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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论对国民经济法律调整的规范构成
【英文标题】 on the Formation of Norms Regulating Laws of National Economy
【作者】 王保树【分类】 法律社会学
【期刊年份】 1984年【期号】 2
【页码】 51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58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定的经济关系决定着一定的法律规范的产生及其特征。一般法律规范是这样,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法律规范更是如此。我国的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不仅决定着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法律规范的产生,也对它的构成的某些特点产生不可忽视的重大影响,这就是我们研究国民经济法律调整的规范的立足点。本文试就国民经济法律调整的规范构成的几个问题作一些初步探讨。
  历史的考察和现实的问题
  为了弄清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法律规范的构成,我们不妨对同社会主义经济法(或马克思主义经济法学)有关的历史作些必要的考察。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经济法”这个概念出现的时间,说成是1906年。[1]现在看来,这种结论为时过早。[2]从我国现有的翻译出版物看来。早在1775年,法国著名的空想共产主义者摩莱里,就在他的《自然法典》中提出了“经济法”,并且不仅是一个概念,还有一套他设想的条文[3]。以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泰·德萨米又于1842年在其《公有法典》中阐述了这一思想。由于摩莱里是我们目前知道的最早提出“经济法”的,并且他又是一个空想共产主义者,其《自然法典》属于马克思主义之前的社会主义文献,因此,在考察经济法的起源时,应对他的思想给以足够的重视。在《自然法典》中,摩莱里用相当大的篇幅设计了一个法律体系,该体系有十二项法律,“分配法或经济法”就是其中一项重要法律,并有如下的特点:(一)在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仅次于作为根本法的“可以从根本上消除社会的恶习和祸害的基本的和神圣的法律”,居于第二位。(二)法的内容和产品分配(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4])有密切联系。(三)它是以独立部门法的形式出现的。该书中虽然没有这样的用语,但该法有以分配关系为对象的明晰的范围,并有单一的法律规范。在这里,摩莱里的经济法之所以由单一的法律规范构成,是和他设计的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紧密相联系的。在他所设计的社会上,“任何东西都不得单独地或作为私有财产属于任何个人”,[5]按照公民的各种权利确定他们参加社会劳动的义务。“每个公民都是依靠社会供养、维持生计和受到照料的公务人员”,[6]“公民之间不得买卖或交换”[7]。从《自然法典》的全书看来,摩莱里设计的未来社会,肯定不是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因为我们今天尚不能消灭商品交换,相反,还要在计划指导下大大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但它也不是共产主义社会。因为,在他的设计里尚存在具有镇压职能的国家。[8]它很可能是在未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前,只存在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在他的社会里,既然不存在商品交换,当然不需要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民法,而只需调整为满足自然产品或人工产品(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而发生的分配关系的经济法。在这种国家里,立法者进行经济立法,不必因社会关系的多样性,而愁于一种法律规范不能满足经济生活的调整要求。相反,径直采用单一的分配法律规范就足够了。所以,摩莱里在设计这种法时,就直接命名它为“分配法或经济法”,由于18世纪的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尚无高涨的工人运动,缺乏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所以,他的许多设想(包括经济法)只能是空想的。尽管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对他的理论还是给了很高的评价,称他的理论是18世纪的“直接共产主义理论”。[9]但同时指出,“随着这些初期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按其内容来说,不免是反动的。这种文献所鼓吹的是普遍的禁欲主义思想和粗鄙的平均主义”。[10]
  我们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我们也不信奉什么“自然法”,但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总结摩莱里的经济法观点,并把他所设想的社会同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主义阶段相比较,就不难确认他所提出的“经济法”的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法的理论,有许多光辉的论述,是我们研究法学的指导思想。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找到他们对经济法的直接论述。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他们的论述中寻找研究经济法的指针。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这一著作中指出,“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11]又说,“经济关系反映为法原则”,[12]并进一步指出,“我们视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用以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说的。因此,这里面也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装备。[13]恩格斯的话。是就一般法律规范的产生而言的,但无疑也包括诸如经济法律规范在内。法律规范是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经济法律规范则更要直接地反映着经济关系。并且,这种经济关系的范围应是很广泛的,它包括生产、分配、交换的关系,也包括因服务于生产过程的运输、技术装备(包括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而发生的经济关系。这些,都可能成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然而,在以资本家私人占有为基础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时代,民事法律规范调整了大部分的经济关系(财产关系),即“单个人之间的现存的、在一定情况下是正常的经济关系。”[14]因而尚未在实践中提出“经济法”的必要。但是,民法调整之外的经济关系确实存在,它无疑要由其他法律规范调整。这说明,在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时代,就已开始存在多种法律规范对经济关系的调整。只不过当时的资产阶级国家尚未把管理经济作为重要任务,而是强调所谓“经济自由”,还没有提出经济法而已。
  十月革命的胜利,苏联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在经济领域里的法制实践,对我们有很大的意义。苏联建国不久,就遇到了国外的武装干涉和残酷的国内战争,特殊的国内外形势迫使当时的苏联政府不得不采取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战后,于1921年3月8日召开了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会上作出了关于从余粮收集制过渡到粮食税即关于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极其重要的决议,明确规定农民交纳粮食税后剩下的全部粮食完全归农民支配,即可以自由出卖。苏共党的十一大上,列宁又进一步提出,要大力发展城乡商品流转。此后,在发展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苏联第一部社会主义民法,就是在这样背景下制定出来的。从苏联的余粮征集制到新经济政策的实践不难看出,单纯依靠行政法律规范调整经济生活,是一个国家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反映,而重视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作用,则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当然,他们在加强经济生活的民事法律调整的同时,并非忽视更不是否定行政法律规范在调整经济关系中的作用。相反,而是给了它足够的重视。在这方面,列宁的论述是极为深刻的,他说:“我们不承认任何‘私法’,在我们看来,经济领域中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围,而不属于私法范围。我们容许的只是国家资本主义……由此只是扩大国家干预‘私法’关系的范围,扩大国家废除‘私人’合同的权力,不是把Corpus juris romani而是把我们的革命法律意识运用到‘公民法律关系’上去,通过一些示范的诉讼案来有系统地、坚持不懈地说明应当怎样头脑清醒地精力充沛地从事这种工作。”[15]这段话是针对苏联第一部民法典的起草讲的。联系第一部苏联民法典,我们不难看出,它的精神实质在于:1.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法典不应该只规定调整所谓“私人”间的财产关系,还应该调整经济领域的其他财产关系,如公与公、公与私之间的财产关系。就是说,民法规范应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最基本的法律规范;2.扩大国家干预“私法”关系的范围,即强调行政法规范对民事法律规范的影响。由于民法典在当时正处于制定之中,列宁还不可能提出民事法律规范对行政法律规范的影响。
  历史的考察告诉我们:(一)二百多年前,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曾设想过用单一法律规范的经济法调整经济关系,他是以他所设想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经济为前提的;(二)列宁已经预言到,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强调民事法律规范和以国家干预(即国家组织管理经济)为内容的行政法律规范共同调整经济是十分必要的。对于这些历史的经验,在研究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法律规范构成时,是不能不给以极大重视的。尤其是后者,它应该是我们研究经济法的理论基础。
  我国的经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研究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法律规范构成,就是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它,考察由它产生的各种经济关系。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在此基础上,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形式并存,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一大特点。在这些经济形式中,国营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它是保证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保证个体经济为社会主义服务,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符合于劳动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决定性条件。除此之外,我国还存在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劳动者个体经济、国内不同所有制的联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等经济形式。在农村,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是主要的经济形式,它包括:人民公社、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其他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在城镇。商业、服务业、手工业、工业、建筑业和运输业中,也都有相当部分属于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经济。由于人民群众生活和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的需要,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劳动者个体经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存在,并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补充。上述不同所有制的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形式的存在,不可避免地要在经济生活中发生错综复杂的财产关系。
  二、我国实行按劳分配,即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它一方面要求劳动者应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对待劳动,另一方面要按照他们的劳动数量和质量支付其应得的报酬。近几年,广大农村有效地实行了农业生产责任制,城市也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这些,都给按劳分配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对此,如何运用法律调整,正确处理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个人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三、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充分发挥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我国的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它由于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而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无政府状态,并使计划经济变为现实。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绝不能离开计划的组织和协调,但在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生产力还不是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国家计划尤其是指令性计划,不可能占领一切经济领域,而要让出一些领域由市场调节。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的需要还不很适应。目前,并不是商品太多了,而是在某些方面表现为不足。因此,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大力发展商品生产,促进商品流转,就成为建设现代化强国不可缺少的条件。这样,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就出现了计划经济关系、商品经济关系以及这两种经济关系的相互交插。这些,都是在制定法律规范中,不能不考虑的客观因素。
  上述特点告诉我们,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形式的并存,加之实行计划调节,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这些不同经济形式的经济组织之间,它们同个体劳动者之间,以及它们同国家经济管理机关之间,在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既不可能象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私有制条件下的单一商品经济关系,也不可能象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单一计划经济关系,而是不同经济关系交错、纵横兼有。近几年,有人从科学研究的方便着眼,把这些经济关系区分为组织管理的经济关系和协作性经济关系,并简称为纵向(或竖的)经济关系和横向经济关系。这种区分方法很难说就十分科学了,但它不妨成为我们研究经济法律规范的一个基础。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16]上述经济关系,就都是社会主义的这一点说,它们在质上是一样的,但就它们的具体性质而言,又是不相同的。前者,带有明显的行政隶属特点;后者,是等价有偿的财产关系。由于它们具体的性质不同,对它们就只能采用不同的法律调整方法,而这种不同的调整方法只能由不同的法律规范实现。又由于它们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不同法律规范之间又有着不可忽视的相互影响与渗透。这就是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法律规范的特点。多种法律规范相结合,构成调整国民经济的法律规范
  如上所述,由于在国民经济活动中发生的不同质的经济关系,担负其法律调整任务的不可能是一种单一的法律规范,而只能是多种类法律规范。所谓多种类,是指以一定的经济行政法律规范和民事法律规范为主,包括部分财政、税收、金融、劳动、环保等在内的诸法律规范,由它们共同调整国民经济活动中发生的经济关系。这种特点,不是人们臆造的,而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决定的。无数事实表明,不仅从理论上说,只有靠多种法律规范,才能满足多种经济关系的调整要求。而且,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实践向我们提供了证明下面,着重说明一下在对经济法律调整的规范中占有主导地位的两种规范:
  一、经济行政法律规范。
  所谓经济行政法律规范,是指那些用来调整经济关系,并表现为经济法规的行政法律规范。它是适应国家领导、组织和管理经济的重要法律手段。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中,为了保证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需由国家授权一定的国家机关(包括计划机关、综合经济管理机关、主管业务机关和监督机关等),代表国家行使组织和管理经济的职能。由于国家授权的特殊性质及其所导致的经济管理机关的特殊地位,上级经济管理机关和下级经济管理机关、经济管理机关和经济组织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形成一种不同于经济组织之间的经济关系,即上述的经济组织关系。这种经济关系的发生具有如下特点:(一)由人民政府的决议、决定和命令发生。如国家关闭不宜继续兴办的企业。(二)由国家计划产生。如国家计划的下达、变更和撤销,产生计划机关和经济组织之间的经济关系。(三)由国家机关组织、管理经济而发生。如国家机关对企业实行质量管理、技术管理、劳动管理等,都会发生一定的经济关系。(四)由于行政监督而发生于监督机关和经济组织之间的经济关系。具有上述特点的经济关系,其参加者不是处于平等地位,而是往往表现为一方发出指令,而另一方服从指令。经济行政法律规范正是反映了这种经济关系的要求,并适应这种经济关系调整需要的一种重要的法律手段。这种规范,既反映国家的利益,也反映经济组织的利益要求。国家运用它调整上述经济关系,可以保证国民经济活动的秩序和社会利益,可以正确地处理中央和地方、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个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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