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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宪法解释主体论
【英文标题】 On the Subject of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作者】 范进学【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法学院
【分类】 中国宪法【中文关键词】 宪法解释 主体 宪法法院
【期刊年份】 2004年【期号】 6
【页码】 33
【摘要】

宪法解释主体理论存有两种,即民主理论与自由宪政理论。本文对宪法的立法解释之是非与宪法的司法解释之是非作了分析说明,认为司法者而非立法者能更好地理解和解释宪法。重点对我国宪法解释的制度设计与理论之争及模式选择与建构进行了研究,认为在世界各国通行的三种模式中,立法解释模式与普通法院解释模式实际上被排除在了选择之外,惟一可行的模式就是欧洲模式:建立专门的宪法解释的法院或机构。

【英文摘要】

The subject theories of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are democracy theory and free constitutionalismtheory.We think that our structural design of judiciary in Our constitution negates the possibility of Supreme People’s Court as subject of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It is also unreal to take Supreme People’s Court as subject of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present judicial system.In our country,both national supreme organ of power and the supreme judicial organ are not suitable to own the right of constitutionalinterpretation,so subject of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must be redesigned and reconstructed.Legislativeinterpretation’s model and common court’s interpretation’S model are both excluded beyond choice in three world popular models.The only practicable model is supreme model of establishing the specialized court or organ for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12    
  
  宪法是一国之根本法,它不仅具有最高的效力性和权威性,而且还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圣经”,是人民权利的宣言书和保障书,所以宪法由谁来解释至关重要,这也成为世界各国宪法解释制度中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过,在笔者看来,宪法解释权由谁行使并非是最重要的本质性的问题,而由谁行使更能够捍卫宪法的至上权威和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才是问题的实质。该问题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重点。
  一、宪法解释主体的理论之争
  在宪法解释史上,关于解释的主体究竟是谁——是人民自己还是独立司法的法院——大致存在两种理论之争:一种是民主理论,一种是自由宪政理论。
  民主理论认为:人民是宪法的创制者,他们理应有权利来决定宪法的含义。选举通常间接地使人民得以这样做。托马斯·杰弗逊是宪法解释主体理论的倡导者,他曾认为,对于美国宪法来说,“最终的仲裁是人民自己,他们选出自己的代表参加议会,或者以各州人口的三分之二多数来解释或修改宪法”。英国是民主理论的实践者。在英国,议会是权威的宪法制定者、修改者和解释者。这一权力只受普选、一般的政治文化和该国职业政治家狭隘的政治文化的制约,而行政官员和法官只享有议会所给予他们的解释权。[1]其实,杰弗逊的宪法解释主体的民主理论早在近代启蒙思想时期就业已萌生与存在。因为杰弗逊的理论核心是排斥人民之外的任何其他主体对宪法的解释权,其潜在的意义,一方面是人民主权的不可转让性和不可剥夺性,强调人民“公意”的至上性;另一方面则表达了对法官的不信任的怀疑态度。这种理论在近代,来源于分权学说和社会契约论。基于人民主权思想,洛克指出,“只有人民才能通过组成立法机关和指定由谁来行使立法权”,“享有这种权力的人就不能把它让给他人”。[2]而“这个立法权不仅是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且当共同体一旦把它交给某些人时,它便是神圣的和不可变更的;如果没有得到公众所选举和委派的立法机关的批准,任何人的任何命令,无论采取什么形式或以任何权力做后盾,都不能具有法律效力和强制性”。[3]按照洛克的观点,既然立法权是神圣的和最高的,那么对法律(包括宪法)的解释就不能由享有执行权的机关即司法机关的法官行使,法官只是“执行”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因为一旦解释,就不免会导致解释性“立法”,这种情形的出现是有悖立法权性质的,是反民主的。58年之后即1748年,深谙分权之道的法国人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也断然否定了法官的法律解释权,他说,“国家的法官不过是法律的代言人”。[4]其因在于:“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二为一,即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5]这样就使得裁判只是法官的私人意见,并将人民不能确切地知道他所承担的义务强加于他,这就可能造成法律的溯及既往,从而形成法官的立法专断。所以在权力分立理论影响下,就把所有的立法权赋予了由人民选举出来的立法机关,进而就必然导致否认司法机关享有立法权的结果。美国法学家约翰·亨利·梅利曼总结说,“分权理论的极端化,导致了对法院解释法律这一作用的否定,而要求法院把有关法律解释的问题都提交给立法机关加以解决,然后,由立法机关提供权威性的解释,用以指导审判实践。通过这种方法,纠正法律的缺陷,杜绝法院立法并防止司法专横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对大陆法系的教条者们来说,唯有立法者所作的权威性解释才是可以允许的解释”。[6]
  按照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7]在卢梭看来,主权是不可转让的、不可分割的,“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8]而“法律乃是公意的行为”。[9]卢梭进一步阐释说,“法律只不过是社会结合的条件。服从法律的人民就应当是法律的创作者”。[10]既然人民是法律的创作者,又由于在卢梭看来“制订法律的人要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法律应该怎样执行和怎样解释”,[11]那么人们则不难发现:只有人民即立法者才能有资格对法律进行解释,因为惟有他们才真正了解和知道法律的真实意图和立法动机,从而才能保证“公意”的正确性。卢梭浪漫地断言:“主权者的一切意图一经宣布,只要他没有撤消,就永远都是他的意图”。[12]所以,社会契约理论所强调的以公意的至上性和不可分割性为核心的人民民主思想也要求把立法者之外的司法机关排斥于法律解释之外,立法者的意图一经以法律予以宣布,其立法意图就只有立法者才能解释和撤消。深受卢梭民主思想影响的罗伯斯庇尔径直指出:“法律的解释权属于创制法律者。……如果不是立法者的权力才能解释法律,那么别种权力最终会改变法律,并将自己的意志置于立法者的意志之上”。[13]所以,在宪法解释主体上,民主理论注重的是解释的最终意义上的主体——人民,因为:第一,人民是宪法的制定者,也即宪法文本的作者,作者理应比读者更了解作品的真正意图,由此引申出的宪法解释的事实主体是立法机关,因为立法机关是民意机关,是由人民的代表组成的,它代表了人民的意志。第二,人民意志的纯洁就在于自己的意志由自己解释,人民自己的意志一旦由他人来解说,就等于把他人的意志加了进去,从而篡改了人民意志的本来面目,如是,则民主就会走向专制。
  然而,关于宪法解释主体的民主理论在自由宪政理论看来是有深刻危险的。首先,既然人民是宪法的创制者,那么宪法的解释再由人民自己来解释,这会不会导致人民永远是正确的结果?如果人民的话语是恒定的真理,这会不会将造成人民的“独裁”或“专政”的局面?这与专制下的“朕即法律”又有何质的区别?其次,人民不过是个抽象的幻影,它自己是不会“统治”的,政治统治的真正主角是政府,是人民的代表机关,所以在宪法解释上把人民作为主体也无非是假想,其真实的主体是立法机关,说人民是宪法解释的主体,无疑言指立法机关是宪法解释的主体;对人民的绝对信任也即对人民代表机关的绝对信任,如是,那么谁来判断立法机关的解释就是合乎人民意志的?如果违背了民意,又有谁来制约和监督之?上述疑问仅靠民主理论自身是难以回答的。按照自由宪政理论认为:司法机关惟一服从的是法律,除此,它再没有别的上司,因此,独立的司法能够担当宪法解释的角色。自由宪政理论的最早实践是美国的违宪司法审查解释制度,此后违宪审查思想又影响了欧洲大陆,不过,美式的宪法解释主体与欧式的宪法解释主体是存有差异的:前者是普通法院,后者则是特殊法院(宪法法院或宪法委员会),有的学者把它概括为“分散型”(把控制权赋予某一法律体系中的所有司法机关)和“集中型”(审查权只限于单一的司法机关享有),[14]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以自由宪政的理念来构造司法解释体制。在自由宪政理论看来,对任何权力主体即使是人民本身都必须处于制约和监督之下,基于对人性的怀疑和不信任,即便人民也是不可靠的,因为人民也有出错的时候。事实上,不受制衡性的权力就是绝对权力,从该意义上说,一个社会如果缺乏多元性的权力制约结构,就失去对绝对权力束缚的空间。因此,任何把权力集于一身的社会,都潜在地存在绝对权力统治的可能。在近代,绝对权力在博丹1576年的《论国家》一书中才被公认为是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但博丹的绝对权力统治虽然是一种不受法律限制的权力,但它仍要服从自然法和神法;因此,博丹的绝对权力论并不赞成一个超越于任何法律之上的君主。直到18世纪以后,“绝对统治”才作为名词出现并从现代意义上使用。在现代意义上,绝对权力是指“免于控制、不受约束的权力,是指不受限制地任意使用权力”[15]。但是,历史的经验已经反复验证了阿克顿爵士的“绝对的权力必然绝对地腐败”的真理性预言,布赖斯指出:即使是人民,只要作为专制统治者进行统治,也不能容忍各种束缚,甚至不能容忍他们通过法律加给自己的束缚;他说“这就证明了一个箴言:没有人能出类拔萃到被授予绝对权力的程度”。[16]迄今为至,人类社会对自己的统治的限制大都采取法律的方式,即便是君主专制政府也是颁布法律以进行统治,但对待法律的态度可以归纳为三种模式:一种是法律的道德附随主义,即把法律当作道德的产物,道德至上。一种是法律的摇摆主义,即法律摇摆于法治与人治之间,如果法律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是“良好的”且又得到了普遍地遵守,那么法律的状态即是法治;而一旦法律丧失了善性和神圣性,法治就会消融于人治状态之中。第三种是法律的宪政主义,即法律的善恶要服从于更高级的根本法——宪法,它适度地承认人民——立法者的统治,但需要给予必要的拘束,这就是除了立法者所必须遵守立法程序外,更重要的是建立制度性违宪解释审查的机制,以免立法者染指而侵害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这里的问题是:由谁来做违宪解释审查的主体?也正是在这一关键问题上,自由宪政理论与民主理论分道扬镳,按照民主理论,违宪解释审查的主体理所当然地是人民——立法者,但这样一来,就有可能重新回到法律的摇摆主义道路上去,法治就会大大折扣,所以在自由宪政主义者的视野中是坚决持反对的态度的,他们主张宪法的解释权应由与公共舆论隔绝的官员来行使,而不是另劈溪径。
  二、宪法解释主体优劣之争
  无论是民主理论还是宪政理论,在宪法解释的实践中皆有模式的载体:或立法者,或司法者,由此在宪法解释理论上形成了立法解释理论和司法解释理论之界分。但是,如果站在中立与客观、理性与智识的立场上视之,则会发现:立法者与司法者在作为宪法解释的主体上,司法者会更胜一筹;换言之,是司法者而非立法者能更好地理解和解释宪法
  (一)宪法的立法解释之是非
  前文已述,人民作为宪法解释的主体只不过是立法者在宪法解释中的折射反映,人民不可能成为宪法解释的真正主体。而人民是宪法的创制者,立法者则是法律而非宪法的创制者,那么如果由立法者来解释非由其所创制的宪法的话,就会出现这样的疑问:凭什么由立法者而不是其他主体来解释?难道立法者的宪法解释更完美吗?它的解释由于是对宪法的解释,那么这种解释的效力需与宪法效力等同之,这样一来,会不会导致立法者的统治而非人民的统治?所以必须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方能说清楚问题的本质。
  首先,立法者既然不是宪法的创制者,那么宪法文本一旦完成,对立法者而言,就只能是一个读者的角色,它与其他读者并无本质的区别。当然,立法者可以对宪法

中小学减的负已经加到家长身上了

进行解释,其他读者包括司法者、法学家、公民等也可以进行解释,这种解释从严格意义上说是一种对宪法的理解和诠释。宪法文本化,使得所有社会主体都必须受到成文宪法的制约,宪法文本作为客观物,每个读者的言说或诠释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读者的个体化意识,自然立法者也概莫能外。所以,宪法文本的真实意图无论是谁都难以真正揭示出来,既然立法者也与其他主体一样是读者而非作者,又怎么能够保证立法者的宪法解释就一定是符合人民这一创制者的立宪原意而成为独断性的解释呢?假如是这样,则必然会漠视和否定了其他读者对宪法文本的读解的权利。这里,或许会有人反驳说,立法者毕竟是民意最直接的表达者,只有立法者才能真正理解民意并代表民意,所以立法者就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解释宪法。但是,仍需要指出的是:第一,立法者不是宪法文本的作者,它不可能真正了解和把握历史中人的当时的意图和真实的目的,即便它是民意的表达者,但它也不会是立宪人民的意志的表达者,它只能是现实中的人民的代表者,何况立法者对民意的表达是否真实也缺乏鉴别的标尺。第二,立法者的性质是立法者,其所立之法是法律而不可能是宪法,但是一国宪法一经把具有宪法法律效力的解释权赋予立法者,那么立法者的宪法解释就成为固定的宪法制度,其解释也就具有了与宪法同等的效力,这与立法的性质是相悖的。也许会说,立“法”之法包括宪法,那就等于说立法者有立宪权,而这必然与宪政制度相矛盾。第三,退一步说,即使立法者享有宪法解释的权力,但也只是立法解释,这种解释的性质依然属于立法的性质,使法律具体化于每一种特殊的场景即法律的应用,则必然是司法者所从事的解释的任务。
  其次,立法者的宪法解释缺乏必要的监督,易使“人民的统治”异化为“立法者的统治”。自由宪政的理念要求社会的任何权力主体都必须置于宪法法律的统治之下,依靠宪法统治以达宪治,立法者自身必须服从宪法。但是,对立法者如缺乏有效的制度性制约手段,“只要有机会,不愁野心滥用成功”。[17]按照自由宪政理论,只要一个社会中还有不受宪法监督的主体,那么这个社会就反受它的统治。由立法者解释宪法,并把它的解释等同于民意,这会不会是一个绚丽的陷阱?立法者的宪法解释无疑是一种解释,但它的这种解释无论在立宪程序上和意志的表达上都与立宪本身有着根本性的不同,立宪需要全民讨论、酝酿、修改、补充完善等,是人民意志的宣告;而立法者的宪法解释则仅是立法者的主观性的意志表达,不可能是全民意志的集中体现。立法者的解释能否合乎宪法、合乎民意,总得有一个检验的标准,我们总不能主观武断地认为立法者的解释就一定合乎宪法,这样做的结果将会导致“立法者专制”的结果,因为只有立法者的宪法解释才具有宪法性效力,不仅宪法文本是判断法律善恶的依据,而且立法者的解释也成为价值判断的标准,然而立法者的解释是否符合宪法之精神,那只有神明方能做到。所以,在现实的宪政实践中,即使对人民或人民的代表也不能完全相信他们的判断力,诚如托马斯·杰弗逊所警戒人们的:“自由政府是建立在猜疑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信任之上。……因此,在权力问题上,不要再听信相信人之类的话,而使他受宪法的约束而不致为害”。[18]所以,在自由宪政主义眼中,既要实现民主的价值,又要防范民主滥使无度而危害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从而必须要求对立法者加以约束和限制,以避免从人民的统治走向立法者的统治之路上去。
  最后,把宪法解释权赋予给立法者,这种愿望只是一种“神话”。神话的制造者在其潜在的意识中深深烙着民主理想的印迹,试图以民主的自主理念来打造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在民主的激情与狂热中漠视了“多数人暴政”的民主弊端,在民主面前失去了应有的自我警觉,从而编造了一个连自己都难自圆其说的“噩梦”:立法者的宪法解释必定符合宪法,合乎人民的意愿和立宪者的意图。其实,这是一种新的乌托邦,一种人为的神话,没有验证的尺子,只有主观的猜度。法治宪政社会不需要神话,也不相信什么神明,所需要的仅是对人性的怀疑以及由此所建构的制度性的法律制约机制。立法者是人而非神明,它的解释之所以具有宪法性效力,主要在于神话制造者的赋予,它自身并无必然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因此,这种神话以高举一套乌托邦式的信仰为鹄的,以民主的理想主义为号召,以臆想先验作为依据,则是渴望投身到一种强烈的理想中以满足自己对人民统治的信仰。宪法解释,必须走出神话王国,拒绝一切美丽动人的政治神话,拒绝绝对的民主理想主义,拒绝把捍卫宪法的神圣使命交与一个绝对权力而可能造成的对公民自由权利的任何侵害。
  (二)宪法的司法解释之是非
  宪法作为人民意志与自由权利诉求的圣经,能否由适用者即法院或法官作出解释的疑虑和困惑,其实自宪法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即美国1787年宪法的制宪会议上就发生过激烈的辩论。在1787年6月6日星期三的全体委员会上,麦迪逊总结说:“现在有两种反对意见:一、法官不应参与立法,立法涉及利益,势必带有偏见,参与立法,会使法官陷入偏见;二、司法部门应与立法和行政部门完全分开,以便保持自己的特点。第一种反对意见颇有分量;不过仔细想想,其实,有一小部分立法在交到法官手里之前,已经有人征询过他们的意见,这样一想,反对的想法也就大为冰释;在这一小部分立法中,又有一小部分文字模棱两可,为法官判案留下解释的余地;……第二种反对意见没有什么分量,既然要把三种权力绝然分开,那么,如果法官不能参与立法的复决,行政官也不能。反对司法、行政介入立法的思想基础,是一种流行的见解:要求行政、司法与立法分立,彼此隔开。……简言之,设立复决会议就是要限制立法部门侵蚀其他两个地位同等部门的权力,侵蚀人民的权力;制止立法部门按自己的原则,或不正确的方式,制定不明智的立法,借用司法部门的智慧和权位,增强行政官的力量,制止立法部门的不明智的立法,看来是无可争议的”。[19]麦迪逊在这次制宪会议上针对是否要设立复决会议的必要性所作的阐述中明确涉及到了宪法的解释问题,首先他承认宪法文字有“模棱两可”的情况,这就为法官判案留下宪法解释的余地。其次,他反对绝对的三权分离,因为立法部门也会“按自己的原则或不正确的方式,制定不明智的立法”从而“侵蚀人民的权力”,所以以“司法部门的智慧和权位”来制止立法部门的不明智的立法。这种制止的方式中已经埋下了司法审查的种子,隐含着司法审查权的萌芽;只是到了1803年的春天,这一司法—审查的种子才萌生,由此引发了波及世界的宪法司法解释的革命,直至当下世界,除了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以外,宪法的司法解释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大趋势。虽然各国的宪政社会背景和文化不同,但是,世界上多数国家还是选择了宪法的司法解释,对于其中的内在原因不可不察。为什么宪法的司法解释得到普遍的认同和接受?笔者打算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诠释和阐述。
  首先,宪法法律之解释是司法者存在的使命。司法者之判断,就在于对权益争诉的当事人之是与非作出判断,这种判断是由一般性、普适性、抽象性与概括性的规则到特殊性、个体性、具体性的情景应用过程,在应用过程中则必然孕育着对规则的解释,这种解释既是解决权益诉争所必需的,又是司法者的使命所在。没有诉争,就没有规则应用,也就没有解释,更无法官存在的必要。5克思早在1842年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中就已经把司法或法官的作用表述得十分清楚:第一,法律的运用需要判断。第二,判断则需要法官。第三,法官则必定有“任性”的东西,这种“任性”在马克思看来就是解释。第四,法官的惟一使命就是法律解释,否则法官之存在就是多余的[20]。汉密尔顿在阐述法院之职责时指出:“所谓限权宪法系指为立法机关规定一定限制的宪法。……在实际执行中,此类限制须通过法院执行,因而法院必须有宣布违反宪法明文规定的立法为无效之权。如无此规定,则一切保留特定权利与特权的条款将形同虚设。……解释法律乃是法院的正当与特有的职责。而宪法事实上是,亦应被法官看作根本大法。所以对宪法以及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的解释权应属于法院”。[21]如此说来,司法者的设立与存在,一方面是为了把客观的抽象的法律规则适用于某一特殊案件上的,从而对争执之是非进行判断,这种是与非的判断只有赖于法官的解释;另一方面,人们还可以从反证中得出相同的结论,法官若无解释权,则除非立法者就是法官,这样情况是可能的,那就是在英国法系中由于是“法官立法”,即法官创造了普通法和衡平法,而且“法官有权力制定普通法,这已成一种家喻户晓、普受欢迎的事情”。[22]法官立法本身就充分说明了法官有最广泛的解释权。但是,如果我们一旦脱离普通法的文化传统背景而进入到立法者立法的法文化传统中去考察,那么就会发现假如立法者与司法者合二为一,则必然会出现孟德斯鸠所断言的“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的担忧,而且还要求立法者事先就能够对社会现实生活中可能发生的各种问题都必须作出详尽、明确、具体的规定,而事实证明即使神明般的上帝也无法做到,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孟轲云:法不足以自行。法的适用必须借助法官的智慧,方能补法律之偏失。
  其次,独立的司法与公正的程序能够保证宪法的司法解释较立法解释更具优越性。司法的独立性是其特有的品格,无论是东西方国家,在宪法中皆明文规定之。司法独立成为现代司法的首要原则,也是现代法治的构成要件和重要标志。尊重并遵守司法机关的独立,是各国政府机构的职责。司法独立,包括了司法权独立、司法职业独立、法官独立、法官审判行为独立和法官责任独立五个要素。司法权独立意味着司法权在制度上独立,作为国家权力之一的司法权在整个国家权力结构中置于独立地位,该独立地位是由宪政制度作保障的。司法职业独立表明的是司法作为一种职业拥有不受外部力量影响的权力。司法职业独立是因为它与其他专业相比有其特殊性,中世纪史专家坎罗威茨曾说过:“有三种职业是有资格穿长袍以表示其身份的,这就是法官、牧师和学者。这种长袍象征着穿戴者思想的成熟和职业的判断力,并表明直接对自己的良心和上帝负责。它表明这三种职业者在精神上的自主权;他们不应允许在威胁下行事并屈服于压力。”[23]法官作为一种职业或法律职业集团,在整个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功能无异于“吸尘器”或“过滤器”,吸去社会“垃圾”,净化社会环境,保障社会成员的正当合法权益免遭“垃圾”之侵害。法官独立则要求法官个人应当自由地履行其职责,根据他们对事实的分析和对法律的理解公正地裁决其所受理的案件,而不应有任何的约束,也不应为任何直接或间接不当影响、怂恿、压力、威胁或干涉所左右,不论其来自何方和来自何种理由。[24]马克思在早期的作品中即已指出:“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25]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说,法官独立的核心是审判行为独立,法官审判行为最高的也是唯一的检验标准就是法律,如果法官在作出判决的瞬间,被法律外任何形式的外部权势所控制或影响,使作出的决定哪怕是受到其他意志的微小影响,他便不再是法官了。因为意志与思想的役使,是行为偏私的必然结果。因此审判行为独立须要求思想自由与独立。司法独立的落脚点是责任独立,即谁办案谁独立承担错案追究之责任,以责任来约束法官执法行为之公正。所以,司法的独立品质保证了宪法的司法解释的公正性,也就是说,司法者在解释宪法的过程中,能够免受一切外来因素的影响和干扰,其解释的惟一标准就是宪法精神,因而与立法者的宪法解释相比,更具公正性。 程序公正是司法的生命。司法所追求的公正无非有两类: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实体公正注重的是诉讼结果的公平,即法律的规定与诉讼判决结果是同一的;程序公正注重的则是诉讼过程的公平,其最重要的原则是程序自治和当事人获得同等对待,程序上的步骤与方式的设计是出于对实体正义结果预望值的确保,它排斥了利益当事人的非理性和私欲的干扰,每个当事人只要严格遵循预设的程序,就能在制度下达到合理公正的结果。[26]司法的本质是程序公正,它要求当事人获得平等参与诉讼的机会以及诉讼过程中享有同等的陈述、举证、辩论的权利,要求法官对双方当事人一视同仁而无任何偏颇,并同等地考虑和评价双方当事人的主张和证据。更重要的是,司法的程序公正必然包涵实体公正,只要程序合理公正,就能最大程度地实现实体公正的价值;反之,实体公正则并非必然意味着程序公正,离开了程序的公正,即便诉讼结果符合实质正义,也不过是一种“丛林正义”。[27]司法的程序公正则保证了宪法的司法解释的客观性,因为程序的公正使得争诉的当事人双方都可以在程序面前公开陈述和辩论,从而为当事人双方的权益冲突趋于消解并最终达成合意提供了可能,也为司法者的宪法解释更加客观中立提供了平台,换句话说,司法者的宪法解释既是宪法精神的体现,又是双方当事人意志妥协所形成的合意的记载,能够更大程度地满足社会正义的实现。 最后,司法的精神保证了宪法的司法解释较之立法解释的优越性。司法的精神是什么?司法的精神就是公正——公平与正义。司法之判断的性质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被动性、中立性、程序性,皆围绕公正精神而设计而要求的。既然司法的惟一使命即在于是非的裁断,那么就要求非由诉争当事人之请求则不得主动行使司法之权,违者必失公正,其理为“先人为主”是也,思想上差之毫厘,行动上则失之千里;故,务求在当事者之间保持中立,不偏不倚,各国宪法上要求司法者须独立于政党、团体、国家之各权力机关、个人而只服从法律之规定,其精义亦为司法者不受法律之外的任何权势、情感、意志、利益等于预,以免中立之立场丧失,是故司法独立者,其理为中立是也,独立品格既失,中立精神即荡然无存,中立阙如,偏见便生,主观偏颇,客观难保,当如是,何来公正乎?呜呼哀哉!有一哲人言道:倘若法官站在一方当事者一旁,那只有聘请上帝来做辩护士。司法之本质既在判断,则以程序束之、限之,即司法程序设定的每一步骤与程式皆为链条式的环环牵制,其中任一程式都必须接受其后一程式的约束,而后一程式都可否定前一程式,这种自律式设计的目的,在于以司法权自治的原理,使司法侵害消失在程序之内,诉讼法之每一步程序设计,皆遵循后程序否定前程序原则,这是诉讼的全部原理所在,故非依程序行使,既失尊严,又易生任意和疏漏,故日程序乃司法之生命。所以,一旦司法之公正精神遭人怀疑,社会公正便随之失去,司法的公正精神方使世人确信“法官是公平正义的化身”、“法官是公正的保护神”。因此,由司法者进行宪法谨防骗子解释便使解释者更趋于客观、公正,更达立宪者之原意和立宪之精神。
  三、我国宪法解释主体的理论建构与选择
  中国宪法解释的主体理论是仿行前苏联宪法监督实施制度之模式而设立和确立的一种由宪法监督主体和宪法解释主体合二为一的体制。在宪法解释的实践中,我国的宪法解释主要是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以决议、决定的形式,对宪法的内容进行适当的添加、增补、变更和修改,这种宪法解释之本质应属于立宪性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对宪法在实施中的一些具体应用问题也做出过解释,但由于上述宪法实践上的解释主体有的并非是由宪法规定的宪法解释主体,所以法学界特别是在宪法学界对宪法解释主体范围的争论一直是久经不息。
  (一)立法者能否为宪法解释的主体
  我国宪法的设计是把全国人大常委会视为宪法解释的明文规定的“显形主体”,但是按照我国当下宪政体制的安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则为宪法解释的“隐性主体”,所以依据我国目前的宪法解释主体制度设计,宪法解释的主体是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理由是:我国宪法宪法解释主体上的规定只是表明全国人大和其常设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立宪职能上的不同分工罢了,宪法62条第一项和第二项赋予了全国人大“修改宪法”和“监督宪法的实施”的职权,宪法67条第一项则赋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的职权。这也是我国宪法当下所设计的宪法解释制度的全部内涵。从立法的一般原理而言,修改、监督和解释都是立法的形式表现,当然也自然是立宪的外在表现形式,质言之,从诠释宪法学的角度观分析,我国宪法62条和第67条的规定均系宪法58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引伸,也就是说,是基于立宪的形式上的不同职权上的分工,全国人大侧重于“修改”性立宪,全国人大常委会则侧重于“解释”性立宪。既然全国人大常委会只不过是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全国人大当然进行“解释”性立宪,这是不证自明和不言而喻的。换言之,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所拥有的所有职权,全国人大也自然可以行使,而这种制度上职权的分工的唯一理由仅在于全国人大对上述所有职权行使的困难与不便或乃至日不可能性,这种不可能性的理论来源则是直接民主制度的不可能性,而并非在于全国人大的无权性。从人民主权和全国人大的性质的理性逻辑推理,全国人大都无疑是宪法解释的主体。再从全国人大“监督宪法的实施”职权来说,所谓实施宪法的关键是监督审查法律规范是否与宪法原则精神相一致,而要审查判断法律规范是否与宪法一致的前提,就是要阐明宪法条文的含义[28],所以,“监督”也意味着宪法解释,这也就是为什么世界各国的宪法解释机构既是宪法解释主体又同时是宪法实施的监督主体的原因所在。
  然而,作为行使立法权的立法机关,无论是全国人大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笔者认为都不宜作为宪法解释的主体。1994年全国人大秘书处的袁吉亮同志就撰文主张“宪法不能由立法机关解释”,认为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按一般立法程序来解释宪法的职权,有违立宪的初衷和宪政的一般原则。[29]除此以外,我以为还应考虑到其他的因素:
  第一,全国人大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国家的立法机关,其最重要的职权就是立法权,由立法机关对宪法作出解释,这种解释从其性质上说仍然是立宪性的,既然是一种立宪性的,当然与通过的其他立宪性的修正案一样还得需要由宪法适用的司法者再解释,而立宪性解释与司法性解释相比,立宪性解释中的“立”的成分多与“解释”的成分,而司法性解释则相反,“解释”的法治要求更强调对宪法的解释要符合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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