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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环境资源法论丛》
日本法上的环境责任
【作者】 〔日〕森岛昭夫【作者单位】 日本地球环境战略机关
【分类】 环境保护法【中文关键词】 民事责任;行政责任;补偿制度
【期刊年份】 2004年【期号】 1(第4卷)
【页码】 247
【摘要】

环境污染具有地域广、损失大、持续时间长,而且危害结果呈并发性的特点。因此,尽管法院做了努力,对传统过错概念予以扩大和修改,并将严格责任引入污染所导致的人身损害赔偿,但是民事责任作为将环境损害成本内部化的机制是不充分的。所以,行政责任包括行政补偿制度和企业分担预防公害损害项目费用制度是日本法上的环境责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43911    
  环境污染一般由多个污染源引起,并对被污染地区的许多人造成损害。污染后果通常是经过了长时间的累积,并且会对周围的环境产生长期危害。在讨论环境污染责任时,我们必须考虑环境污染的这些特性。
  在本文中,作者在三种不同的含义上使用了环境责任这一概念:环境污染者基于损害赔偿的侵权法规则而承担的民事责任;为了补偿受害者对致污者通过行政机制征收费用而产生的行政责任;以及从事与污染相关活动的行为人承担恢复被污染地区环境费用的行政责任。
  第一种责任是一般意义上的民事责任,通过向法庭提起民事诉讼进行追究。第二种责任与其说是民事的不如说是行政的,它通过立法中的行政补偿制度来实现。第三种责任也是基于补偿目的的以特别法为依据的行政责任。
  一、民事责任
  (一)环境责任和《日本民法典》
  和其他国家一样,在日本,基本的侵权责任是过失或者过错责任。《日本民法典》第709条规定,故意或过失侵害他人权利的人应负因此而产生损害的赔偿责任。为使不法行为人承担责任,受害人必须证明其遭受了损害,加害人存在过失,以及该过失和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第719条对共同侵权行为做了规定,即因数人共同实施侵权行为加害他人时,各加害人负连带赔偿责任。同时,在两人以上同时实施侵权行为且不知何人为加害人时,所有加害人承担共同责任和单独责任。
  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有了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工业污染包括空气和水污染。这些污染的受害者向法院提起了许多侵权诉讼,请求对其人身损害给予赔偿。为了获得赔偿,他们通常借助于《日本民法典》中的过失规则。在侵权诉讼中,原告必须证明被告一方有过失,以及因果关系和损害结果,如果需要,还有共同侵权行为。在环境诉讼中这些要求很难实现。
  然而,法院已经试图对传统过错概念予以扩大和修改,以降低、减轻受害者的这种负担。20世纪70年代早期,四大公害诉讼(即两次水俣病的汞中毒案,骨痛病案和四日市大气污染案)的判决均认为污染者应当承担责任。
  在这些诉讼案例的影响下,政府提议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在大气污染和水污染人身损害案中引入严格责任。1972年,这两部法律的修改方案获得通过,规定自修正案实施之日起,因污染物排放造成的人身损害适用严格责任。
  (二)四大公害诉讼
  1956年早期,日本水俣市一个女孩患了严重的神经紊乱症,在她之后很多患有同样症状的病人在这个地区被发现,而一个大型的氮肥公司就坐落在这个小城。一直以来,该公司否认从其排放出来的有机汞致病的事实。于是在1969年,138名受害人对该公司提起侵权诉讼,声称由于被告公司排放到水俣湾的汞在该水湾的鱼体内聚集,他们在食用这些受污染的鱼后遭受了神经系统损害。
  水俣市出现大量类似的病人后,新泻县的阿贺野川流域也发现了类似疾病。1967年,77名汞中毒受害者和他们的亲属针对位于阿贺野川流域的化学公司昭和电工向法院提起侵权诉讼,声称被告公司排放的汞对原告造成了损害。
  三井金属矿业公司长期以来对位于神通川上游的一个重金属矿进行开采,并将含镉的采矿污水排入河中。而位于下游地区从事大米和其他农作物耕作、养殖鱼类的农民,由于饮用河水而遭受了严重的疼痛疾病。1971年受害者针对该公司向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诉讼,声称从被告公司排放的镉使他们患上骨头疼痛的骨痛病(也称为痛痛病)。该案的判决适用了《矿业法》第109条,即矿产开采人承担严格责任的规定。
  四日市地区大气污染案对政府的发展政策产生的影响最大。20世纪60年代早期随着日本政府将能源由煤转向石油,许多石油提炼公司和化工厂在太平洋海岸得以建起。四日市的企业就位于伊市海湾附近。政府将一个前海军燃料储藏院卖给了三菱集团来建立一个石油工厂。这个工厂于1960年开始运作后,很快在邻近地区频繁地出现呼吸系统疾病患者。1967年患呼吸系统疾病的九名受害人针对六家公司(一个石油提炼厂,一个发电厂和四个化工厂)向法院提起诉讼,声称这六家公司排放的含有硫氧化物的烟雾共同造成了他们的人身损害。由于本案中存在多个污染源,所以原告在该案中依据的是共同侵权责任规则。
  (三)环境民事责任的扩张
  四大公害诉讼的法院判决对《民法典》第709条,第719条的解释提出了挑战,加重了污染者的民事责任。
  第一,法院对过失概念做了扩张解释。可以说,法院借用过失规则将严格责任运用到这些案件中。过失就是对避免可预见的风险的注意义务的违反。熊本县地方法院在水俣病的判决(1973年3月20日)中认为,由于氮肥公司从事的是有害化学工业,知道这种工业可能产生危险的副产品,那么依据最严格的注意义务,该公司应该进行所有必要的调查以确保产品的安全。换句话而言,该化学公司应该预见到任何风险,所以,如果该公司未采取所有必要的预防措施,就存在过失。
  新泻县地方法院在新泻水俣病判决(1971年9月20日)中也认为,在采用了最先进的预防技术的情况下,如果仍然存在对人类健康造成损害的可预见风险,化工厂必须限制甚至是停止生产,以避免对居民生命和身体造成损害的风险,因为没有理由为了保护产业利益而牺牲人的健康。四日市法院在四日大气污染案的判决(1972年7月24日)中认为,被告必须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预防技术。
  由于上述判决将过失概念作了如此大的扩张,致使过失规则实质上已经类似于严格责任规则。
  第二,法院减轻了原告在因果关系上的举证责任。污染造成的疾病症状通常在长时间暴露于带有污染物质的空气和水中后才出现。除此之外,由于一些污染造成的疾病如气喘病和支气管炎并没有显著的特征,不可能仅从症状识别疾病的真正原因。为了证明污染和原告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需要借助高科技和医学知识。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作为原告的受害者证明因果关系的责任就极其繁重。
  日本的民事诉讼法中未规定发现程序来迫使另一方披露证据。所以,在处理污染案件时,法院只能通过对证据规则进行特别解释来减轻受害者的举证责任。新泻水俣病的判决认为,如果要求污染受害者用自然科学上的精确性来证明因果关系,就等于封闭对受害者的救济途径。如果受害者可以在没有相反科学证据的情况下用间接证据证明因果关系,就可以认为达到了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的证明要求。
  必须说明的是,在证明因果关系时,疫病学方法和统计学方法在上述案件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富山地方法院在骨痛病判决中(1971年6月30日,后在1972年8月9日得到名古屋高等法院金泽地方分院肯定)认为,在污染案件中,如果不能用临床的和病理学上的数据来证明因果关系,就可以用流行病方法证明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四日市大气污染案的判决就是适用疫病学方法证明法律因果关系的典型案例。该判决引用了下面四个规则来认定疫病学上的因果关系:(1)A必须发生在B前;(2)当A增加,B也增加(剂量和结果的关系);(3)当A终止,B也终止;(4)在动物身上进行这个实验和从(1)到(3)得出的结论一致。四日市出现的呼吸系统疾病在工厂全部开工后很快发现,符合规则(1)。随着从工厂排放的SO2的增加,该市患呼吸系统疾病的病人的数量也在增加。一旦SO2的浓度增高,就会有更多的病人去诊所求诊,符合规则(2)。病人搬出四日市后,病情就能得到改善。将四日市与其他地区进行比较,可以得出病人数量与SQ浓度间存在统计数字关系,符合规则(3)。
  疫病学的目的就是要确定在人群中产生流行病的病因。然而谈到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就必须认定对于个体的因果关系。尤其是,当一种疾病的症状并不特别时(如气喘病),疫病学的结论就不能直接地运用于个人,个体的病因可能不同于群体。那么,如何使用疫病学的结论来认定个人的病因?四日市地方法院的判决认为,由于群体中每一个成员都平等地负有污染物质的证明责任,所以有理由推断群体的病因就是该群体中个人的病因,除非个人有其他明显的病因存在。
  通过这些污染案件,法院减轻了受害者在因果关系上的举证责任。之后最高法院在一起医疗事故案件中肯定了下级法院关于举证责任的做法(1975年10月24日)。
  第三,在四日市案件中,共同侵权规则第一次在污染案件中得到了适用。作为被告的几家公司(除了石原,一家化学公司外)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开始经营。所有这些被告公司都位于同一块被称为第一联合体(石油厂建筑群)的小片区域内。三家三菱公司在经济、人事上存在紧密联系,并且厂与厂之间也存在合作关系。然而每家公司又是彼此独立经营。对原告而言,了解从每一个被告公司排放的污染物质的数量很困难,更不用说从每一个被告到达原告的污染物质数量,原告声称,由于被告共同排放了污染物,依据《民法典》第719条,他们应该对原告遭受的损害承担连带和单独的责任。为了适用第719条,被告的行为必须具有“共同性”。根据以前的法院判决,第719条的适用不要求有主观故意,客观的联系就足以成立共同侵权行为。
  四日市法院将第719条适用于同一地区的几家公司,认为它们负有连带的和单独的责任。法院认为,这些公司将厂址建在同一个地区,并且几乎在同一时间开始经营,所有这些均表明了被告间至少存在微弱的客观联系,而三家三菱公司因为在经济、人事和运作上存在亲密关系,所以它们之间存在明显的客观联系。法院判决,存在微弱联系的每一个被告对损害的总额负有责任,除非一个被告能够证明属于他的责任。存在明显联系的被告必须连带支付所有的损害赔偿费用,而不论其单独造成了多大损害。
  共同侵权规则广泛地运用于工业污染案中,使得污染受害者更容易从共同排放污染物的众多工厂那里获得赔偿。
  第四,在这些污染案件中,损失计算的方法发生了变化。普通案件的损失计算方法是把所有的包括医疗费、住院期间的收入、未来收入、病痛和疾苦等损失相加。
  然而,污染案件的损失计算比交通案件困难。在大多数污染案件中,受害者是农民或渔民,他们的收入通常较低且不确定。并且疾病的症状通常经过很长时间才表现出来。这些因素使得污染损害的计算比一起交通事故案件的损失计算更困难。此外,如果法院花大量的时间计算每一受害者的损失数额,提起的诉案数量会大增而造成诉讼程序的拖延。
  考虑到损失估算的这些困难,在水俣病案件中,熊本县地方法院允许所有原告就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一起进行集体性的计算,并根据“有病痛就有损害”的原则获得赔偿,而无需将每一项损害分别相加。原告的赔偿额仅仅随损伤的程度变化。这种称为“综合的方法”的计算方式在审理集团诉讼案件中已经得到采用。
  (四)四大公害诉讼后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早期四大公害诉讼的判决不仅对侵权法而且对污染预防法和立法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前面提到的,适用于大气污染和水污染造成的人身损害的严格责任在1972年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的修正案中被引入。四日市大气污染案的判决导致《1973年公害健康被害补偿法》的制定和同年的《工厂选址法》的修订。前法将在第三部分予以详细阐述,后法的修正案要求工厂在选址前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在社会民众反对污染的情绪日益高涨的压力下,日本加强了与大气、水和其他污染相关的法律规定的制定。
  对这些早期的重大污染案件,受害者只能向法院请求损害赔偿的救济。依据现存的侵权法其是否能够胜诉,只有法院判决后才能知晓。在了解了法院处理这类案件的态度后,受害者开始在后续诉讼中向法院请求禁令救济。大阪国际机场案(最高法院,1981年12月16日判决)和东海道新高速公路案(名古屋高级法院,1985年4月12日判决),受害者提出了禁令和损害赔偿的救济请求。就损害赔偿而言,这两个案件中的法院和四大公害诉讼的法院做法一致。然而(除了大阪诉讼案),东海道新高速公路案法院驳回了禁令救济的请求,因为他们担心对公共交通颁布禁令会损害公众利益。大阪案件中最高法院的多数也认为,颁布禁令会侵犯交通部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在随后的污染案件中,法院几乎没有采纳禁令救济。
  千叶川铁公害诉讼中法院(千叶法院,1988年11月17日判决)驳回了原告的禁令请求,但给予了原告损害赔偿救济。法院认为,在原告承担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时,以下事实可以用来判断因果关系,例如呼吸系统疾病的临床特征、当地的疫病学研究、环境政策、有关周围环境标准的法律规定、污染受害者获得行政赔偿救济的法律制度等。判决书还写道,只要通过上述事实可以得出疾病和污染之间存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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