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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以人为本”的法哲学解读
【英文标题】 A Legal——philosophical Reading of Make Human as Standard
【作者】 徐亚文【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法学院
【分类】 法哲学
【中文关键词】 以人为本 哲学语境 法律价值 现实选择
【期刊年份】 2004年【期号】 4
【页码】 46
【摘要】 作者在比较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以人为本”和西方哲学中的“人文主义”的差异的基础上,探讨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对中国法哲学的影响,提出入应当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首要前提、根本依据和最终归宿。
【英文摘要】 On the basis of comparison between influences exerted by the“Human—based Theory”of China traditional political philosophy on Chinese legal philosophy and that by humanitarianism in the western philosophy on western jurisprudence,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impact that the human—based development view has made on the change of China legal philosophy and proclaims that the human being should be the principal premise,the fundamental criteria and ultimate destiny of socialistic democratic and legal construc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25    
  
  解读“以人为本”的法哲学意义的现实价值就在于:自从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号召全党“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以后,“以人为本”就成为指导中国社会全面改革和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则,法治建设也不例外。但另一方面,作为社会观的基本用语,“以人为本”一词具有历史性、不确定性和开放性,哲学家、政治家、法学家们和社会公众都是在新的语境中重读历史文本,为己所用,这又极易使“以人为本”一词被不分时间、地点地套用,沦为一种简单、时髦的口号。从法哲学的角度解读“以人为本”,就在于试图廓清不同语境下的“以人为本”的特定含义,确立科学的法律观,推动法制改革和法治实践。
  一、中国传统政治法律哲学中的“以人为本”
  (一)“以人为本”的历史意蕴
  “以人为本”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发展的主线之一,主要体现为“民本论”,是与“君本论”相对应的政治主张。从维护君主的利益出发,古代哲人意识到民是社会财富的根本来源、王朝兴衰的决定力量。商周时期萌芽的“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1]的思想是中国民本论的最初表达,而管子的“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既是民本的精义,也是“以人为本”的语源。[2]荀子借《左传》的舟水之喻使民本观念广为流传:“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3]孟子集民本论之大成,对“以人为本”作了全面阐发。其一,“民贵”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4]其二,“民宝”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5]其三,“民心”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6]其四,“爱民”说。针对“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的情况,他提出“省刑罚,薄税敛”[7],“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8]其五,“恤民”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己,及陷入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9]其六,“重民”说。“民事不可缓也。”[10]
  (二)“以人为本”的法哲学价值
  总体而言,一方面,民本论具有的无神论的特点使中国古代司法重人轻神,神明裁判很早就退出了司法领域。但人们把精神寄托在世俗权威上的结果又使得君主崇拜盛行。孔子说:“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子之司也。”[11]慎到说:“多贤不可多君,无贤不可无君。”[12]韩非子更露骨地宣称:“明主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13]这种在承认君主专制的前提下去爱民、重民、恤民的治国主张,实际上是“以君为本”的开明统治策略。正如同马克思所说:“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14]在精神世界,人权异化为神权;在现实世界,人权异化为特权。中国法哲学中的民本论从群体、伦理意义强调人的属性,将人的本质视为伦理关系的总和,为中国法律打上了浓厚的伦理化烙印:纲常既是伦理,也是法律要求;儒家法是伦理法,充满等级秩序。从根本意义上说,人伦意义上的人是难有个体性存在的,对个人的生活需求、物质利益和各种欲求的否定和压抑必然导致权利意识的缺乏。对此,陈独秀从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的角度予以了批判:“一日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一日窒碍个人意识之自由;一日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一日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15]而宋元明清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理学”融儒、法、道、佛为一体,其核心“存天理、灭人欲”更是将中国古代法中仅有的一点民本精神也消除殆尽。
  但另一方面,民本论包含了对社会结构、社会动力、政治制度、行政措施等方面的论说,从民本论出发,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往往强调治国为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16]从主观上爱民、重民,在政治上安民、救民,于经济上利民、富民,在道德上教民、导民,于法律上慎杀、恤刑。中国古代历次“变法”、“新政”措施,一是从正面利民、富民,如发展生产,节约用度,减轻赋役,二是从侧面减少害民因素,如整顿吏治,减轻刑罚,裁汰冗员。这些作法不同程度地带来了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繁荣,在近代以前的世界范围内,堪称是仁慈的、人道的。而那些孤臣孽子、亡国遗民如顾炎武、唐甄、王夫之、黄宗羲等人从《吕氏春秋》中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的民本思想中引申出民权观念,在治世成为制约君权的舆论,在乱世成为政治革命、改朝换代的理论根据。民本论在客观上限制了王权,保护了民众的部分利益,哺育了一批关心民瘼、忧国忧民的政治家、思想家,舒缓了社会矛盾,带来了社会的部分进步。
  二、西方法哲学思潮中的“人文主义"
  (一)“人文主义”的历史意蕴
  “人文主义”的英文为humanism,来自拉丁文的Humanitas,最早出现在古罗马西塞罗和格利乌斯的著作中,意思是指“人性”、“人情”、“万物之灵”,也指一种能促使个人的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的教育制度。我国学界又译为“人文思想”、“人本主义”、“人文传统”、“人文精神”、“人道主义”等,但对其确切所指,国内外学者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人文主义是西方思想看待人和宇宙的三种模式之一,萌芽于古代希腊,形成于文艺复兴时期。[17]以人类为宇宙的中心,把人看作是自然界进化的目的和自然界中最高贵的东西,按人类价值观来考察宇宙中的所有事物,积极鼓吹人具有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力,这是人文主义的基本特征。古希腊的智者学派普罗泰哥拉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物存在的尺度,也是非存在物存在的尺度”即表达了最早的人类中心思想,而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则是对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现代阐释。将人视为社会、国家存在的根本目的和意义,探究人生的意义,又衍生出许多不同的人文主义观念。如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培根、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人文主义,强调科学的作用,突出人类智慧、人的能动创造性和主体地位,积极倡导人类的自由;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生物学人文主义,提出了合理的利己主义的道德学说、国家观和唯心的社会历史观,强调人在生物学意义上对自然界、他人和社会的依赖;以叔本华、尼采、柏格森、萨特、弗洛伊德为代表的非理性的人文主义,把人提到哲学的中心地位,对人的非理性因素作了揭示,强调人与生存环境的矛盾等。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以但丁、彼特拉克、瓦拉、埃拉斯谟、薄伽丘、拉伯雷为代表的世俗人文主义以摆脱宗教桎梏,张扬人的个性为己任,用人性否定神性,用人权反对神权,用理性反对蒙昧,突出人的世俗幸福和个人自由。这种人文主义代表了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最普遍、最基本的文化理想,强调人的尊贵,认为人在上帝的所有创造物中是仅仅次于天使的卓越之辈,对人类的高贵、价值和发展前景持有坚定的信念。[18]
  人文主义与西方的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和实用主义相结合,构成了西方工业社会的基本精神。个人主义在西方是一个褒义或至少是中性的概念,在政治、法律、伦理领域强调个人创造性的发挥,表达的是一种个人得其所应得、并由此达致公共福利最大化的理念,并不否定国家、集体、公共利益。理性主义批判宗教教条和盲目迷信,注重具体事实和科学实验。它确信存在客观真理且可以通过经验来认识,从而使上帝成为虚幻,使人成为社会实践的主体。实用主义强调尘世生活和实际利益,认为人是社会有机体发展和进化过程的重要推动者,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终主体。用人文主义解释一切、评价一切、规范一切的结果,就是建立了一个以理性为中心、以科学为基础的权力与知识的体系,确立了人的崇高地位。人是目的而绝非手段的伦理精神和道德理念被西方哲人奉为现代人类文明的基本标志,自由思想和权利学说成为近代政治法律文化的正统和主流。离开“人”,现代权利思想大厦的构筑就失去了根基;离开“人”,对国家权力正当性的追问就毫无意义。
  (二)“人本主义”的法哲学价值
  西方近现代法学产生于权利张扬的15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以注释法学和人文主义法学的兴起为其先导,以各种价值论法学的衍生为其主流,并具体表现为私法体系的完善和宪政体制的建立。
  13—14世纪的欧洲注释法学使法律学说与哲学、神学脱离,重新唤起了人们对法律和法学的兴趣,带来了罗马法的复兴。16世纪中叶,人文主义法学的代表人物阿尔恰托斯、居亚斯等人用评注取代了简单注释,对古罗马法中的思想和精神予以发掘,并把它们上升为一种普遍的政治和法律原则。他们从人文主义出发,将法律从神那里解脱出来,使人成为法律的主体;重视法律中的公平、正义和理性,强调个人的平等、自由和权利以及法律中的人性因素;指出法不是植根于自然和神,而是植根于人类理性,带有强烈的反对封建专制的色彩。人文主义法学在罗马法和近代资产阶级法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并使人文主义成为近现代法律精神的滥觞和法律不断改革的强大动因。如果说在古希腊,自然理性引领法律发展;在中世纪,神学理性定于一尊;那么在近代,人类理性就是衡量一切事务的唯一尺度。人类理性  被用来解释宗教、法律、社会和世界,人们坚信人类理性的能力,强烈地渴求法律的进步和发展,法律价值的内涵由此发生了深刻变化。17、18世纪的古典自然法学派更是在“人类理性”的名义下,创造出了人权、人民主权、法治、宪政等这些如今我们耳熟能详的法律语言,全面发展了社会契约论、天赋人权说和法治理论,并最终创造出了人权宣言、独立宣言和宪法。人文主义对西方近现代法学的不言而喻的贡献就在于:
  1.为人权学说奠定了伦理基础。在古代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理念中,人权被看作是自然正义下公平、公正或法的同义语。但古希腊、古罗马思想家对人权的贡献不在于概念,而在于思想基因——人本自由说。“本性自由说包括四个互相联系的方面,一是人在本性上是利己的、自私的;二是人在本性上是有尊严的;三是人在本性上是有理性的,能自我决定和选择;四是人在本性上是能够并应该抵抗一切侵辱的。”[19]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从历史中发掘出人权这一概念,并将人、人性、人的尊严作为人权的道义前提,使人权成为人文主义的衍生物,对启蒙思想家的人权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罗伯逊在《世界上的人权》中所写的:“当我们考虑我们所信奉的人权哲学根基时,似乎十分清楚,其主流来自于西欧的自由民主传统——希腊哲学、罗马法、犹太——基督教传统、宗教改革和理性主义时期的人文主义等。”[20]人权首先是一种道德权利,它的本源是人的道德心、同类感,是人对人的爱心和恻隐之心。弗里德曼说:“人权的根基不在任何实证法之中,也不在公共权威之中,而在‘人类良知’和‘道德律’中,这也就是自然法。”[21]首次提出“天赋人权说”的格劳秀斯也就是从道德性质出发来阐述权利实质的,斯宾诺莎则指出每一个人都有天赋的自由权利。在启蒙时代,“人权精神就是一种人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对立关系中先行承认个人、并视个人为首要的道德良知和道德价值判断主体的精神。人权精神的这种理解含有两重含义:第一,个人是一个完整自足的道德主体;第二,个人是道德价值选择的最终裁判者。”[22]西方启蒙思想家的人权理论为人权的起源作了最具有说服力的道德论证,并使之成为指导人权立法、人权实践的根本依据。人权的要求一经提出,就有了普遍的、超越个别国界的性质。在二战以后,《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将全体人类作为权利主体,表达了人类道德要求的新发展。当然,人权作为一种道德权利缺乏明确性和实现机制,人权理念发展到现代主要着眼于从制度上确立权利的边界,设计防范公权力侵犯人权的机制。
  2.为民主思想提供了合法依据。毫无疑义,民主观念渊源于古希腊城邦雅典,但当时,根深蒂固的狭隘城邦观念将人置于国家的阴影之下。例如,赫拉克里特的“为城邦而战斗”、柏拉图的“个人是缩小了的国家,国家是人的扩大”、亚里士多德的“人是理性的动物,也是政治的动物”等都体现了这种意识。在中世纪神权时代,尽管阿奎那提出保全人的生命、维持人的各种本能和维持社会生活秩序的自然法精神与自然的倾向和上帝的意愿一致,借此肯定了人的独立存在,但阿奎那的人文思想又仅限于此。发端于15—16世纪的西方近代国家主义[23]将人附属于国家的地位进一步理论化。博丹在《国家六论》中强调主权是不受法律限制的对公民和臣民统治的最高权力,而主权的所有者是君主。有“近代自然法之父”荣誉的格劳秀斯在承认政府产生于社会契约的前提下,主张人把权利让渡给君主之后,应该永远服从君主。霍布斯更是主张君主主权和权力至上,而法律就如同一条锁链,一端拴在君主的嘴唇上,一端拴在臣民的耳朵上。黑格尔将国家主义与神秘主义结合起来,用君主主权反对人民主权。他宣称,国家是行进在地面上的神,国家存在本身就是目的。19世纪德国的尼采提出“权力意志论”,将国家主义推到极端。与他同一时代的政治家特赖奇克更是认为,一切社会团体和个人都必须绝对服从国家,为了国家牺牲个人是每个公民的天职。这种极端的国家主义被19世纪末的新黑格尔主义继承之后成为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基础,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场浩劫。
  近现代民主思想的基石是人民主权理论而非国家主义。人民主权思想肇始于法国大革命的旗手卢梭。卢梭批判地汲取了古典国家主义和洛克的自由主义的合理成分,从维护人的自由的立场出发,构筑了以“公意,,为基础的人民主权学说。他宣称,“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所不在枷锁之中”。[24]为了摆脱不平等的制度对人造成的奴役,除去暴君,他设想由社会契约而不是强力或强制服从来赋予政治体以超乎于各成员之上的绝对权力,这个权力在受“公意”指导时,就获得了“主权”这个名称。而国家的主权应该永远属于人民,人民的主权不可转让、不可分割、至高无上和神圣不可侵犯。换言之,法律源于所有的人、论及所有的人和在所有的人之间建立自由和平等。“强力并不构成权利,而人们只是对合法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25]政治权力只能建立在人民自愿约定的基础上,才能获得合法的统治。合法统治的最终目的是人的自由。
  马克思对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评价就是,一方面,它的建立较之古代和中世纪是一个进步。在现代国家,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使人民有了更多的自由,民主制度在形式上使人成为了国家制度的原则和法律的根本目的,“在民主制中不是人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在这里,人的存在就是法律,而在国家制度的其他形式中,人却是法律规定的存在。”[26]人民主权成为国家的政治基础,人民的普遍利益多大程度上在国家形式中得到反映,这种国家形式就具有多大程度的合理性,民主构成了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依据。但另一方面,“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人权”,[27]这些国家在实质上只是少数富人的天堂。而“真正的国家”应以人民的普遍事务为自己的事务,在这种民主制度中,每一个环节都是全体民众的现实的环节;国家制度也日益趋向于自己的现实的基础、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民、并确定为人民自己的事情。人应该是国家制度的最终归宿。
  3.为法治理论设计了立论前提。西方法治思想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在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者并没有建构新的法治理论,而是通过复兴古罗马法,积极宣扬法律和法学的重要价值,展现法治的魅力。人文主义法学家把蕴涵在古代罗马法中的自然法思想系统表述出来,重申法律的正义、理性和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要求,并通过对人的关怀,促使了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神学自然法理念的衰微和人文主义的法治理念的萌发。
  近代法治思想形成的标志是启蒙时代以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为代表的、以自由、人权、平等、民主为核心的法治理念。启蒙运动高举人类理性的旗帜,以社会契约论为学说范式,通过对人性、人类平等的逻辑假设,在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下发展出了近、现代法治理论。[28]循着这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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