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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治研究》
论艾滋病关联者人权保障法理特征
【作者】 单纯【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分类】 公民权利
【中文关键词】 人权;艾滋病关联者;歧视;同性恋;农民工
【期刊年份】 2013年【期号】 12
【页码】 47
【摘要】

对法西斯国家在二战中造成的大量人员伤害的国际审判确立了人权在现代国际法体系中的本体地位,从法理上深刻影响了国际法体系的各实体部门,也影响到了联合国会员国的国内法体系,标志着现代法治社会由机构“权力本位”转向个人“权利本体”。类似于战争伤害的人权追诉,由艾滋病引发的大量生命和财产侵害也成为联合国“人权宣言”指导下的国际司法客体,而被追诉的侵权主体往往是那些负有防控艾滋病毒、救治艾滋病患者、保障艾滋病关联者权利的责任权力机构。艾滋病关联群体是指艾滋病确诊者、艾滋病毒携带者以及易被感染和传播的高危人群,他们在就业、医疗、居住、社交、教育、婚姻、家庭、从政、隐私及名誉等方面的公民权利容易受到各种形式的侵害。中国关涉艾滋病的侵权在农民工、同性恋者、性工作者、妇女和儿童等弱势群体中比较突出。借鉴现代国际社会和中国传统“礼法”社会的治理经验,中国政府及相关机构在转变政府职能、保障人权包括艾滋病关联者人权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人权思想在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法治文明和社会文明建设中表现出了更多的“中国特色”。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1969    
  
  由于二次世界大战中导致大约5000万人死亡,其中大约有600万犹太人被杀戮,故战争结束以后,特别是纽伦堡和东京审判战争罪犯之后,“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在国际法体系中遂得以确认,国际司法体系亦得以此两项罪名追诉实施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人权”概念的确立是人类所付出的惨痛生命代价的法理回报。此后,在联合国宪章的框架之下,催生了一系列旨在保障人的生命权利的国际法律文件,构成了现代国际社会以“人权”为本位的法律体系。所以,当一种新型疾病以二战的牺牲规模残害人类生命时,人类自然也就会想到以“人权”来维护自己的整体利益,而作为“人权”的立法和监督机构的联合国自然也被人类社会“授权”,制定纲要性文件指导并监督艾滋病在各个国家实体——人权司法部门——中的实施情况,因此,在联合国和实体国家间的法律关系中,也存在着类似二战那样的“生命损失”责任追诉机制,即各实体国家作为、一个司法主体亦承担了保障其国民人权的宪法性责任,这就是为什么联合国机构所制定的国家承担的艾滋病防范和救治责任基本与联合国人权体系相一致的原因。
  一、类似世界大战杀戮的艾滋病侵害
  根据2011年联合国大会所通过的《关于艾滋病的政治宣言:强化根除艾滋病的努力》所提供的统计数据,自从1981年首例艾滋病确诊以来,人类已经有超过6000多万人感染上了艾滋病毒,有3000多万人死于艾滋病或由其引发的并发症。该新确认病种是人类有史以来杀伤力最大的传染病之一,是目前人类第六大致死原因。
  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每两年发布的总报告中,2010年的《全球艾滋病疫情报告》统计显示:截至2009年底,目前全球携带艾滋病的存活人数估计约为3330万,仅2009年全球就新增艾滋病感染者260万,而因艾滋病致死的人数约为180万。这些数字尽管比上一个统计年度(2008)有所减缓,这主要归功于人类普遍寿命率相对提高和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的有效推广;但是从地区分布来看,艾滋病感染和暴发的形势依然严峻,比如,年度新增病例中有69%依然集中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而在7个东欧和中亚国家中,艾滋病新感染的病例较上一个统计年度亦上升了25%。世界上有90%的国家都报告称自己国内对艾滋病患者存在着各种歧视现象,包括社会公众对于艾滋病患者人格上的轻蔑以及政府财政对于艾滋病预防和救治方面开支的大幅压缩。{1}
  而在2012年公布的新一个年度报告中,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宣布在联合国193个会员国中已经有186个向联合国提交了本国的艾滋病感染、发病、救治和预防报告。根据这些报告统计的结果是:截至2011年底,全球艾滋病确诊人数是3400万人,新增感染者大约在70万人左右,较上一个统计年度大幅减少了190万;然而在全球15~49岁的成年人当中,大约有0.8%成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2}这就是说艾滋病死亡人数减少仍然需要扣除中老年病患者死亡峰值这一客观因素,因此,艾滋病在全球范围内的形势依然比较严峻,特别是涉及艾滋病的预防、科研、救治和社会关爱等方面的人权问题仍然是国际社会实现“2015年十大目标”的巨大障碍,联合国和有关当事国都不容掉以轻心。就上一个统计年度比较严重的地区情势来说,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在2012年报告中仍然被列为艾滋病感染率最高的地区,几乎每20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4.9%),该地区感染艾滋病的人数仍然占到了全球感染艾滋病总数的69%,几乎高出了亚洲地区感染率的25倍,而在南非之后,艾滋病感染率最高的地区依次是加勒比地区、东欧和中亚地区,这里有大约1%的成年人感染了艾滋病毒,相比之下,亚洲其它地区即南亚、东南亚和东亚加起来,艾滋病感染者总数约为500万,算是艾滋病疫情较轻的地区。
  根据最近两次的统计来看,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了向联合国提交艾滋病的疫情监测和调查报告,说明国际社会在处理全球性人道主义灾害方面已经达成了更多的共识,也更加自觉地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并承担起联合国宪章精神主导下的国际人权责任。我们不妨将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最近两个报告通报的情况以及其中所表现的积极信号视为以“人权”为本位的新国际法体系的成功实践和乐观前景,也可以用它来检查对照中国的情况。因为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而且处在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开放转型之中,勤劳致富和因病致贫的社会矛盾比较突出,这些喜忧参半的情况也会对我们的制度和政策法规形成现实挑战,研究和借鉴国际社会处置同类难题的经验,自然也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中国从1985年检测出首例艾滋病感染者到2012年已经发展到50多万,这是中国艾滋病测试网公布的数字。这个数字与全球存活的艾滋病人数3330万相比,当然是一个比较乐观的小比例数。但是,考虑到诸如中国有报喜不报忧的统计政治传统、人们对于艾滋病的伦理歧视(同性恋、生活作风不正都被视为“性变态”或“低级生活趣味”)、有些艾滋病传染渠道涉嫌犯罪(不区分吸毒、卖淫嫖娼是违法还是犯罪)、由于对艾滋病的无知和上述原因导致的感染者“不诊断、不就医、不防扩”,甚至感染者因报复社会而刻意传播等因素,艾滋病潜存和可能性蔓延的情况要比这组小比例的数字严峻得多。据面对中国艾滋病检测潜在市场的“雅培艾滋病试纸网”估计,早在2010年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可能就达到了1000万,而且呈现出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展的趋势。{3}
  这家国际知名医药网站的推测与我们通过社会其他各种渠道了解的艾滋病疫情具有很大的关联性,譬如处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农民工、农村妇女、农村留守儿童等,他们由于教育、医保、社会救助、经济环境、自然环境,甚至人道主义关爱方面的局限,就是一个现实的量大且易受艾滋病感染和伤害的群体。
  二、涉及艾滋病的国际人权保障体系
  汲取二战人道主义灾难的惨痛教训,国际社会目前已经在联合国的框架下构建起了保障人权的法律体系,其中包括宪章及条约体系和相应的司法机构设置,以宣传、惩治和救助由新的战争、极权政治、自然灾害、贫困以及疾病等因素造成的大规模人道主义灾害。
  本着联合国宪章的基本精神,国际社会已经建成的新的人权法体系是指:
  (一)《人权普遍宣言》,这可以视为国际人权体系的“基本法”或“人权宪法”;它虽然不是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但却构成之后国际社会人权运动的法理基础,因此,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都签署了这份文件。
  (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以及《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这些保障具体人权的公约目前已经获得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的批准,对于推动一般意义上的国际人权起到了引导各国政策制定、保障和监督人权实施的积极作用。此外,尚有一些地区性的人权规约,如《欧洲人权公约》、《美洲人权公约》以及《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在这些人权文件体系基础上,国际社会亦设立了相关的司法机构并实施相关的人权侵害案件审判工作。其中最著名的国际司法机构有海牙国际法院、欧洲人权法院、美洲国家人权法院以及非洲人权与民族权法院等,而在联合国人权法体系和司法实践中实施了两次类似纽伦堡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和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那样的后冷战时代的国际人权审判,一是1994年联合国在坦桑尼亚阿鲁沙成立的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对胡图族杀害近100万图西族的种族大屠杀(the Tutsi Genocide)罪行进行审判。二是1993年安理会决定成立的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对发生在前南地区的战争罪行以及后来发生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Srebrenica Massacre)进行战争罪和种族屠杀罪的审判。欧洲法院亦曾于2008年审理了 Dogru诉法国案和Kevanci诉法国案,认为法国政府禁止穆斯林在某些特定场合戴头巾的规定并未违反《欧洲人权公约》中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而在2013年审理前乌克兰女总理季莫申科的上诉案件中,欧洲法院则裁定:季莫申科2011年被乌克兰政府逮捕并监禁是武断和非法的,并且是出于政治动机,认为乌政府的司法裁定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中关于人身自由权、安全权等一系列规定;美洲国家人权法院在1988年著名的“维拉奎斯诉洪都拉斯”(Velasquez v. Honduras)案审理中,高调宣判洪政府对于青年学生维拉奎斯的秘密逮捕为侵权犯罪,要求政府对于受害者的亲属给予公正的赔偿。
  目前,在国际人权法律文件体系、人权司法机制和实践的基础之上,国际社会已大体认同人权的基本内涵包括如下一些方面:
  生命权,自由权,人身安全权,工作权,自由迁移权,获取全面身心健康权,免除歧视权,公平保障权,平等适用法律权,寻求避难权,隐私权,自由表达意见权,自由获取及分享信息权,自由结社交往权,结婚与组建家庭权,平等接受教育权,保障基本生活权,享受社会安全、救助与福利权,分享科学进步成果权,参与公共文化生活权,免于酷刑、折磨和非人道处罚权等。{4}
  上述这些权利(不仅限于此)均与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病人及亲友的人权相关联,是当代国际社会制定与艾滋病相关的人权文件的基础并以此作为指导和监督各国政府和相关机构履行其承担的人权国际责任的依据。
  从国际社会中艾滋病爆发和防控的情况来看,艾滋病的直接受害群体是那些同性恋者特别是男男同性恋,其次是吸食或注射毒品者,再次是性工作者,最后是这些易感人群的亲友。这些人,由于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社会环境与其它社会群体有些差异,他们的人权更易于受到或明或暗的侵害。例如,感染率最高的同性恋(特别是肛交者),历史上——当然现在美国某些州仍然适用类似的惩罚性法令——被定义为“反自然罪”(crimes against nature)或“鸡奸罪”(anti-sodomy law),这样的部门法(刑法)在解释和适用方面实际上是与宪法的“个人隐私权”相冲突的,可以被上诉为“违宪性司法”(jurisdiction against consti- tutionality)。如果,不进行“合宪性”审查,“鸡奸罪”或“反自然罪”的司法判决,往往会将类似的同性恋者逼迫进入地下,这样艾滋病在这些同性恋群体中的传播将会更加无法防控。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在艾滋病最流行的两种感染途径中,它们之间本身就有“亲缘性”(affinity):对这类新的同性恋者来说,非自然的性交(肛交)加上非自然的刺激(注射或吸食毒品)能够获得超自然的“性快感”,这样在肛交和注射毒品的过程中,就有两个叠加的渠道引发艾滋病毒感染和传播。加之,吸食或注射毒品本身也是违法犯禁的行为,所以,男男性行为和吸毒就成了艾滋病感染的最多的两个途径。吸毒和同性恋因非法而进入“地下”,自然也增加了对于国际社会防控艾滋病的感染和传播之难度。但是,吸毒特别是软性毒品如“大麻”本身也是一种特定的宗教体验传统,一味地依法禁止也会与宪法保障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发生冲突,而且非法进入地下之后亦很难监控,所以西方社会也在逐步地考虑实施“同性恋合法化”和“吸食软性毒品合法化”,这样的法制安排既可以免除禁令与“隐私权”和“宗教信仰权”这类宪法性权利的冲突,客观上也利于对艾滋病两大传播渠道的防控。而在联合国主导下形成的一系列有关艾滋病关联者人权保障的法律体系实际上也充分考虑到了这些“权利冲突”及其调和方式,满足了西方法治传统所谓“立法是妥协的艺术”的权衡原则。
  由于注意到艾滋病的爆发和扩散与艾滋病携带者、确诊病人及其亲友的人格尊严有“正相关性”(positive correlation),国际社会在制定有关艾滋病与人权的条约或文件时,总是会尽可能多地选择将已被普遍认可的人权保障条款列入专门的艾滋病人权条款之中,以保证对一个特殊群体的人权保障和侵权追诉在实体和程序上都是公平的和适当的。这些相关的法律条约体系是:
  《防止对于艾滋病毒携带者和感染者的歧视》,这是1988年世界卫生大会通过的决议(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WHA41.24),其中特别强调尊重艾滋病关联者的人权对于防控艾滋病爆发和扩散的极端重要性,敦促国际社会在提供社会服务、就业和旅行方面避免对艾滋病关联者的歧视对待。
  1994年联合国开罗人口与发展国际大会和1995年联合国北京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分别通过两个大会宣言,重申保障艾滋病关联者的人权及其国家责任。
  1998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公布了《艾滋病与人权问题国际准则》草案,后于2006年经人权高级专员和艾滋病规划署官员联合签发,敦促各国在制定政策时应充分考量艾滋病关联者的人权,并列出了原则指南和详尽解释条款。
  2001年联合国大会召开艾滋病关联者特别会议,并通过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实体性决议案:《2001艾滋病防控承诺宣言》。一般“宣言”性文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所以这次特别会议将决议定义为“承诺宣言”,目的是让签字国承担实体性责任。因为签字国代表都是政府首脑,即潜在的“侵权责任”被追诉人,所以这个“承诺宣言”为各国的艾滋病防控设置了具体目标,要求各签字国将艾滋病防控和相关人权保障情况上升为国家政策,每两年向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提交执行报告。
  201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防控艾滋病政治宣言:强化消除艾滋病的国际责任》。这是类比于作为人权法律体系中“宪法”性质的《人权普遍宣言》而为涉及艾滋病人权保障体系所作的“基本法”,也正是基于这个政治宣言,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制定了一个2015年要达到的“十项具体行动目标”,即:艾滋病经性传播减少50%;通过注射毒品传播艾滋病人数减少50%;消除儿童感染艾滋病并大幅减少母婴艾滋病致死率;新增1500万艾滋病患者接受抗逆转录病毒疗法的机会;减少50%的艾滋病毒携带者结核病死亡率;缩小全球艾滋病救治资源地区间的配置差距,使全球对低等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年均投资达到220亿至240亿美元之间;消除性歧视、性骚扰和性暴力,增强妇女和少女防范艾滋病感染的能力;加强立法和政策机制以消除对艾滋病毒携带者和感染者的歧视和反感,保障充分人权和基本自由权;消除对艾滋病携带者在公共设施中的入场、停留和居住限制;消除与艾滋病毒携带者相关的平行服务体制,以增强全球范围内涉及艾滋病防控的保健和发展措施,更好地整合相关资源,完善防控和保障体系。
  以上十项具体行动目标既是对于联合国框架下艾滋病救治和防控经验的国际总结,也是用以指导和监督国际社会贯彻实施“政治宣言”的具体指标和行动路线图,为联合国相关机构的工作审查和督促国际社会、签字国和非政府机构履行义务确定了明确的指标。
  在上述文件中,国际社会检讨了对于艾滋病关联者人权侵害的各种情况,共同重申在联合国主导下的人权文件体系与艾滋病关联者的人权保障文件中,某些权利是“自然神圣的”,不允许以其他“法定权利”为借口而加以歧视或侵害,{5}这些权利包括生命权,人格尊严权,免于酷刑、奴役或蔑视权,公平司法权以及思想自由权。因为,与社会其他群体人员相比,艾滋病关联群体,如艾滋病确诊患者、艾滋病毒携带者、艾滋病高危人员以至他们的亲友,都是弱势群体,如果不设定一些基本权利加以法律保障,那么这些人的一般性人权就更容易受到侵害,而且还处于无法追诉侵害赔偿的境地,其结果会加重艾滋病的爆发和传播。
  对于艾滋病关联人群来说,保障他们的基本人权应该是政府和社会其他群体的积极责任,这样他们自己才会自觉地主张自己的基本权益,而这些权益在没有国际社会人权法律体系引导和监督之下往往容易被忽视或者自我放弃,所以国际社会制定的相关法律文件才特别申述艾滋病关联者的人权应具体表现为:接受艾滋病相关知识教育的权利,要求政府和社会提供相关信息权、医疗权、救助权、避免被歧视权以及消除伦理冷遇权(freedom from Stigma)。
  三、艾滋病人权侵害与国家责任
  对艾滋病关联者的人权侵害现象在艾滋病高危地区和新扩张地区同样存在,这些侵权行为不仅表现在实体性权利的侵害方面,而且更严重地存在于社会心理和伦理意识方面,是所谓“恶名负担”(the burden of Stigma)。
  由于艾滋病致病原因、感染和传播途径以及致死率高等特性,使得艾滋病确诊者、艾滋病毒携带者、艾滋病高危行业人群以及他们的亲友都比较容易受到侵权伤害,而这些侵权往往又产生于伦理蔑视和法律禁止之间的灰色地带(the penumbra between stigmatization and discrimina- tion),例如,法律禁止对艾滋病携带者就业歧视,但是雇主却可以找到各种理由刁难艾滋病携带者,使其无法正常就业;再如,医疗机构有救治艾滋病患者的法定义务,但是其实施救治过程中的不尊重隐私权的态度往往会阻碍艾滋病患者获得积极而有效的治疗,甚至促使艾滋病患者对于抱有伦理蔑视心态的医疗救治“望而却步”。这就是艾滋病人权遭遇到的“灰色地带尴尬”或者叫做“社会冷暴力”(the cold-violence of community)。艾滋病关联人群的侵权往往是由侵害主体在法律的灰色地带发生的,所以受侵害的客体经常无法追诉,社会也只能像对待其他法律灰色地带侵权一样作诸如“态度决定高度”一类的道德劝诫。而实际上,由于艾滋病的“恶名”,艾滋病关联者受到的歧视不仅体现在就业、住宿、教育、选举、旅游、结婚、生育、保险、自由表达意见和公平获取信息方面,而且更主要地是艾滋病关联者还会自己“内化”(internalize)这些歧视,被迫“讳疾忌医”,“宁灭其身而无悟”,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会“破罐子破摔”并且“报复社会”。21世纪初期,在联合国相关机构支持下进行的一项全球性调查中发现,在艾滋病高发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国家和中亚国家中,各种形式的艾滋病人权歧视现象仍然十分严重,而且这些歧视往往带有伦理上的蔑视态度,甚至“在中国东部沿海城市所作的调查中,有一半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对那些艾滋病毒携带者加以刑事惩罚,超过一半(56%)的受访者不愿意与那些艾滋病毒检测呈阳性者交往,有73%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对那些艾滋病毒携带者实施隔离”。“在2006年对14个《2001艾滋病防控承诺宣言》签字国的评估中发现,对于艾滋病关联人群的人权侵害有增无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拒绝为这些人群提供防控艾滋病的各种关联性服务和有效工具;二是拒绝对艾滋病确诊者提供免费的生命维持药物。”“在2006年公布的全球艾滋病监测报告中,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提醒国际社会:‘从规划署收到的各国提交的报告中看到,有一半左右的国家都存在阻碍艾滋病关联人群获得救助关爱和有效防控资源的政策。’”{6}通过联合国各机构监测到的情况来看,在艾滋病灾害严重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中亚地区,甚至像中国这样潜在爆发系数高的地区,涉及艾滋病的人权侵害仍然值得国际社会特别关注,并寻求减缓和消除措施。这类人权侵害比较典型的形态体现为:在学校、医院、监狱及公民社团等公益机构,他们有被直接或间接隔离的状况,有直接或变相的就业歧视,他们结婚和维持家庭生活的权利被剥夺,因申请出国签证被强制检测HIV而侵害其隐私权,有些社区会暴力驱赶艾滋病毒携带者而侵害他们的人身安全,甚至有些艾滋病毒携带者或确诊病人会被直接杀害。
  加利在联合国秘书长任上(1995年)曾郑重宣布,“全世界应该开展针对艾滋病毒的战争,而不是针对艾滋病毒携带者的战争”{7},强调国际社会防控的对象是病毒,而不是歧视受病毒感染的人。他认为,自艾滋病被确诊为难以治愈的流行病以来,人们由于恐慌和伦理上的偏见,导致了对于艾滋病毒携带者、确诊病人及高危人群的侵权行为,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卫生大会承担不可推卸的道义和行业责任,呼吁国际社会保障普遍人权,防范对于艾滋病关联群体的人权侵害。他的讲话一方面是对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卫生大会这样的专门机构所作出的艾滋病针对性决议的确认和支持,也是提醒联合国会员国政府在此问题上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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