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现代法学》
不法原因给付及其制度构建
【英文标题】 Performance Based on Illegal Reasons【作者】 谭启平
【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分类】 民商法学
【中文关键词】 原因;不法原因给付;处理机制;制度构建
【英文关键词】 reason;illegal reason;dealing ways【文章编码】 1001—2397(2004)03—0331—10
【文献标识码】 A【期刊年份】 2004年
【期号】 3【页码】 131
【摘要】

不法原因给付是大陆法系法律制度上一项重要的制度。文章全面论述和评析了不法原因制度的相关内容,对不法原因给付处理机制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了我国民事立法应建立完善的不法原因给付制度的具体理由和构想。

【英文摘要】

Performance based on illegal reason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systems in common Law legal system.This article here of discusses the related contents of illegal reasons comprehensively and analyses the dealing ways of illegal reasons.Furthermore,it puts forwards the detailed grounds and suggestions in our civil law legislation on this part.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73871    
  
  不法原因给付是指基于违反强行法规或公序良俗的原因而为的给付。该制度源于罗马法。“当实行给付或允诺是为了他人不实施不道德的和不合法的行为时,可提起‘因受讹诈的要求返还之诉(condictio ob turpem vel iniustam causam)’。如果该债因的可耻性不仅与接受给付方有关,而且同给付方也有关,则不能提起这种要求给付之诉。在这种情况下,被给付标的的占有者获胜。”{1}这就是不法原因给付的雏形,也是后来大陆法系国家不法原因给付制度的源头。《法国民法典》继承罗马法的精神,首次在法典中提出不法原因给付的概念,后来的《德国民法典》、《瑞士债务法》、《意大利民法典》纷纷效仿,并使这一制度不断臻于丰富、完善。与此同时,这一制度也对英美法系的法律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英美法上虽然没有不法原因给付的概念,但其不法约定制度却与不法原因给付制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不管是大陆法系的不法原因给付制度,还是英美法系的不法约定制度,它们的主流处理模式几乎是一致的:即基于不法原因的给付或基于不法约定而移转的金钱、动产与不动产均不得要求返还,除非不法原因仅存在于受领人一方。
  几百年来,对不法原因给付制度虽然一直存在争议。但是,持肯定意见的总是大有人在并且始终占据上风。正因如此,不法原因给付制度才得以保留至今并仍焕发着勃勃的生机。
  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中,没有完善的不法原因给付制度。目前,我国正在制定民法典和民法立法的完善工作。笔者认为,在我国的民事法律制度中,建立完善的不法原因给付制度,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正如前文所述,不法原因给付制度也存在着不少争议,因而我们在引入和确立这一制度时,必须最大限度地抑制其消极性。因此,我们有必要在理论上认真研究这一制度,对其扬长避短,进而正确、有效地指导司法实践。
  一、原因理论及作用
  原因是大陆法系中极难把握的一个概念,它在大陆法系中的地位可与英美法系中的约因相提并论。不法原因给付制度正是建立在原因理论的基础上的,故研究不法原因给付,就有必要先对原因理论进行剖析。
  (一)原因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
  将原因作为合同是否有效成立的要件之一的立法,首创于《法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第1108条规定,契约的有效成立,除了须具备当事人的同意、订立契约的能力、构成权利义务客体的标的确定外,还必须有“债的合法原因”。为什么会特别强调“债的合法原因”呢?笔者认为,这应当从《法国民法典》与罗马法和日尔曼法的联系中追索其历史源头。十三世纪以前的罗马法和日尔曼法都不承认当事人的意思能产生法律上的效力。{2}在早期罗马法中,不管是口头契约、要式契约、文字契约还是实物契约,均是这一原则的体现。这几种契约均要求契约的成立及生效必须具备严格的形式要件或实物交付。至于合意契约(即诺成契约),是在罗马帝国优帝时代才被承认的,但其范围仅限于买卖、租赁、合伙、委托四种契约,{3}其适用范围是极为有限的。十三世纪的教会法学理反对罗马法的传统,主张作出允诺者应信守诺言。他们主张合同法应当摆脱与原始社会的魔术有联系的要式主义规则,应该摆脱财产法而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不应该再提要式和要物合同。一切允诺,至少是受益人即债权人接受的允诺,都应该履行,这是诚实信用原则所要求的。教会法学理的这种论点,在十六世纪的欧洲占了优势。但是如果仅凭当事人说了某话或写了某些词句就要承担法律义务,这将等于退回要式主义的时代。所以,单凭意思表示是不够的,还应考虑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及探索当事人为什么会作出此项意思表示,废除此意思是否会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教会法学理提倡重新考虑合同法,制定名副其实的意思瑕疵理论,明确使作出允诺的人摆脱其允诺拘束的理由,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分析他为什么要承担义务,即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作出允诺的。{4}这就是原因理论出台的整个历史背景。继《法国民法典》之后,意大利和西班牙民法典也在使合同发生效力方面,主要依据其具有第一要因或“原因”。{5}同时,这一理论也或多或少为《德国民法典》及其它一些欧洲地区的民法典所借鉴,从而成为大陆法系债法的一个重要制度。
  (二)原因理论学说及其评析
  《法国民法典》既未阐明原因的定义,也未指明无原因、错误原因或不法原因是如何产生的,所以债权制度中的“原因”便成为法国民法中最不确定的概念之一。围绕原因理论之争,法国及其它国家学者形成了种种的观点和理论。
  1.客观原因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评析
  客观原因理论(又称传统原因理论、法律要件说)认为,所谓原因,是指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这里的“目的”具有特定性,即类型相同的合同,其目的完全相同(如买卖合同的原因永远只能是价金的支付、收取及标的物的取得、移转)。该原因是一切合同当事人都具有的直接目的,其特点是具有客观性,通过对合同性质的分析便可揭示。{6}这种定义的原因称之为近因。在客观原因理论中,合同的原因也即目的与动机是被严格区分开来的。前者在相同性质的合同中总是客观、同一的,而后者则是主观、因人而异、难以把握的。这正是客观原因论者不将动机纳入合同原因的最根本的理由。
  针对传统的客观原因理论,反原因论者提出了质疑并指出了该理论存在的缺陷:第一,从理论上讲,原因作为对当事人为什么要实施某种行为的回答,是一种心理分析的结果,但事实上,传统原因理论的确定,却又排除了对当事人心理状态的个别研究。{7}这在理论上是矛盾的;第二,根据传统原因理论的原因定义,原因是当事人通过订立合同想要得到的东西,那么,在无偿合同(如赠与合同)中,赠与人想要得到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恩惠合同来说,原因派认为原因是赠与的意思,这就试图以抽象的概念使原因独立于动机”。{8}这是极难理解的,也是极为荒谬的,“就恩惠合同来说,没有原因就是没有动机,没有动机的赠与将是疯子的行为”。{9}由此可见,至少在无偿合同中,原因与动机是无法区分开的,也即是说,传统原因理论是无法解释无偿合同的,这一点也是受到传统原因论者承认的;[1]第三,在传统原因理论中,由于原因仅仅是对从相对方获得的补偿物的考虑,所以,即使是双务合同也极少可能因原因违法而无效。因为合同表象(包括标的、标的物等)在很多情况下总是合法的,不合法的仅仅是当事人订立合同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该目的是隐藏在合同背后的,当事人往往不会将其彰显出来。这实质上涉及到动机违法的问题了,但这恰恰是传统原因理论所不予考虑的。故在传统原因理论中,因原因不法而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极少发生,原因理论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事实上,传统原因理论过分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这虽然有利于对当事人个人利益的保护,但却忽略了对社会利益的保护。因此,在现代民法强调社会利益保护的呼声中,传统原因理论已失去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其修正已势在必行。
  2.现代原因理论(主观原因论)及其评析
  与十九世纪的理论不同,现代原因理论赋予原因以主观性,将之纳入决定当事人为表意行为的“个人理由”的范畴,即纳入决定当事人订立合同的“动机”的范围。在主观原因理论下,原因不仅包括客观原因理论上的近因,同时还包括被客观原因理论所排斥的远因(即当事人通过合同所希望达到的最终“目的”,其因人而异,有个别性、主观性的特点)。换言之,在传统原因理论中,原因与动机是被严格区别的,而在现代原因理论中,原因与动机至少是被部分地加以混同的。为此,原因的现代理论被称之为主观原因论,{10}也被称之为动机说。
  主观原因理论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上述客观原因理论所无法解决的问题,显然有其积极意义。然而,主观原因理论的提出,也同时引发了一个问题:由于动机具有主观性、因人而异性,这使得原因有时候是难以判定的。因而,如何确定原因或动机的判定标准即成为了必须回答的问题。
  在民事法律制度中,对民事主体意思的探求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这是由于意思存在于人的主观领域,是外人所无法触及和判断的。基于意思表示的重要性及难于探求性,在民法的发展史上,法学家们设计了种种的方法,以对人的主观意思进行确定。其中,一个非常重要及可行的方法便是依据客观标准来推定主观意思。我们知道,法律是一种行为规范,单纯的思想并不能产生法律效果。只有通过行为将主观思想外化于客观世界,意思表示才能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因此,任何能产生一定法律后果的意思表示均应外化为一定的客观行为,而客观行为则总是民事主体意思的外部表现。因而虽然主观思想是很难把握的,但也可通过主体的外部行为来推测其内心的意思。过错的定义及判定如此,善意的定义及判定也经历了一个由主观善意向客观善意过渡的过程[2],同样,虽然动机是很难确定的,但通过上述的规则与技巧,它仍然是可以被确定的。
  针对动机的判定问题,日本学者提出了“债务本体论”的观点。该理论认为动机的不法,须具动机业经表意人表示而成为意思表示之内容时,始有不法原因给付可论,所谓成为意思表示之内容,即给付本体,故又称之为“给付本体论”,{11}也就是说,动机不法未经表意人表示的,不得成为不法原因给付,这就为原因的判定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标准。
  然而,笔者认为,“债务本体论”固然是判定动机的一个可行的标准,但它也不是万能的。如果“债务本体论”是确定动机的唯一标准的话,那么就会产生当事人在明知对方或彼此不法动机的情况下,却心照不宣地从事不法行为的情形;也可能会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在这些情况下,不法行为当事人在更多的情况下是不会将其不法意思表示出来的,但其行为的应受非难性却是十分明显的。而根据“债务本体论”的判断标准,由于不法动机未经表意人表示,未成为意思表示的内容,这些行为应该是有效的,这显然是极不合理的。其实,这种情况的处理完全属于意识瑕疵理论的范畴,应按真意保留、虚伪表示等意思瑕疵的处理规则进行处理。在此情况下,“表意人的意思究竟是什么,一般以善意第三人对其意思表示的理解为准”,{12}这已具有推定的性质。如果不采取推定的方法来确定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在很多情况下,当事人的不法动机及由此而产生的行为是无法受到惩罚的。当然,推定应是相对客观的,而不是毫无根据的。鉴于此,我们可以借鉴过错的确定方法,采取一般人的标准或善意第三人的标准,来探求表意人的真实意思。因此,动机固然难于判定,但也不是不可触摸的。通过“债务本体论”及意思瑕疵理论的处理规则,动机的确定与处理问题将能得到妥善的解决。
  (三)原因理论的作用
  1.原因理论对大陆法系立法和司法实践的作用
  原因理论是大陆法系债法所特有的制度。传统的原因理论与英美法系的约因制度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并分别成为两大法系债法的鲜明特色。人丑就要多读书
  然而,与约因理论一样,原因理论从其产生的那一该起,便受到了反原因论者激烈的批评,且这些批评绝不是苍白无力的。当唯意志论在欧洲占统治地位之后,原因理论的生存空间更是大大缩小了。“在那些主张给予法典以革命性的学者看来,个人意思是至高无上的东西,除非能够证明契约的订立是由欺诈或胁迫等促成的,否则,作为精神纲领的意思自由在经济领域中的体现,所有的契约都应当得到履行。至于所谓原因,由于合意已在根本上说明了契约效力的由来,因而,它便降格为某种表面化的可有可无的东西,不再含有正义或公平之意,也不再给契约的生效与否添上是否正当的问题,而只不过是站在门外为已经合法存在的合同提供一个多余的原因罢了”,{13}并且,甚至在原因理论发源地的法国的司法实践中,原因理论所起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当人们问及原因今天在法国法院实际上起着什么作用时,显然,在不同的范围,它就包含着完全不同的内容。”在许多案件中,原因对于所涉及利益冲突的正确解决完全是可有可无的,不起任何作用。{14}总而言之,原因理论在理论上及司法实践中的生存状况是越来越艰难了。
  对上述的论述和观点,笔者基本上是赞同的,然而,这是否表明原因理论已经过时,已经到了摈弃这一理论的时候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笔者认为,原因理论虽然存在着诸多的缺陷,但仍有它的积极意义。抛开其它领域的积极意义不谈,至少在不法原因给付制度中,原因理论仍然有其旺盛的生命力。“从法国法的客观原因论向主观原因论的转化过程中,我们也不能不感到,随着契约自由越来越多地受到限制,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的转变,国家越来越多地依靠原因作为手段和工具来审查个人间的契约是否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如果其动机(即远因)与社会公共利益不合,法院就会否认其效力。在这种情况下,尚不能说原因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但它确实从一种积极的要件,变成一种消极的要件,即在客观原因论那里,无原因即无责任,而在主观原因论那里,没有原因不能使合意归于无效,但原因违法会阻却其生效”。{15}原因理论的发展正是沿着这一轨道前进的,即原因由积极的角色逐渐变成消极的角色,这一点也正是与司法实践相一致的。“《德国民法典》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即契约性协议只有在根据一种‘原因’签订时方为有效。这种限制原本可能是为了否定那些尽管没有错误、欺诈或胁迫但其是不为法律制度所允许的任何理由支持的协议的效力所设计的,但是,它在今天只有在法国法院认为合同因违反善良风俗或公共秩序而无效时,才用于这种意义。”{16}
  总之,虽然原因理论受到诸多有理的非议,但这并不能抹杀原因理论中的不法原因理论在判断合同效力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依笔者之见,原因从积极要件到消极要件的转化,在充分体现了对个人意志尊重的同时,也强调了社会公共利益对个人意志的一定程度的限制,这实是追求社会本位的现代民法的必然要求,是对个人意志自由的一定限制。
  也有人认为,不法原因理论完全可由标的的不法或标的物的不法所包含、替代而失却其独立的存在意义。{17}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不法原因给付所强调的是给付动机即主观目的的不法,而标的不法或标的物的不法所强调的则是法律行为内容或标的物的不法,后两者完全是客观上的不法,并不涉及主观的问题,这三者在理论上的侧重点是各不相同的。标的的不法、标的物的不法及原因的不法在很多情况下有可能会同时产生,例如,甲乙约定进行毒品交易,此时不仅法律行为的标的(买卖行为)不法,标的物(毒品)及原因(进行非法交易以获利的动机)也是不法的。但这并不能排除在一个法律行为中,标的及标的物均合法而动机不合法的可能,比如甲为经营色情业向乙租赁房屋,此时,虽然法律行为及标的物在表面上均是合法的,但甲的动机却是非法的,应受谴责的。而这恰恰是标的及标的物非法理论所难以解决的。
  事实上,动机、标的及标的物的不法的区分是极具意义的。这三者在性质上是存在着差异的,在法律后果上也是不同的。根据大陆法系各国立法例及我国台湾地区现行民法,给付目的(即原因)主观的不法,后果为对给付者不当得利返回请求权的剥夺。亦即先有法律行为(标的)不法而产生不当得利后,再有依据给付目的主观不法而剥夺不当得利请求权的问题。至于标的客观的不法,是指法律行为的内容本身应否无效的问题,其后果是产生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18}标的物的不法也是如此。
  2.原因理论(主要是不法原因理论)对我国立法及司法实践的意义和作用
  在我国原因理论几乎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在理论上鲜有研究者,在立法上勉强沾边的也仅有类似“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一些表述。对原因理论的忽略,已经造成了司法实践上的混乱,因此,我国立法有必要引入原因理论特别是不法原因理论。笔者认为,借鉴大陆法系的原因理论特别是不法原因理论,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的意义和作用:
  (1)有利于细化并完善我国民事行为因违法而无效的制度。我国对因违法而无效的民事行为类型从未作严格的区分,而仅仅有一个笼统的民事行为无效概念。不法原因给付制度的出现及引入,有助于我国因违法而无效的民事行为类型得以基本确立。在引入不法原因给付制度之后,我国民事行为因违法而无效的类型可细分为:主体的违法、标的物违法、标的违法及原因的违法。这种分类既有客观上的违法,也有主观上的违法,这就使得因违法而无效的民事行为的类型得以细化并完善,在司法实践中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2)真正体现了现代民法社会本位的特点,有利于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现代原因理论中的原因包括了动机在内,其目的在于通过动机对民事行为的效力进行了深层次的过滤。基于不法原因而为的民事行为无效,这是意识自治的现代要求,也是社会公共利益对私人利益的合理干预,充分体现了现代民法社会本位的特点。
  (3)有利于指导司法实践,实现对案件的正确裁判。动机存在于民事主体的主观领域,为民事主体意思表示的原动力。因此,对动机的探求有助于准确判断民事主体的真实意思,从而实现最大限度、最合理的意思自治。只有在合理探求民事主体动机的基础上,才能对民事行为作出准确的判断,进而实现对案件的正确裁判。这一点恰恰是被我国目前的司法审判所忽略的。从下面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真切地看到这一点。
  2001年10月11日,四川省沪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特殊的遗赠纠纷案。原告张某与被告之夫黄某(已因病死亡的遗赠人)属非法同居关系。被告不能生育,且夫妻感情多年不和,长期分居,原告在遗赠人黄某病逝前一直照顾其生活。黄某生前立下遗嘱,将其个人财产遗赠给原告,并将遗嘱进行了公证。后原告持遗嘱向占有遗产的被告请求给付,遭被告拒绝。原告以此为由诉请法院判令被告按遗嘱执行。一审法院受理案件后,以《民法通则》基本原则第7条“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的规定,认定黄某将遗产赠给“第三者”的行为违反了社会公德,当属无效,故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19}
  判决作出之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褒贬不一。有学者认为遗嘱完全是立遗嘱人真实意志的体现,符合《继承法》的规定,应当是合法有效的,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对意志自由的严重侵犯;也有学者认为,该遗赠行为虽然符合《继承法》的规定,但它却违反了《民法通则》规定的“社会公德”这一基本原则,如允许遗赠人通过遗嘱将自己的财产遗赠给“第三者”,违背了社会的公序良俗,易滋长社会不良风气,因此,应当是无效的。{20}
  该判决的反对者甚众,并且似乎都理直气壮。然而,在这一案件的论辩中,笔者明显地感到反对者是如此的没有底气,虽然明知这一判决存在着问题,但总是不能找到令人信服的反驳理由,总不能回击所谓的“公序良俗”的反击。因为毕竟该遗赠行为在表面上确是违背“公序良俗”的规定的,并且《继承法》终究属于民法的特别法,应遵循民法的一般原则。如果不能论证该判决在实质上是不违背“公序良俗”规定的,那么反对论者的失败将是无疑的。事实上,反对论者确实未做到这一点,而该案的二审也以支持者获胜而告终。
  一、二审的判决反映了目前我国司法实践对这一类案件的审判态度,但我们是否能由此得出结论,这一判决是正确的呢?答案应当是否定的。在德国,在《联邦最高法院民事裁判集》(第53卷,第369页、第376页)上记载了一个与上述案情几乎完全相同的案件,但其判决结果却与我国法院的判决完全相反。笔者认为,相同的案例有不同的结果,这恰恰体现了原因理论在这类案件审理中的作用。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就被继承人在剥夺其妻子继承权的情况下立他的情妇为单独继承人的遗嘱行为,指出:“在民法典第138条的框架下,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对某一个人的行为进行评判,并对某种不道德的行为进行制裁,而仅仅在于判断某项法律行为是否违反了善良风俗……。如果被继承人立其情妇为继承人旨在酬谢其满足自己的性欲或者在决定或加强这种两性关系的继续,那么这种行为通常被认为是违反善良风俗的;相反,如果被继承人具有其他动机,即如旨在给其情妇提供生活保障,则这种行为通常就是有效的。”{21}由此可见,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与我国法院在审理这一类案件时的区别即在于:是否具体探求当事人的动机。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做法是绝不因为一个人总体行为存在着可责难性,而宣告其一切行为均具有可责难性;也绝不因为一个人的总体行为是善良的,而判定其一切行为均是值得肯定的。{22}德国法院的做法在于判断某项法律行为是否违反了善良风俗,其判断对象是特定的,而绝非是笼统的。我国的做法则不同,我们总是根据一个人总体行为存在着可责难性,而宣告其一切行为均具有可责难性;或是因为一个人的总体行为是善良的,而判定其一切行为均是值得肯定的。总而言之,我国对这一类案件的判断一般均是笼统的,而非特定的。这样做的直接后果便是以“违背公序良俗”的笼统提法,剥夺民事主体的行为自由,侵害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在上述的案例中,被告与其夫黄某长期感情不和,在其夫生病期间一直拒绝对其进行照顾。相反,正是原告(即所谓的“第三者”)在遗赠人病逝前一直照顾其生活,直到遗赠人死亡。从该案情出发,遗赠人遗赠的动机应当不具备任何可责难性。然而,有关法院却对此视而不见,笼统地判定该行为因违反社会公德而无效,这是在维护社会公德呢,还是在践踏社会公德?民法强调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当事人的行为意思是民事行为的核心。只有尽可能地如实探求民事主体的内心意思,才能实现真正的意思自由及意思自治,也才能对民事案件作出正确的判决,从而真正实现民事司法的公正。
  二、不法原因给付的处理机制
  在传统大陆法系各国的立法中,不法原因给付一般首先被视为一种不当得利。然而,与一般不当得利所不同的是,不法原因给付不得请求返还,除非不法原因仅存在于受领人一方。这种处理机制体现了一种特殊的法律逻辑,其合理性何在呢?
  (一)两难的选择——在返还与不返还之间
  从罗马法伊始,便有“不道德原因不生诉权”及“双方不道德时,占有人占优势”{23}的说法,而法国的法学家将之演绎为“任何人不得以其恶行主张权利”,德国的法学家也认为拒绝不法原因给付物的返还是“对不体面意图的诉讼的处罚”,或驳回请求“以保护国家的管辖权免受故意的犯罪分子的滥用”,{24}在英国,也有法谚认为“入衡平法庭者,须自身清白”。{25}
  在上述种种闪烁着智慧光芒理念的基础上,各国纷纷将不法原因给付不得要求返还作为处理这一问题的基本原则。虽然这一原则也备受非议并已得到不少的修正,但其作为基本原则的地位在大陆法系中依然是坚固的。
  对不法原因给付不得请求返还这一原则的非议和反对者的观点主要有:第一,不法原因给付不得要求返还的原则,使不法原因给付双方当事人各自得以保有受领物,从而与承认不法合同有效并无任何差异,此种不法即合法的结果是不合逻辑的;第二,在不法的双务合同中,如仅有一方当事人履行合同,这一原则适用的结果是使该当事人既不能请求对方返还财产,也无法要求对方交付其约定交付的财产。在这种情形下,合同对一方当事人而言是无效的,而对于另一方当事人而言则是有效的;第三,在仅有一方已履行的不法的双务合同中,即使是双方均在法庭上主张合同无效,先履行的一方也永远处于劣势,不可能回复其已给付的财物,而未履行一方却可不支付任何代价而占有财产。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在法庭面前对自己的错误行为直言不讳,其双方的不法性质是相同的,但其后果却是明显不公的。{26}
  与上述反对者观点相反的赞成论者则认为,第一,不法原因给付人在从事不法原因给付行为时,自己便置身于法律秩序或道德秩序之外,不能期待能受到法律秩序的保护(如通过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请求返还原物);第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参考文献】

{1}(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M).黄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399.

{2}李永军.合同法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490.

{3}(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M).黄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353—383.

{4}李永军.合同法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490—491.曾经瘦过你也是厉害

{5}(德)海因·克茨.欧洲合同法(上卷)(M).周忠海,李居迁,宫立云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78.

{6}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152—153.

{7}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154.

{8}李永军.合同法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495.

{9}李永军.合同法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495.

{10}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158.

{11}林诚二.民法理论与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198.

{12}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修订第三版·上册)(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32.

{13}傅静坤.二十世纪契约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78.

{14}(德)海因·克茨.欧洲合同法(上卷)(M).周忠海,李居迁,宫立云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79.

{15}李永军,合同法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498.

{16}(德)海因·克茨.欧洲合同法(上卷)(M).周忠海,李居迁,宫立云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81.

{17}林诚二.民法理论与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197.

{18}林诚二.民法理论与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196.

{19}{20}沈幼伦,孙霞.论遗嘱自由与尊重社会公德.兼谈某“第三者”遗嘱纠纷案(J).法学论坛,2002,(3).

{21}{22}(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M).邵建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514—516.

{23}郑玉波.民商法问题研究(一)(M).台北:永裕印刷厂,1991.102.

{24}同{5}.241.

{25}同{23},103.

{26}同{5}.238—247;同{6}.229—232.

{27}同{26}.

{28}同{23}.101.

{29}同{6}.232.

{30}同{5}.234—235.

{31}同{5}.236.

{32}同{5}.236—237.

{33}同{5}.238.

{34}同{5}.244页及其下注释第69.

{35}同{21},511.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73871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共引文献】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引用法规】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