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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犯罪控制视野下的刑事诉讼论纲
【英文标题】 Criminal Proceedings in the View of Crimes Control
【作者】 刘广三【作者单位】 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犯罪控制 刑事诉讼目的 刑事诉讼效率 刑事诉讼模式
【期刊年份】 2004年【期号】 4
【页码】 151
【摘要】

就国家启动刑事诉讼而言,打击犯罪是其最原始、最基本的功能,而人权保障是保证刑事诉讼不偏离既定方向的有力手段,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必须统一在犯罪控制的“力度”范围之内。换句话说,犯罪控制既是刑事诉讼中打击犯罪的“度”,也是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度”。本文从犯罪控制的角度出发,选择刑事诉讼总论中的目的、效率和模式等重要问题展开全新的诠释,既反对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过分注重打击犯罪,也反对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片面追求人权保障。

【英文摘要】

In regard to nation start criminal procedure,crime beating is its most primitive,the most basic function,but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is a powerful measure to ensure criminal procedure:not deviate the decided direction.Combating crime and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must be unified at the“force”scope of crime control.Namely.Crime control is not only the“degree”of crime beating,but also the“degree”of protecting human rights.Beginning with the theory of Crime control,not only the extensively attention to crime beating but also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re not argued in this paper.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37    

自从美国学者赫伯特·帕卡将犯罪控制与正当程序作为两个对立的模式代表刑事司法体制中最基本的两项理念,以体现刑事司法中不同的基础意识形态和某项价值选择以来,在整个刑事法领域,人权保障的呼声就一浪高过一浪,而犯罪控制一度成了漠视人权的“替罪羊”。其实,帕卡为了形象地说明问题,是从刑事诉讼侧重打击犯罪的角度使用“犯罪控制”一词的,而这与刑事法学中在更为广泛意义上使用的犯罪控制一词的本来含义是不相同的。换句话说,帕卡所使用的“犯罪控制”一词只具有代表某种刑事诉讼模式的“符号”意义。鉴于此,本文在讨论到帕卡的模式时改称其为“打击犯罪模式”与“正当程序模式”,尽管帕卡对前者所用的词是“crime control model”。而且作为一种学理上的探讨和出于归类研究的需要,这两种模式说法背后的语言分别是“过于注重打击犯罪”与“过于注重人权保障”,说到底是一个“度”的问题。就这一点而言,犯罪控制既是刑事诉讼中打击犯罪的“度”,也是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度”。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代各国的刑事诉讼实践中,片面追求其中之一的诉讼模式几乎是不存在的。

另一方面,应当说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都是十分宏大的概念体系,都不是仅仅局限在规范的刑事法视野中来讨论的问题,犯罪控制的首要选择是社会控制,次级方案才是司法控制(通过刑事诉讼控制犯罪来实现),而人权保障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宪政问题。而且它们本来不是一对对立的矛盾体,或者说它们之间也不是此消彼长与此长彼消的关系。因为犯罪控制中不仅包括打击犯罪的内容,而且也包含人权保障的内容,所以说,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是两个层面上的问题,就国家启动刑事诉讼而言,打击犯罪是其最原始、最基本的功能,而人权保障是保证刑事诉讼不偏离既定方向的有力手段,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必须统一在犯罪控制的“力度”范围之内。从逻辑上说,犯罪控制与犯罪失控是一对矛盾,打击犯罪与放纵犯罪是一对矛盾,而人权保障与漠视人权是一对矛盾。就此而言,犯罪控制视野下的刑事诉讼可能被赋予各种全新的意义。

一、犯罪控制自视

“控制”一词有两重含义[1]:其一是掌握住,不使任意活动超出范围,即操纵、驾驭、遏制;其二是使处于自己的占有、管理或影响之下。“犯罪控制”就是使犯罪不超出一定范围或使犯罪处于自己的遏制之下,即将犯罪状况限制在正常度以内。应当说这是“犯罪控制”一词的题中之义,也是近年来犯罪学界不使用“消灭犯罪”,甚至不简单使用“犯罪预防”一词的由来所在。“犯罪预防”蕴含的一个基理是所有的犯罪都应当预防,也可以预防,而这事实上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因为有些犯罪防不胜防,或者说只能做“量”上的预防。鉴于此,储槐植先生认为,“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经验表明,犯罪可以控制,但无法消灭。这是由基本犯罪规律决定的。……犯罪现象是社会各种矛盾的综合反映,这就是基本犯罪规律。它既说明了犯罪的基本性质,又反映了犯罪的基本原因。社会矛盾无法消灭,尽管解决矛盾的方法和方法的法律评价可以变化。提出‘消灭犯罪’或类似要求,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超现实的期望可能导致适得其反的后果。‘犯罪控制’的提法是科学的。”[2]

(一)犯罪控制的一般标准

原则上说,犯罪控制的一般标准就是犯罪正常度。所谓犯罪正常度是指具体时空背景下国家和社会对犯罪状况可容忍的限度。一般是从反向理解的,即不是无法忍受的状态。至于如何评价犯罪程度正常与否,应当把握以下几点:

1.评价主体。对犯罪正常度进行评价的主体大致包括国家、社会民众和专门研究人员三大类。受评价主体的利益观和认识能力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三类主体对犯罪正常度做出的评价不尽相同:(1)国家对犯罪正常度的评价属于对犯罪状况的正式反应。因为国家的评价对构建社会秩序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并且总是与一定的刑事政策相联系,甚至关系到具体行为人的自由和生死,因此,国家对犯罪正常度的评价具有全局性、程序性和权威性的特点。(2)社会民众对犯罪正常度的评价属于对犯罪状况的非正式反应。由于社会民众只能通过亲身经历和大众传播媒介来了解犯罪状况,并且也只能通过各种媒体和一定范围内的口头传播表达出来,因此与国家评价相比,社会民众对犯罪正常度的评价具有区域性、无程序性和非权威性的特点。(3)专门研究人员对犯罪正常度的评价一般属于对犯罪状况的中立性评价。这种评价是在不带有“情感逻辑”(即“价值无涉”)[3]的情况下,对我国犯罪状况进行纵横比较的基础上做出的。他们既要考察我国历史上的犯罪状况,又要考察同期国外的犯罪状况;既要弄清国家对犯罪正常度的评价,也要弄清社会民众对犯罪正常度的评价。而且专门研究人员自己对犯罪正常度的评价既可以通过学术期刊及教材、专著表达出来,也可以通过各种学术会议和有关媒体表达出来,因而,这种评价一般来说更为客观和公允,即具有远离功利和情感的中立性色彩。

2.评价对象。评价犯罪正常度的对象是犯罪的质和犯罪的量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犯罪的质是指造成国家利益受损,威胁到公共安全,使不特定多数人感到恐慌,造成多人人身伤亡以及巨大财产损失等重大犯罪案件在刑事案件总数中的比例。通常情况下,各国都是重大犯罪案件在刑事案件总数中的比例不大,暴力犯罪与非暴力犯罪之比也总是前者小于后者。如果比值呈现增大趋势,则表明犯罪将要或已经超过了正常度。犯罪的量,是指一定时间、地点实际发生的刑事案件数及其与一定时间、地点人口总数的比例数(犯罪率)。“一般说来,(刑事案件)的年增长率在‘百分比一位数’不会造成社会震动。如果连续几年的年递增率均达‘百分比二位数’,则将超出社会心理承受能力,属于不正常现象了。”[4]

3.评价根据。评价犯罪正常度的根据可以分为外部根据与内部根据。外部根据又可以分为纵向评价和横向评价两类。纵向评价是根据本国(本地)历史(可长可短)上的犯罪发展情况对现在的犯罪正常度做出评价,如有的学者以犯罪高峰期来说明犯罪超出正常度的特定时期。横向评价就国家而言是以外国同期的犯罪情况为参照系来评价本国的犯罪正常度,就地区而言是以外地(外省、外市、外县)的犯罪情况为参照系来评价本地的犯罪正常度。内部根据是以当前本国(本地)的实际犯罪情况为根据来评价犯罪正常度。内部根据按不同的犯罪类型有不同标准:对公职人员犯罪——社会公众是否有较普遍的愤怒情绪;对暴力犯罪和财产犯罪——公众的安全感是否受到较普遍的威胁;对经济犯罪——市场经济秩序是否受到较明显的干扰。这三个标准构成了内部根据的基础。[5]

应当说,评价犯罪正常度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官方犯罪统计、抽样调查、民意测验、专家评估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犯罪正常度的评价结论只能是大致的定性结论(即是否超出正常度),目前受人类认识能力和水平的制约,还无法达到定量的结论(例如犯罪正常度的参数或百分比)。爱法律,有未来

(二)犯罪控制的首要选择

犯罪控制的首要选择是社会控制,即把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组织在尽可能带来持续发展的有序状态。简言之,就是把社会控制在有序状态中。有序社会是社会矛盾较少或者社会矛盾容易合理解决的社会。社会控制得好,犯罪就少;社会控制得最好,犯罪就最少。对犯罪的社会控制是一个宏大的工程,其相关观念的转变与具体措施的推行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工作。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可以将犯罪的社会控制作以下分类:

1.宏观控制与微观控制。宏观控制是从整个社会的宏观层面提出的指导性控制策略,例如整顿市场经济秩序,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教育工作,减少社会不公正现象,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等等。微观控制是从社会局部的微观层面设计的操作性控制措施,例如警察街区巡逻,组成警民联防,加强内部治安保卫工作,做好“两劳”释放人员的帮教工作,倡导“邻里守望”,[6]具体落实社区控制方案,等等。

2.主体控制与条件控制。主体控制坚持的基本理念是如果每个人都不去犯罪,就会实现最佳的犯罪控制效果。其具体做法是试图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升公民的道德水准,以及利用法律威慑等措施,达到消灭或者抑制人们的犯罪动机之目的。应当说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犯罪进行主体控制所取得的成效是举世公认的,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社会价值观与道德观日益多元化以及法律威慑功能的弱化,特别是近年来流动人口的急剧增加,主体控制措施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难,成效已不是十分明显。现在的主体控制的对象主要限定为犯罪高发人群,如无固定职业的流动人口,脱离学校教育的青少年人,“两劳”释放人员等。在这个意义上说,主体控制也被称为积极控制。条件控制坚持的基本理念是既然不能消灭和抑制人们的犯罪意识,那么通过限制犯罪行为的条件使犯罪行为不能轻易成功就成为当前迫不得已的犯罪控制策略,换句话说,就是从犯罪被害人的角度控制被害。

(三)犯罪控制的次级方案

犯罪控制的次级方案是司法控制(或称刑罚控制、刑事控制)。司法控制主要指国家刑事司法系统通过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刑事诉讼活动对犯罪实行控制。司法控制是典型的事后控制,应当说在犯罪控制体系中,司法控制实属“下策”:首先,司法控制是针对已然之犯罪的,虽然有一定的一般控制和特殊控制的意义,但作为其前提的已然之犯罪毕竟已经给社会造成了危害;其次,近几十年来国际社会的实践经验已经证明了司法控制并不能足够有效地控制和减少犯罪。因此,研究人员、公众和决策者不再把抑制犯罪增长的希望寄托在强化司法控制方面。与司法控制相比,社会控制注重事前控制,是治本之策。此外,被害人学研究与被害调查、环境犯罪学以及人们对后工业社会犯罪增长特定原因认识的深化,都为社会控制成为犯罪控制的重心提供了理论前提。社会控制也因此在世界范围内逐渐被提到了控制犯罪的战略高度。

但是也应当看到,在我国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司法控制仍然是犯罪控制的策略重点,这主要是因为:(1)犯罪控制系统中最易落实兑现的便是司法控制,因为有专门的职能部门作为控制主体,这些职能部门的职责就是控制犯罪;(2)司法控制有国家强制力作为保证,因而具有最强的现实控制力;(3)在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的背景下,犯罪控制的策略重点除司法控制外别无其他良策。[7]

二、犯罪控制与刑事诉讼目的

正如前文所述,国家刑事司法系统通过刑事诉讼活动对犯罪所实施的控制在犯罪控制系统中属于司法控制的范围,尽管这是犯罪控制的次级方案,但是在我国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是犯罪控制的策略重点。因此,研究犯罪控制视野下的刑事诉讼问题就具有了某种急迫的现实意义。当然,刑事诉讼作为一种处理刑事案件的活动,涉及到的法律和社会问题既繁多又复杂,既具有浓烈的理论色彩,又具有相当的实践价值。限于篇幅和研究能力,笔者只能选择若干问题从犯罪控制的角度进行审视,并拟定某些问题清单,以期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刑事司法改革有所裨益。

关于刑事诉讼的目的,我国诉讼法学界有多种认识。其中,笔者十分赞赏陈建军先生的观点,他将刑事诉讼目的区分为浅层目的与深层目的两个层次。浅层目的包括根本目的和直接目的:根本目的是维护法治秩序和民主政治制度;直接目的是公正地实施刑法和公正地保障人权;深层目的是通过刑事诉讼实现自由、平等、公正和安全。特别值得肯定的是,陈建军先生强调了刑事诉讼的主体不同其目的也不同,“国家进行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的首要目的是惩罚犯罪,维持社会秩序,巩固国家政权。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目的,是因为人们之间利益的冲突、个人与国家利益的冲突危及到国家的秩序和社会的稳定,因此需要平衡这些利益关系,保持现存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连续,更何况法本身特别是诉讼法本身就是定纷止争的产物。当事人参与刑事诉讼的目的主要是保障人权、实现自由、平等和公正。”[8]依笔者的理解,陈建军先生是从刑事诉讼主体不同目的及不同层次关系的角度来协调刑事诉讼中所谓的“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的矛盾的。在笔者看来,打击犯罪本身并不会引起人权保障方面的问题,只有超出犯罪控制范围的过度打击才会导致人权保障的弱化以及其他一系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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