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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青少年犯罪问题》
答吴宗宪教授“论criminal justice的汉语翻译问题”
【作者】 曹立群【作者单位】 加拿大安大略科技大学
【分类】 犯罪学【期刊年份】 2012年
【期号】 5【页码】 34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5780    
  吴宗宪教授是中国犯罪学的翻译大家,其译作等身,占据中国犯罪学翻译作品的半壁江山,是我最为欣赏的一位犯罪学学者。我完全同意吴教授的说法,“如何确立criminal justice一词的汉语译名,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1]对吴教授“英语文献中criminal justice一词的含义”一节,我也完全赞同。我们的不同点是对criminal justice一词的汉语翻译的用词。我主张criminal justice译为“法务学”更为精准,而吴教授则认为译为“刑事司法”一词比较合适。
  吴教授认为,把criminal justice译为“法务学”不合理,列举了四条理由。又对翻译为“刑事司法”的合理性列举了三大理由,最后总结道,“将其翻译为‘刑事司法’,则能够较为准确地传达原来的含义”。[2]对此结论,笔者不敢苟同。
  对criminal justice的翻译,本人不止是“一名之立,旬月踟镯”。早在2003年,王来喜和我就对翻译艺术有较全面的论述,并顺带提出此词的翻译。之所以如此翻译的原因,我先简叙、再补充如下。
  首先,翻译不是一门科学,没有一对一的等式。“两脚踏中西文化”的大师林语堂认为,翻译是一门艺术。翻译的标准,套用近代翻译宗师严复的话,要“信、达、雅”;套用林语堂的话,必须“忠实、通顺、美”。合理或不合理是逻辑的判断,不是艺术的标准,因此,不是翻译的标准。
  第二,汉字是一种重形的会意文字,而英语是表音文字。[3]人类的语言可大致划分为三个层面:日常生活的层面,科学专业的层面,哲学文化的层面。第一层面和第二层面翻译成汉语一般都不会有问题。第三层面—哲学文化的世界处于最上层,它的语言高度抽象,以间接的方式与人的政治行为和伦理行为相关。转译的问题一般都发生在哲学文化的价值层面,以至有人认为这一层面的不可转译性。若勉强为之,一定要融会历史和文化,切忌生吞活剥、对号入座。
  王来喜和曹立群强调,在翻译时要特别注重历史和文化因素。把criminal justice翻译成“法务学”正反映了对此词从历史和文化角度方面的理解。[4]历史上,嫌疑人和犯罪人没有区别,欧洲的封建政权从不承认抓错人,从不承认有冤案。一旦进入司法领域,嫌疑人非死即残。贝卡利亚和龙布罗梭的学说改变了司法行政,加强了对嫌疑人权利的保护,因此才有criminal justice这一词。justice一词的“正义”内涵仍在,只是语义延伸到“对罪与罚的管理。”这是此词在西方的演变历史。英语是表音文字,词义的定位是通过不断的运用而逐渐形成的,词义的外延是一个不断运用的过程。吴教授在“英语文献中criminal justice一词的含义”一节对criminal justice一词在近代的演变,总结得很好,我就不赘叙了。
  文化上,西方的政府,三权鼎立,行政、立法、司法互不隶属,相互节制。Judicial system专指法院的一套制度和人马,已经通常翻译为“司法”。而在行政系统里,有Department of Justice,如今大陆的翻译是“司法部”。这是一个混淆概念、很误导的翻译。历史上,这个定位是受前苏联的影响,“解放”后才流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又回到农业社会的一元化领导。不管是司法部还是法院,都得接受党的领导,都不具备独立解决冤假错案的最终能力,导致法外解决的现象,如上访,越来越难以驾驭。北京大学互联网法律中心
  在日本,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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