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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管仲法治思想初探
【作者】 秦炘【分类】 中国法律思想史
【期刊年份】 1983年【期号】 12
【页码】 42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5927    
  管仲是春秋时代杰出的政治家、法学家。他早年贫困,后经鲍叔牙推荐,被齐桓公任命为相,历时四十多年,辅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国一跃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管仲在齐国实行“以法治国”的方针。《管子》一书说:“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后来,管仲被战国法家视为自己的先驱者,其法律思想对后世影响颇大。本文打算就管仲法治思想中关于制定法律、实施法律和完成以法治国的社会条件三个方面,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
  以法治国,当然必须以有法为前提。管仲确立君主专制的政体后,在制定法律方面,首先特别强调君主制法必须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他在《任法篇》中说:“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一也。”管仲认为君主生法,也并非凭其一己之私心,可以任意立法,而是要受到客观规律的制约。《七法篇》说:“根天地之气,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虽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尝变也,谓之则。”管仲这里所说的“则”,是指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管仲作为新兴势力的政治家,由于关心农业生产,因而能够站在朴素唯物主义立场上,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自然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具有客观性,所以君主制法也不能违背客观规律,必须反映并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如果不符合客观规律,即使制定了法律,也是不能达到立法者的预期目的的。“不明于则而欲出号令,犹立朝夕于运钧之上,檐竿而欲定其末”《七法篇》。管仲强调君主制法必须根据客观规律的要求加以表达,而不是任意创造的,这是管仲立法思想上朴素唯物主义倾向的一个突出表现。
  为了有效地制定法律而不致紊乱,管仲还提出了一系列立法原则。归纳起来,大致表现在五个方面:其一,法的统一性。“数出重法而不克其罪,则奸不能止。故法不烦,而吏不劳,民无犯禁,百姓无怨于上”《七臣七主篇》意思是实现法的统一性,必须避免重复制定繁杂的法律,否则不能有效地制胜犯罪。其二,法的适时性。管仲说:“法者不可恒也”。并认为“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设赏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轻有重,迹形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随时而变,因俗而动”《正世篇》。究竟什么时候行厚赏,什么时候立严禁,管仲说:“夫民躁而行僻,则赏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说到底,无非是依阶级斗争的形势定轻重。当然,审时度势地制定法律,决不意味着法律可以朝令夕改。所以,其三,管仲又提出法的稳定性。“上无固植,下有疑心,国无常经,民力必竭数也”。所谓“常经”,指的就是法律。如果刚刚制定的法律,马上就加以修改,“则庆赏虽重,民不劝也,杀戮虽繁,民不畏也”。管仲在这里强调法的稳定性,目的在于取信于民,并不是说法律可以一成不变。这和上述“法者不可恒也”是辩证地统一的。其四,法的平等性。管仲说:“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不为亲戚故贵易其法”。这是根据令顺民心、民为君用的政治需要提出来的,客观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实际上古代法律所谓立法上的平等性,只是对统治阶级内部而言,对被统治阶级,立法本身就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根本没有什么平等可说。其五,法的权威性。在管仲看来,法律一经制定公布于众,应具有极大的权威性,不行令者死而无赦,唯令是从。甚至认为法令既出,群臣百姓都不得加以议论。这种认识出于君主主义思想,有其专擅的一面,但在客观上有利于当时法的统一和遵行。
  管仲认为,上述原则都是君主立法时必须遵循的。
  二
  管仲在实施法律方面,有几点是值得重视的。
  首先,法律实施的准备。法律实施之前,应开导人民,使人民知法而守之,不教而诛,为管仲所不取。《权修篇》说:“审度量以闲之,乡置师以说道之,然后申之宪令,劝之庆赏,振之以刑罚。”这样做,杀戮虽重,百姓也会“皆悦为善”。不但如此,管仲还认为徒有开导,犹不足取信于民,开导应与先服相结合,明君应该“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因为上不行,民不从,所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开导与先服是法律实施的心理准备,法律效力是从法律条文公布开始的,“令未布而民或为之,而赏从之,则是上妄予也。令未布而罚及之,则是上妄诛也”。可见,管仲把公布法律看作是实施法律首先要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步骤,而且,认为只有根据公布的法律才能予以赏罚。西方资产阶级于十七—十八世纪作为反对封建专制而提出“法无明文不为罪”的口号,管仲则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先置法后赏罚的思想,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其次,实施法律的态度。管仲特别强调无私,认为行法之难莫过于私,害法之甚亦莫过于私,“私者乱天下者也”。实施法律的过程中,所以产生徇私枉法的现象,管仲指出不外乎五种情况:其一离法而听贵臣,所谓贵而威之,其二富人用金玉事主,所谓富而亲之,其三贱人以卑敬悲色告诉其主,所谓贱而事之;其四近者以亲而求其主,所谓近而亲之,其五美者以巧言令色请其主,所谓美而淫之。象这样离法而听之,法律就根本无法实施。曲法徇私多在贵近之臣,臣民之私又都乘君主有私而得逞,所以明君治法,首先必须去私。管仲明确提出:“天不为一物枉其时,明君圣人亦不为一人枉其法”,这对于坐极至尊的独裁者君主来说,当然是难以做到的。但是,管仲能够针对当时统治阶级徇私枉法的时弊,提出治法去私的思想,无疑是远见卓识。
  再次,法律实施的动力。就法律本身的作用而言,能够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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