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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德国法律解释权配置的历史演变
【英文标题】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Distribution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Powerin Germany
【作者】 魏胜强【作者单位】 郑州大学
【分类】 外国法制史【中文关键词】 德国;法律解释权;配置;演变
【期刊年份】 2011年【期号】 6
【页码】 93
【摘要】

中世纪封建国家时期,德国的法律解释权控制在多种主体手中。封建社会后期到第一帝国时期,由立法者掌握法律解释权发展为法官行使有限的法律解释权。从《普鲁士邦法》严厉禁止法官行使法律解释权,到《德国民法典》赋予法官有限的法律解释权,跟当时的具体情况有着密切的关系。魏玛共和国以来,德国逐渐公开承认法院和法官的法律解释权。当代德国对法院和法官法律解释权的承认,具有其历史必然性。

【英文摘要】

During the period of feudal state in middle age, the power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was held by multiple subjects. From late feudal state period to first empire, the power went from control by legislators to limited use by justices. The ution of the power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relates closely to specific situation,which can be seen from Allgemeines Landrecht fair dieprenssischen Staaten which severely forbids justices exercising the power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and from Burgerliches Gesetzbuch which gives the justice limited power. Since Weimarer Republik Germany has publically admitted that courts and justices own the power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Therefore, it is historically inevitable for contemporary Germany to approve that the power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is handled by courts and justice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7360    
  尽管德国的历史不算悠久,但德国的法律制度对世界法律制度的影响并不小。德国的法律制度基本上可以根据德国的历史发展划分为封建国家时期、第一帝国时期、魏玛共和国时期、法西斯统治时期和现代等几个时期,每一时期法律解释权的配置状况有较大的差别,并对当前大陆法系法律解释权的配置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研究大陆法系法解释权的配置问题,不能不关注德国法律解释权配置的历史演变。
  一、中世纪封建国家时期—法律解释权控制在多种主体手中
  在封建社会里,国家分裂,基督教与世俗王权存在着权力的争夺,各地封建领主掌握着本辖区内的各项大权。这种情况加剧了德国法律渊源的复杂性,不存在比较完整地、系统地适用于整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日耳曼习惯法、罗马法、教会法以及各种城市法等,在德国的法律实践当中都具有法律效力。不同的法律必然导致不同的法律解释活动,因而在这一时期,法律解释权的配置也比较复杂。
  中世纪德国,教会在国家政治体制中占据重要地位,教会法成为一种重要的法律渊源。尤其是在9世纪中期查理曼统治的法兰克帝国瓦解之后,欧洲进入封建割据时期,基督教会趁机扩大自己的势力,在与各种大小封建领主的斗争中集结了巨大的权力。10世纪时,教会取得了对世俗权力的领导地位,确立了教皇在教会事务中的立法权。1075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1073—1085年)对教会进行了重大改革,宣布罗马教皇在整个教会中拥有政治和法律上的绝对权威,只有教皇所颁布和核准的教会法律有效,每一种教务职司的取得都必须由教会当局任命。这一时期,教皇明确主张教权高于王权。在经济上,罗马教皇是势力最大的封建领主,拥有西欧封建地产的整整三分之一,教皇每年的财政收入比各国君主收入的总和还要多。在政治上,教皇是最高的封建统治者,教廷拥有一套完备的管理机构,还建立了严格的教阶。罗马教廷有权废立国王,有权在各地设立宗教法庭,而且有权拥有自己的军队—骑士团。13世纪教皇英诺森三世(1198 —1216年)时,教会的权力达到鼎盛,在取缔异教、废立国王、干涉司法、勒令贵族纳税、调节纠纷方面,他的权威超过了历代教皇。{1}“从11世纪初到12世纪中叶,新的教会法汇编大量出现,最终导致教会法成为有效使用经院哲学思辨方法的、与复兴的罗马法并列的、独立于世俗国家的法律体系。”{2}
  由于教会法以及教会法院成为独立的体系,对教会法的解释就由教会中的有关人员进行。首先,教皇具有最高的法律解释权。在法律上,从格列高利七世开始,教皇就是最高的立法者、最高的行政官和最高的法官。教皇还是一位在任何地方行使权力的第一审级法官;任何基督徒的任何需要司法解决的事务都可以诉请于他,对于所谓重大案件,诸如涉及对主教的罢免,或关于信仰条款的争议案件,他享有排他性裁判权。他还是教会中的最高教师,在界定教会教义和确定圣礼规则以及其他崇拜事务规则方面拥有决定性的发言权。{3}教皇拥有这么广泛的权力使他对教会法的解释具有最高的效力,没有其他人的解释可以对抗教皇的解释,而且教皇的解释对整个基督教都具有约束力。其次,著名的教会法学家有权对教会法进行解释。例如,1139—1141年,波伦亚大学修道士约翰·格拉蒂安对教会法进行编纂和整理,完成了《格列蒂安教令集》(又译作《历代教律提要》或者《教会法规歧异汇编》)。这部教令集汇总了12世纪以前大约4000余种教会法文献。其特点是:对教会法规不是单纯的照录原文,而是进行整理、分类和编排。对教会法规则,运用圣经、教皇教令等进行解释和说明,消除了各种汇编中的矛盾和歧异,使教会法具有系统性和统一性。它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为教会法学家提供了系统的法律资料,也为西欧各地教会法院普遍加以引用,并作为教材,供各高等院校讲授教会法之用。{4}再比如,约翰·安德里阿(Johannes Andreae,约1270—1348年)给《第六书》和《克莱孟教令集》写的注释很快被公认为是标准注释。教皇英诺森四世(1243—1254年)、安德里阿、奥斯蒂恩西斯等都是教皇教令评论集的重要作者。这些评论集对字据有必要的注释,对前人的注解得失也给予讨论,还提出自己对疑难法律问题的分析和见解。{5}教会法学家们的编纂和整理行为,既可以理解为是学术活动,同时也可以理解为是对教会法的解释活动。这种解释由于其自身的权威性而得到教会法庭的援引时,教会法学家就像当年的罗马法学家一样,在事实上行使着教会法的法律解释权。最后,教会法院的司法工作人员也在事实上行使着教会法的法律解释权。古代的法庭长期是因时因地因案件而设立的临时特别法庭,比如主教法庭并不一定有固定的场所和办案人员以及日常维持费用,主教本人其实就是法官,同时他还有其他一系列职责,手下往往也没有专业的司法人才提供咨询。从12世纪开始,伴随着法律制度的成长、法律条文的繁琐和司法教育的发展,西欧教会和世俗国家开始有专业化的趋势。主教减轻自己司法事务负担的办法首先是依靠主教区会议来处理棘手的诉讼,听取出席会议的众教士对此的意见。到12世纪末叶,许多主教任命法官(officiales principales)来代理自己负责司法,逐渐地,在这些法官的周围出现文书和其他官吏,主教法庭得以制度化实体化。当然,主教本人也会偶尔主持法庭的审判。涉及教徒品行的大量日常司法事务主要还是由大助祭和助祭主持的法庭处理。{6}在教会法庭的审判过程中,参与审判的各种司法人员,无论是主教、法官还是助祭,其实都在行使着法律解释权。只不过在不同的案件中,可能由不同的人进行解释罢了。
  德国在封建社会时期的另一种极为重要的法律渊源是罗马法。从11世纪开始,罗马法就在欧洲大陆复兴了。不同的国家对罗马法的接受是不同的,有接受的早晚和接受程度的深浅之别。德国对罗马法的研究时间始于12世纪,略微晚于其近邻法国和意大利,然而从结果上说,德国对罗马法的研究领域更为广泛,研究的成果也更为显著,远远胜于其他国家。“它不仅导致罗马法律制度和概念的广泛继受,而且还促使法律思想的科学化,而如此规模的继受是其他民族所未曾经历的。”{7}罗马法在德国能够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有其特定的原因。其一,罗马法是建立在一个统一的大帝国之上的法律,针对复杂的社会关系形成了比较健全的调节机制,并且强调维护君主的权威,有利于德国皇帝同教会和封建主进行斗争,论证其专制统治的合理性。其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德国原有的一些法律已经难以适应社会的进步,需要建立一种能够调整商品经济的整套法律制度,而罗马法正好能够完成这项任务。罗马法能够得到确立,“并不是因为其规定在内容上比传统的德国法更好或者更准确,而是由于它提供了丰富的概念设置和思想方法,凭此,人们可以把握困难的法律问题并合理地予以探讨、阐明,同时使之成为理智的讨论对象。”{8}尤其是罗马法经过在法国和意大利的发展,已经具备了较为发达的立法水平,在当时的社会里呈现出了明显的优越性,对德国的统治者来说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其三,由于对罗马国家在观念上的认同感,德国的大小封建主在接受罗马法时具有较少的思想障碍,使罗马法在德国的传播较为通畅,容易成为各个封建主共同接受的法律文化遗产。由于罗马法复兴运动的深入,德国在19世纪形成了概念法学和潘德克顿法学。
  当罗马法成为德国封建社会重要的法律渊源时,对罗马法的解释问题就随之而来了。当时的德国,罗马法的复兴是从大学开始的,德国的大学研究罗马法的风气很兴盛,对罗马法的解释主要是由法学家完成的。法学家力图对罗马法作出符合现实需要的解释,以促进当时德国法律的体系化和法典化。到15世纪末叶,罗马法已经被列为各个大学的必修课程。从此,罗马法学家辈出,他们不仅从事司法活动,决断疑难案件,而且跻身于政治舞台。此外,他们还致力于对罗马法经典作品(主要是《学说汇纂》)的注释和改编工作,经过他们撰写的各种《罗马法改编》,在当时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成为各法院处理案件时适用的根据。{9}因此可以说,当时对罗马法的解释权掌握在法学家手中。从法律的规定来看,法学家并不享有解释权,但由于罗马法被广为接受,法学家对罗马法精深的研究,以及当时法学家对法律实务的积极参与,使法学家在事实上掌握了对罗马法的法律解释权。西方法学家对当时德国的法学家行使法律解释权的活动作了这样的描述:受到罗马法教育的法学家们首先在教会、地方领主领地及城市的管理中寻找到了施展才能的场所。15世纪末,他们愈来愈多地取代了早些时期那些未曾受过训练的“法律名流”(Rechtshonoratioren)在司法活动中的地位,从而使其本身也加入了法官行列。最初,这些法学家们几乎完全是在上意大利(意大利北部)著名的法学院中获得法律知识;这种情况逐步地—同时也因受到地方领主旨在使法律家们后继有人的努力的推动—发生改变,以致德意志诸大学开始固定地开设罗马法课程。16、 17世纪期间,这些法律家作为大学的法律教师,法院和市府的文书,法律鉴定人,地方领主和城市管理的法律顾问,作为各邦与城市法律整理辑录的作者,将被继受的罗马法素材和各地继续生存的本地区法律观念融合汇成“现代学说汇纂实用”(usus modernus pandectarum)。{10}1495年,德国设立帝国法院,成为德国国王与各邦君主共同掌握审判权的组织形式。帝国法院的法官必须是学习过罗马法的人,其诉讼过程中适用的也必须是罗马法上的程序,断案以罗马法为依据。帝国法院的设立,对于罗马法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总的来说,是当时罗马法的复兴促进了德国法学的繁荣,造就了当时德国的罗马法学家阶层的辉煌,也给罗马法学家带来了对罗马法的法律解释权。而法学家行使法律解释权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罗马法具有精密完备的科学体系,由于基督教一统天下,当时的许多精英分子都转向了基督教,只有少数法学家能够了解和掌握罗马法,只有他们的解释才具有较高的权威性。法学家在事实上对法律解释权的行使,能够使罗马法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较好地结合起来,有利于促进社会与法律的互动发展,推动法律的进步。
  二、封建社会后期到第一帝国时期
  —由立法者掌握法律解释权到法官行使有限的法律解释权
  从14世纪起,西欧的基督教会逐步走向衰落,王权在与教权的斗争中处于主动地位,教权处于防御地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罗马法的广为传播,教会法的影响已经大不如从前,世俗社会中的法律越来越显得重要。13世纪以后,由于大量自由城市的出现,德国逐渐出现了维护城市的自治地位和保护商业活动的城市法。同时,长期的封建割据,各个诸侯邦取得了对邦国的完整的统治权,它们制定了许多涉及行政管理和刑事司法方面的法律,被称为邦国法。封建社会末期,城市法和邦国法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法典的编纂一度兴盛起来。当时著名的法典有《加洛林纳刑法典》(Constitutio Criminalis Carolina, 1532年颁布),《巴伐利亚刑法典》(Codex juris BavariciCriminalis, 1751年颁布),《巴伐利亚民法典》(Codex Maximilianeus Bavaricus Civilis, 1756年颁布),《普鲁士邦法》(Allgemeines Landrecht,又翻译为《普鲁士民法典》,1794年生效)等。尤其是《普鲁士邦法》条目繁多,内容庞杂,代表着德国封建社会后期法律的发展水平,德国当时关于法律解释权的配置状况,可以从这部法律当中得到体现。
  《普鲁士邦法》1791年获得通过,经过几次修改,于1794年6月1日起在普鲁士境内生效。法典有绪论和两篇正文,共19000余条。序论阐述了法的一般原则,第一篇和第二篇的前半部分主要是私法的内容,涉及人法、物法、法律行为等,即意思表示、契约、侵权行为、占有、所有权取得的方法、债权关系、继承关系和代理,以及商法、团体法等内容。第二篇的后半部分主要是宪法、行政法和刑法。该法典虽然用语比较通俗,一般的民众也能理解,但条文繁多,内容十分庞杂。由于它没有能够充分吸收启蒙主义的思想成果,仍然致力于维护专制君主的国家形态,因而有些规定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发展,甚至显得十分滑稽可笑。比如其第二篇第67条和第68条甚至规定:健全的母亲,负有亲自为自己的儿子喂奶的义务,但是,母亲在什么时间将乳头塞入儿子的嘴里,则由父亲决定。{11}《普鲁士邦法》试图对各种特殊而细微的事实情况开列出各种具体的、实际的解决办法。其最终目的在于有效地为法官提供一个完整的办案依据,以便使法官在审理任何案件时都能得心应手地引律据典,同时又禁止法官对法典作任何解释。遇有疑难案件,法官必须将解释和适用法律的问题提交一个专为此目的而设立的“法规委员会”(Statutes Commission)。如果法官对法律进行解释,就是对普鲁士君主的冒犯,并招致严厉的惩罚。{12}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在《普鲁士邦法》的颁行敕令当中,就明确禁止法官对明了确定的法律规定自行作任何偏离解释,无论他是基于某种想象的哲学推理的理由或者借口出于一种法律目的和观念而予以延伸解释,以避免失去最高度的宠信和受到更严厉的惩罚。显然,法典作出这样繁杂的规定是希望解释成为不必要的事情。法典导言第6条也规定:“将来法院判决对于法律学者的观点或法官先前的判决意见不应加以考虑。”这种规定实际上是要排除法官个人的理解对于案件的影响力。然而,法典中的规定虽然来自于生活经验和现实意识,语言上也常常采用形象力强和直观鲜明的形式,但它们究竟还是使这部法律作品的理解变得极为困难,从理论和实践上几乎都不能把握。由于它那没完没了的决疑和由此而对法官的法律臣仆(Rechtsuntertanen)的束缚,孔科尔索性将其称为“一个奇异的,有悖睿智的实践”。{13}由此证明,在封建社会末期德国的法律制度当中,只承认立法者的法律解释权,对法官的法律解释权是绝对禁止的。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拿破仑掌握了政权。在拿破仑帝国的军事扩张之下,“神圣罗马帝国”于1806年宣告解体,德国进入逐步走向统一时期。这个时期的普鲁士邦通过一系列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1862年,奥托·冯·俾斯麦出任普鲁士首相,他在位期间通过三次战争统一了德国。1871年,普鲁士国王在凡尔赛宫宣告为德意志皇帝,德意志帝国成立,即“德意志第二帝国”。德意志帝国时期是德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发生重大变化时期,也是德国近代法制的创建时期。德国颁布了宪法、刑法典、刑事诉讼法典、民事诉讼法典、民法典、商法典等一系列的法律,确立了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法律制度,成为大陆法系国家的又一典型。这一时期,能够反映德国法律解释权变化的主要是《德国民法典》。
  经过罗马法的复兴和理性法思想的传播之后,德国各邦兴起了编纂成文法的运动。1814年,自然法学派在德国的代表人物、海德堡大学法学教授蒂鲍特(Thibaut, 1772—1784年)在《法国民法典》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的鼓舞下,发表了一篇题为《论统一德意志民法典的必要性》的文章,呼吁以“自然正义”、“理性”为指导思想,制定一部清楚、详尽、统一的法典,以促进工商业和法律的发展,进而促进国家的统一。他建议以当时的三部主要法典,即1794年《普鲁士邦法》、1812年《奥地利民法典》和1804年《法国民法典》作为民法典的编纂模式。{14}尽管蒂鲍特的主张受到了以萨维尼为代表的历史法学派的反对,导致了自然法学派和历史法学派的论战,但德国统一以后,编纂统一的民法典的时机已经到来。1874年,联邦议会任命了第一委员会起草民法典,该委员会一直工作到1887年。1888年初,委员会起草的第一草案发表了,但人们批评它不简练、不切合实际、缺少大众性,纯粹是一个“书斋”产物。1890年设立了第二委员会,根据批评意见对第一草案进行审核修订,于1895年形成了第二草案。第二草案被稍作修改后,形成“帝国国会法律议案”。1896年,这一议案获得帝国国会通过并经德国皇帝签署而公布,于1900年1月1日生效。{15}从法典的语言和立法技术上看,《德国民法典》用语抽象而准确,概念严谨而科学。民法典以“潘德克顿法学”发展的各种概念为依据,每一个用语,甚至非专业用语,在整个法典中始终保持相同的含义,同一用语总是指称同一概念。民法典创设了许多基本概念,如法律行为、法人、权利能力等,这些概念通过抽象而专业的法律术语来表达,从而使上述概念显得严谨而具有科学性。同时,法典适用了一些抽象的原则性规定,法官可以把一般条款适用于各种不同的案件中,根据具体案情作出判决。例如,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善良风俗”、“重大理由”等。《德国民法典》对一般条款的创设,使法官获得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当法典没有明确规定时,可依照“一般规定”类推运用。{16}拉伦茨在20世纪指出:“法官可以根据这些一般条款或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进一步发展法律规定,使它们适应生活关系的不断变化。唯有如此,以19世纪末叶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为基础制定的《德国民法典》,依然能够适用至本世纪下半叶,适用于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的社会环境。”{17}因此,从《德国民法典》的上述特征来看,法典对各种用语的严谨性说明它总体上是拒绝法官解释法律的,是把法官当成法律推理的机械操作者。然而,由于一般条款的规定,当时的法官拥有了自由裁量权,就可以根据自己在个案中对案情的理解来自由地取舍法律的某些抽象条款的含义,也就是说,法官对这些一般条款拥有法律解释权。所以,在这一时期,法官拥有相当有限的法律解释权。
  从《普鲁士邦法》严厉禁止法官行使法律解释权,到《德国民法典》赋予法官有限的法律解释权,跟当时的具体情况有着密切的关系。《普鲁士邦法》之所以严厉禁止法官行使法律解释权,首先,是因为受到理性主义思想的影响。《普鲁士邦法》的制定时间在18世纪末,当时西欧的文艺复兴运动和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已经有了很大的影响。由于受到文艺复兴运动以及后来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德国的一些学者开始从理性出发,来反思传统的政治、宗教和法律问题,使自己摆脱中世纪的偏见,恢复和建立理性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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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参见严存生主编:《西方法律思想史》,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8—79页。

{2}彭小瑜著:《教会法研究—历史与理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5页。

{3}参见何勤华主编:《外国法制史》,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36页。

{4}参见何勤华主编:《外国法制史》,第123页。

{5}参见彭小瑜著:《教会法研究—历史与理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5页。

{6}参见彭小瑜著:《教会法研究—历史与理论》,第47—48页。

{7}茨威格特、克茨著:《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05页。

{8}茨威格特、克茨著:《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第206—207页。

{9}参见何勤华主编:《德国法律发达史》,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2页。

{10}茨威格特、克茨著:《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第207—208页。

{11}参见何勤华主编:《德国法律发达史》,第22页。

{12}参见梅利曼著:《大陆法系》,顾培东、禄正平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

{13}参见茨威格特、克茨著:《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第211页。

{14}参见何勤华主编:《德国法律发达史》,第237—238页。

{15}参见拉伦茨著:《德国民法通论》(上册),谢怀 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3 —24页。

{16}参见何勤华主编著:《德国法律发达史》,第249—250页。

{17}拉伦茨著:《德国民法通论》(上册),谢怀 等译,第35页。

{18}莎威格特,克茨著:《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第209页。

{19}See R. C. von Caenegem,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Private Law,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119—120.

{20}参见梁慧星著:《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7—49页。

{21}拉伦茨著:《德国民法通论》(上册),谢怀 等译,第32 —33页。

{22}茨威格特、克茨著:《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第211—212页。

{23}拉伦茨著:《德国民法通论》(上册),谢怀栻等译,第34页。拉伦茨指出:“如果立法者意识到自己不可能预见到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形,因此准备让法官来决定如何将一般规则适用于具体案件,那么立法者就会选择抽象概括式或指令准则式的法律体裁,或者将两种体裁结合起来使用。”见该书第33页。

{24}茨威格特、克茨著:《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第214页。

{25}参见何勤华主编:《外国法制史》,第358页。

{26}穆勒著:《恐怖的法官》,王勇译,第8页。谁敢欺负我的人

{27}参见何勤华主编:《外国法制史》,第362—363页。

{28}宋冰编:《读本:美国与德国的司法制度及司法程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4—55页。

{29}穆勒著:《恐怖的法官》,王勇译,第125页。

{30}参见何勤华主编:《德国法律发达史》,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50页。

{31}Interpret Statutes: A Comparative Study, edited by D. Neil MacCormick and Robert S. Summers, Published by 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1991,p.74.

{32}参见何勤华主编:《外国法制史》,第374页。

{33}Interpret Statutes: A Comparative Study, edited by D. Neil MacCormick and Robert S. Summers, Published by 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1991,p.107.

{34}参见宋冰编:《读本:美国与德国的司法制度及司法程序》,第572页。

{35}何勤华主编:《德国法律发达史》,第175页。

{36}宋冰编:《读本:美国与德国的司法制度及司法程序》,第580页。

{37}Interpret Statutes: A Comparative Study,edited by D. Neil MacCormick and Robert S. Summers, Published by 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1991,p. 108.

{38}魏德士著:《法理学》,丁小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12页。

{39}宋冰编:《程序、正义与现代化:外国法学家在华演讲录》,第15页。

{40}Interpret Statutes: A Comparative Study, edited by D. Neil MacCormick and Robert S. Summers, Published by 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1991,p. 107.

{41}参见拉伦茨著:《德国民法通论》(上册),谢怀栻等译,第114页。

{42}魏德士著:《法理学》,丁小春、吴越译,第389—3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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