又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成果研究。概言之,就内容而言,就是两个方面:过程和结果;而就方法论而言,也是两个方面:历史叙事和价值判断。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过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这一过程的结果。同样,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也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不同时期存在不同的时代主题、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成果,但也发生过挫折和失误,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加强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利于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更好地指导我国的法治建设与社会发展。
  新中国建立前革命时期的法律问题和法律思想研究。如何处理革命与法律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遇到的重要理论难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直接影响党在革命时期的法律实践,并对建国后的法制建设也有相当的影响。一方面,革命要求突破法律,要求在思想与行动上铲除一切旧法律的影响;另一方面,革命也需要有法制建设,要求建立新的法律制度。新的法律制度必须有新的理念和原则的指导,革命的法律制度需要有什么样的理念和原则?在革命年代如何处理法律与党的领导及行政权力的关系?如何使法律制度既适合战争的需要,又能方便人民生活,切实发挥社会调节作用?这些问题既是理论问题,又是实践问题。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应用于中国革命实际,形成了切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实践,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加强革命年代法律实践的研究,不但可以明晰法律与革命的关系,而且可以达成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的认识,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不能忽略的重要方面和内容。
  新中国建立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法律问题与法律思想研究。新中国建立前后,在建国问题上,党对法律如何认识和定位?这种认识和定位对我国法制建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法律是否发挥了作用?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在当时具备以法律手段建成社会主义的条件吗?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又如何定位法律的地位和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法律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是如何形成的?阶级性为什么成为主宰法律研究的主流?法律为什么会严重忽略人们的权利而与权力形成一体化结合?由于这一时期我国的法制建设遭受了严重的挫折,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重大失败,对社会发展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有必要总结其中的教训,认真研究毛泽东思想法学理论,重新认识和探索相关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指导下,结合中国实际,进一步全面认识法律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地位和作用,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法律问题与法律思想研究。作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决非民主社会主义,而是当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这种作用是通过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两大理论成果实现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和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法律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重要思想成果,他们对改革开放中的基本法律问题进行了战略性思考,提出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论。邓小平从历史的教训中认识到法律制度的极端重要性,把法制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改革开放中充分发挥了法律的作用;第三代领导集体则根据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思想,突出法律对权利的保护,极大地推进了法治国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因此,研究中共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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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蔡德诚.马克思:千年第一思想家(N).社会科学报,2002—07—11(1).果然是京城土著

{2}李其庆,季正矩.从国际马克思大会看西方左翼马克思主义研究(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6):46.

{3}吕世伦.现代西方法学流派(下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1001—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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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龚廷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新成果(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7(4):117—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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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G)//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4.

{9}孙正聿.提出和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评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若干哲学论文(J).中国社会科学,2007(2):56.

{10}李龙.人本法律观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4.

{11}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21.

{12}石泰峰,张恒山.论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J).中国社会科学,2003(1):13.

{13}程恩富.应提供更多更好的学术创新和政策性建议——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程恩富接受五国记者采访(N).社会科学报,2006—03—09(1).

{14}张文显.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理论、方法和前沿(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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