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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论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运营的风险防范
【作者】 王亦平【作者单位】 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
【分类】 银行法【期刊年份】 2004年
【期号】 4【页码】 190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41    
  国有商业银行长期以来不断积聚的巨额不良资产已经成为严重威胁国家金融安全的巨大隐患。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银行贷款业务程序控制不严的问题。也有银行内部体制不健全的问题,此外,还有外部综合环境的制约问题。这些因素相互交织、渗透在一起,使得国有商业银行非正常不良贷款这一顽疾久治难愈。因此,在解决这一问题时,我们需要运用综合的法律措施,从放贷程序的风险控制、银行运行体制和外部环境的改善等方面予以系统、有效规范。
  一、强化贷款程序中的风险控制
  商业银行在放贷过程中会涉及到对借款人资质和偿债能力的调查,贷款的审批,借款合同的签订,对借款使用情况和借款人经营状况的跟踪调查,贷款的催收等诸多环节。在实践中,如果有一个环节出现纰漏,就有可能使该笔贷款成为坏账。因此,在立法上我们应着手从以下几个方面堵塞程序上的漏洞:
  (一)在贷前的调查过程中要明确规定对关键内容的实质考查。对借款人的调查,核心问题是偿贷能力,所以,我们应围绕借款人的偿贷能力进行调查。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借款人的资产状况和负债状况,借款人的信誉状况,借款人的经营状况和发展前景。在调查的方式上,我们不能只从财务账目上进行形式审核,而要对借款人资产所有者权益的真实性、债务状况的真实情以及产品销售和盈利状况的真实性进行调查核实,并对调查的人员、手段、时间、内容、对象等制定保密措施,以保证调查资料的可靠性。调查人员在调查报告中应对相关的调查内容通过数据和表格来具体地反映,而不应只是笼统的概括性的表述,以便日后得以核实、落实责任。对于资产负债比例较高、信誉程度较差、经营管理水平较低和产品销路不畅的借款人,银行要慎贷、惜贷。
  (二)建立有效的贷款审批与发放制约机制。国有商业银行不宜继续实行贷款管理上的“行长(董事长)负责制”。因为这与现代企业治理结构要求的“董事会负责制”是相背的。“行长负责制”是与行长的职权相对应的,在这种体制下,即使某一银行(及其各级分、支行)的行长不是审贷委员会的成员,但他同样会对该行贷款的审批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在实践中会形成这么一种状况:某笔贷款是按行长的意旨发放的,但行长并未在审批文件上签字,因此,行长可以不对该笔不良贷款承担责任或不承担直接责任。所以,从贷款审批和发放环节来讲,要想降低风险,就要建立科学的贷款决策机制。我们可以通过审贷委员会成员的集体签字制度来明确有关人员对每一笔不良贷款应承担的责任,责任的严厉程度要足以使审贷会成员在签字时对该笔贷款的风险尽到应有的注意义务。这种设计易于操作,可以在审批环节上形成内部制约,如果惩罚力度到位的话,可以在审批环节上使贷款风险得到有效的控制。
  (三)从法律上明确界定“同一借款人”的范围。《商业银行法》由于对“同一借款人”没有明确的界定,因而导致实践中时常有关联企业向同一银行借款现象的发生,给银行信用造成了威胁。有鉴于此,我们应该对《商业银行法》和《贷款通则》的相关条款作出补充规定,要求各商业银行在计算对某一借款人的贷款总额时,不仅要计算对该借款人的直接贷款,而且要计算对该借款人的间接贷款,即包括该借款人拥有投资的其他企业。在操作程序上,贷款银行应要求借款人提供经工商管理部门核准的股东名单或投资人名单,同时要求借款人提供其投资企业的名单,并建立统一的信息库,以不断强化甄别“同一借款人”的手段和能力。
  (四)加强对借款人信用风险的分析手段和度量方法。一方面,我们要将对借款人的财务分析和实际经营状况的考察结合起来进行贷款风险测评,通过对借款人的产业背景、行业状况、所处产业链的具体环节进行详尽的分析测定出关键的风险数据;另一方面,在贷款风险分担机制上,要选择担保价值稳定、易于变现的抵押财产或质押财产,以保证银行到期收贷时的实际现金流量。在此基础上,银行可根据其不同授信业务的性质、种类、风险程度等因素,按照不同地区、行业实行多组合、多层面、多角度的纵向与横向的动态分析监控,通过贷款资产组合,以优化授信结构,并确定最佳的风险平衡组合。
  (五)制定科学的风险利润业绩考核标准。首先,在贷款风险利润业绩考核标准的制定上,要将每一笔不良贷款放在一定时限内的贷款总额中进行考察,而不是按当年的贷款总额来计算。这样,可以防止银行通过做大分母的方式来稀释不良贷款,而且易于准确地认定特定时期内的不良资产比率和相关责任人。其次,在不良贷款的划定时间标准上,不但要虑到贷款期限已经届满而未收回的不良资产,更要考虑到贷款期限尚未届满、但按照《贷款风险分类操作说明》规定的标准已经形成的不良资产,而不能因为该贷款尚未到期而故意将其排除在不良资产的考核范围之外。再次,银行对申请展期的贷款要严格审批,防止出现由于未及时采取措施,而将“次级”不良贷款演化成“可疑”或“损失”类不良贷款。第四,要通过法律形式明确认定“以贷还贷”行为的无效性,并将此类贷款划入不良资产范围内进行考核,以避免隐性不良资产的形成。
  (六)补充借款合同条款,以加强对银行信贷资产的保护。《贷款风险分类操作说明》中构成“次级”贷款的第二项规定,实际上就是一个“交叉违约”的原则性规定,一旦“借款人不能偿还对其他债权人的债务”,即被视为不良贷款中的“次级”贷款。但由于各商业银行在借款合同中并未对借款人设定这一约束条款,因而在实践中即使出现了借款人不能偿还其他债权人债务的情形,放贷银行也不能认定其有违约行为,虽然银行在业务操作上可以将该借款划入到不良贷款账户之中,但从提前追讨债权上讲,则缺乏有效的法律依据。所以,银行在与借款人签署借款协议时,应明确规定“交叉违约”条款。在条款的设计上,主要应该把“交叉违约”条款限定在借款人借入他人债务的情形下,包括以本币形式和外币形式形成的债务以及以其他非货币资金形式形成的债务。对于某些信用等级较低的借款人,也可采用更为严厉的交叉违约条款,即对违约的形式不加限制。比如,借款人作为货物买卖合同中的卖方而没有履行按时交货的义务,或借款人在其他协议项下的技术性违约等,都应视其为“交叉违约”。
  二、完善商业银行的内部运行机制
  从现行体制来讲,银行监督管理机构通过法律规章设计贷款程序来控制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本质上是一种外在的约束机制,如果其内在的约束机制不能有效形成,那么外在的约束机制很快就会被内部经营者的逆向力量弱化掉,继而又不得不再行修订、补充“贷款程序”,以不断强化外在的约束力量。在这种反复的较量中,外在的约束成本越来越大,国有银行控制贷款风险的能力越来越弱,最终,必然会引发金融风险。所以,仅在技术层面上依靠贷款程序来控制风险是远远不够的,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风险的有效控制,必须从其内部运行机制的改革人手,通过产权结构的根本性调整,建立起新的营运机制,这才是根本出路。
  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产权改革,从长远看,应将非国家控股的产权结构作为常态,这样,有利于银行内控机制的有效形成,有利于股东之间“同股同权、同股同利”平等关系的建立,有利于国有股的正常流通,有利于免却未来“国有股减持”中面临的一系列窘境。在产权改革的基础上,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构建商业银行运营的新机制:
  (一)建立边界清晰的信贷风险控制权责机制。国有商业银行在产权改革到位的情况下,其内部各组织机构的关系及职权分配主要应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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