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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我国法学十个学科的现状与展望
【英文标题】 The Current Status and Outlook on Ten Branches of Law of China
【作者】 沈宗灵韩铭立【分类】 法律信息
【期刊年份】 1984年【期号】 1
【页码】 127
【摘要】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法学研究工作,取得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重大进展。为了了解和交流法学各学科的发展情况,中国法学会邀请了一些同志,在一届二次理事会上对法学部分学科的现状与展望,分别作了介绍。现将这些发言,摘要辑录,供研究参考。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    
  法学基础理论*
  *沈宗灵 韩铭立
  法学基础理论是我国法学的基础学科,也是法律院校课程设置中的基础课程。它在近四年多来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在全国报刊上发表了主题属于法学基础理论范围的、长短不等的大量文章,据不完全统计,自1979—1982年这四年中,约达五百篇左右。这些文章的大部分是法制宣传性质的,但具有一定学术、理论价值的也占一定数量。
  (2)有些法律院校单独或合作编写和出版了本学科的试用教材。由法学教材编辑部组织、法律出版社出版的高等学校试用教材《法学基础理论》和司法干部培训教材《法学基础理论讲义》已出版。新的同类教材正在积极编写中。也出版了若干本属于本学科范围的论著、资料汇编和小册子。
  (3)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法学界就本学科范围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讨论的主题主要有:1.法学研究的对象;2.法律的继承性;3.法律的阶级性和社会性;4.社会主义法律和党的政策的关系;5.怎样理解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6.法治与人治;7.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法学体系;8.划分两类矛盾和刑事犯罪之间的关系以及政法机关的专政职能等问题。
  同时,在讨论过程中,也解放思想,冲破了某些长期被认为法学的“禁区”,也批判了法学理论领域中一些“左”倾思想。我们在法学基础理论学科的研究中,还要坚决防止和反对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任何错误观点。如果听任这种观点存在和泛滥,必将使这一学科走入歧途。
  1983年4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和华东政法学院联合在上海召开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法学理论讨论会,就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法学体系进行了讨论。会议的论文集正在由有关单位编辑中。
  (4)由于近几年来法律教育的大幅度发展,法学基础理论学科教学工作者,担当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繁重教学任务。
  (5)法学研究机构和高等法律院校都先后招收了法学基础理论专业研究生。北京市四个单位统计,目前已取得硕士学位的共十八人。
  为了在法学基础理论学科中开创新局面,我们建议应特别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积极提高本学科的研究质量
  近几年来法学基础理论学科已取得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重大进展,但也应承认,迄今为止,这一学科的研究质量还是不高的。近几年来也发表了大量文章,较多地讨论了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这些也都是显著成就,但从总的来说,探讨的范围还是有限的,很多重要的理论问题很少或根本没有涉及。
  法学基础理论学科的研究质量,远远不适应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要求。为了提高本学科的研究质量,我们应该进一步明确关于法制宣传和法学研究之间的关系和区别问题。
  法制宣传是实现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任务,特别就我国法制建设和社会风气的现状来说,这一任务的重要性尤为突出。作为一个法学研究工作者、法律教育工作者或政法实际工作者,都应积极承担法制宣传任务,这也是不言而喻的。但从提高法学研究质量来说,我们也应进一步明确,法制宣传并不能代替法学研究,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差别,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同意于光远同志于1979年在全国法学规划会议上的发言中的一些观点。他认为,研究和宣传是有区别的,宣传是把一种有结论的思想,灌输到比较多的人的头脑中去,而研究是一种探讨工作,是对未知的探讨,探讨一个没有定论的东西;因此,作研究、写论文时,应该提出还没有结论的问题,作出前人没有得到的结论(或者用前人没有搜集到、没有用过的资料,前人没有用过的论证方法,去加强已经有了的结论);科学研究是要去探讨未知,从事创造性劳动。
  当然,法制宣传与法学研究也是密切联系的,只有加强法学研究,法制宣传的内容和质量才能不断丰富和提高,法制宣传也为法学研究提供不少素材和课题。
  再有,当我们说法学研究是探讨未知、从事创造性劳动时,也决不是指脱离实际的标新立异。这也正如张友渔同志不久前指出的,有些文章看起来似乎是新的,但它不是从实践中来的,也经不起实践的检验,这不叫创新,只能说它是胡思乱想。
  (2)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基础理论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法学基础理论学科的发展方向也应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基础理论。这也就是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从理论上研究如何使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能从中国实际出发,适合中国国情,从而能有效地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和文明建设服务。如果我们的法学基础理论能沿着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向前进,它就能不断地作出独创性贡献,即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或者更广泛地说,丰富和发展全人类的法律文化宝藏。
  法学基础理论学科的教学工作者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强调研究(或讲授)法律类型或社会主义法律类型,即所有法律或所有社会主义法律都适用的基本概念、规律和原理,而不重视深入、系统地研究中国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概念、规律和原理。我们研究的立足点、中心和归宿应该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概念、规律和原理。正如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的。“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上的说明。”[1]因此,我们也不妨说,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家,就应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正确地解释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对建国以来法制建设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加以认真总结,从而反过来指导法制建设的实践。
  如果我们都同意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基础理论作为本学科研究的方向,那么我们就应该从学科的体系到内容,进行较重大的改革,而不是将建立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基础理论当作一个抽象的原则。
  (3)如何贯彻理论和实际相联系的原则
  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基础理论,我们必须把自己的研究工作和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实践紧密结合起来。
  法学基础理论学科的任务不应象部门法学那样阐释法律条文或分析案例,它的研究课题也不应代替或重复部门法学所研究的问题。但是法学基础理论学科可以而且应该从更高的理论角度出发去研究部门法学中所存在的很多问题。例如它可以从社会主义法律和共产主义道德之间关系这一理论角度来分析民法中是否应作出如下规定:任何一个公民都负有防止和避免其他公民在人身、财产方面免遭损失的义务;它也可以从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作用或实施这一广泛的角度去研究预防违法行为(包括预防犯罪在内)问题;它也可以从如何建立我国部门法体系这一角度去考虑经济法和其他部门法之问的划分问题,等等。法学基础理论只有通过从理论上系统地研究这些部门法学的问题,才能使自己真正对部门法学具有指导意义,而不只是提出法律是上层建筑,是统治阶级意志等最一般的原理。
  (4)当前必须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指导,防止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
  我国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各门学科,特别是法学基础理论学科,必须以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总的指导思想。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繁荣发展的正确方针。法学是一门科学,法学研究毫不例外地应贯彻这一方针。但贯彻这一方针应是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的。
  近几年来,法学基础理论学科的发展,从总的来说,是健康的,是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的,因而能取得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重大进展。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清醒地看到,这一学科中也存在了某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例如,马克思主义法学和剥削阶级法学的根本区别之一在于是否承认法律的阶级性,但有的人却主张“无阶级性”的法律,甚至主张在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由于剥削阶级已被消灭,就不应再提法律的根本属性是阶级性等等。
  (5)如何吸取古今中外有用的法学知识
  彭真同志1982年在中国法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明确地指出:“研究法学必须吸收古今中外的有益的经验。”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基础理论,还必须注意研究古今中外的法律和法学,批判地继承、借鉴对我们有用的知识,以丰富和发展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我们要努力创造条件开展对这方面的研究。
  (6)严格培养法学基础理论专业研究生
  目前,我国法学基础理论学科工作者主要是由三部分人组成的:法律院校法学理论课教员;法学研究部门法学理论研究人员;政法实际部门和出版、编辑部门从事或有志于法学理论研究的工作者。其中以法学理论教员人数最多。就他们中大部分人来说,除了“知识老化”问题外,还存在了“年龄老化”的问题,多数已超过五十岁。他们一般都承担着极为繁重的教学任务,事实上也很难兼顾法学研究工作。从本专业目前情况来说,新生力量主要来源于国内培养的研究生。因此,应充分重视严格培养本专业研究生的重要性并为此采取有效的措施。
  法律史学**
  **张希坡
  法律史包括“中国法制史”、“外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西方法律思想史”四个学科。
  1959年9月在长春召开的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大会上,就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的对象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
  关于法制史的研究对象,一种意见认为是法律制度的发展史。第二种意见认为,法制史的研究对象应是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历史。也有一部分同志,虽然基本上同意第一种观点,但对法制史所下的定义以及对这门学科所包括的范围在程度上又有不同的认识。他们认为法制史的研究对象是历代法律制度以及同法律活动有关的制度,如立法制度,司法制度、监察制度等。如果孤立地讲法律,而不讲与法律有关的国家制度,法律本身如何制定和执行,就说不清楚。
  法律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基本也有两种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是研究历史上各个不同阶级、阶层、集团及其代表人物关于法的基本观点和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法律思想不应与政治思想分开,研究对象主要是各历史时期不同阶级和集团的国家观与法律观的产生、发展的历史,持这种意见的同志认为,在我国历史上,不存在纯粹的法律思想家,也很少有离开政治谈法律的法律思想家,很多人的法律思想都是从政治思想中引伸出来的,因此必须结合政治思想来研究和讲授法律思想史。
  长春会议决定出版《法律史论丛》。一、二集已出版,三、四集正在排印。前四集收进论文一百篇,有关中国法制史的五十二篇,外国法制史的十六篇,中国法律思想史的二十六篇,外国法律思想史的六篇。另有《中国法制史论文资料索引》(1949年—1979年)一份,《中国法律思想史论文资料目录索引》(1949年—1980年)一份。现正准备出版第五集。
  在长春会议上,就如何编写《中国法制史》(多卷本)和《中国法律思想史》(多卷本)问题,交换了意见。以后在此基础上,分别召开有关会议,逐步进行落实工作。
  《中国法制史》(多卷本)初步计划分为十三卷,约三百万字左右。准备七年内完成。其中《中国革命法制史》列为“六五”期间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中国法律思想史》(多卷本)计划分十二卷约计五百万字,1991年完成。
  1982年5月在武汉成立的外国法制史研究会决定编写《外国法制史论丛》
  1983年8月下旬,在西安召开法律史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也是首届年会)。这次年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法律史研究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提出了以下意见:
  (1)法律史的研究,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坚持以无产阶级世界观研究历史上各种类型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的产生、本质和作用,探讨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使法律史的研究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总结古今中外法律历史的经验教训,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服务。
  (2)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出发,以实事求是为原则,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探讨中国法制史和法律思想的特点和规律,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既不能机械地照搬外国的模式(不能认为外国有的中国必须有,外国没有的中国不能有),也不能停留在解放前和五十年代某些著作的水平上。应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逐步创立具有社会主义时代气息、论点正确、史料丰富、较高水平的法律史著作。
  (3)继承并发扬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的优良传统,对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有重要的意义。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法制建设,对当前的社会主义法制,具有直接的、极为密切的关系。我国现行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许多都是从革命根据地开始产生,并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因此,应重视并加强对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工作,广泛搜集革命史料,并对老一辈革命家进行调查访问。
  (4)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必须从外国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某些可供借鉴的东西。因此,必须加强对外国法制史和西方法律思想史的研究。努力搜集并翻译法律文献,并进行必要的核实鉴别工作。要摆脱旧框框,走自己独立研究的道路。对历史上的各种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家,都要放到具体历史条件下,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具体分析,在弄清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揭示其发展规律,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予以批判的继承。对于外国法制史和外国法律思想史,除了进行系统的研究外,还要注重对近代史、现代史的研究,特别是战后各国法律制度的变化和当代西方的各种法学流派的研究,对于丰富和发展外国法制史和西方法律思想史两个学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5)今后在法律史的研究工作中,还要注意处理好以下问题:1.既要增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又要花大力气从事资料建设。2.既要在深度上下功夫,又要开拓新的研究领域。3.既要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又要突破束缚进一步探索的框框。4.既要加强学术上的交流与协作,又要突出各地区各单位的优势。5.既要借鉴吸收外国的研究成果,又要下决心把中国法制史和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研究中心,牢固地建立在中国。6.既要提倡个人在科学研究上的独创精神,又要发挥互相协作、互相支持、共同探讨的精神。既要发挥老专家、中年学者的作用,又要充分调动青年教师和研究工作者的积极性。
  宪法学***
  ***王叔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大宪法学者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宪法学方面作了大量的拨乱反正的工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广大宪法学者解放了思想,对宪法学方面在“文化大革命”和它以前的“左”倾错误进行了清理。主要表现在:(1)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塞进1975年宪法中的“全面专政”的口号,指出了他们在“全面专政”的13号下,否定和践踏社会主义民主,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人民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2)指出了在1975年宪法中已有,而在1978年宪法中还继续援用的一些“左”的错误规定,需要从宪法中加以取消,例如“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3)建议恢复1954年宪法中关于“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原则,“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的原则等。这些原则,是1954年宪法中的重要原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错误地当作资产阶级的宪法原则来批判。广大宪法学者正确指出,这些原则不是资产阶级的宪法原则,而是社会主义的宪法原则,并且是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原则,恢复这些原则,十分必要。
  党在提出解放思想,反对“左”的错误倾向的同时,又及时提出了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强调指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2]广大宪法学者指出了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历来坚持的基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宪法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宪法和资产阶级宪法区别的根本标志。几年来,广大宪法学者在宣传和阐述四项基本原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并积极同宪法学方面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进行了斗争。
  新宪法的制定和宣传对我国宪法学的研究和发展,起着巨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我国宪法学者和其他法学工作者一道,积极参加了这一工作,为新宪法的制定和宣传,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1980年9月宪法修改委员会和它的秘书处成立后,立即开始了对1978年宪法的修改工作。一些宪法学者从征集和研究各方面对宪法修改的意见,宪法条文的草拟、讨论、修改,直到新宪法的通过,始终参加了这项工作。同时,对中外有关宪法资料包括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宪法,代表制度、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保证宪法的实施以及其他各种专题资料等,进行了搜集和整理,先后印出一百多万字的资料,作为修改宪法的参考。在起草《宪法修改草案》的过程中,曾召开了各种专题座谈会。广大宪法学者和其他法学工作者,对如何修改宪法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同时,还就修改宪法中的问题写了一些文章。
  在全民讨论《宪法修改草案》中,宪法学者和其他法学者一道,写了宣传文章七百多篇,同时,作了许多宣讲草案的报告,并积极参加了对草案的各种座谈会、讨论会等。通过以上的各种活动,广大宪法学者除了宣传宪法修改草案的基本精神、基本原则和基本内容外,还对草案提出了一些好的修改意见,这些意见,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宪法修改草案,使宪法的有关规定更加合理、明确和成熟。
  新宪法通过以后,广大宪法学者和其他法学者一道,对新宪法进行了热烈的宣传工作,参加了各种座谈会,理论讨论会,报告会。同时,还写了宣传新宪法的一些小册子和大量文章。从宪法公布以来,共写了宣传新宪法的小册子十多本和文章近五百篇。在各种形式的宣传中,宪法学者对新宪法的基本精神和内容,特别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根本指导思想,进行了宣传和阐述,对广大群众学习和掌握新宪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同时,大家也提出了值得探讨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1)我国宪法有哪些基本原则:(2)我国的立法体制是一级立法还是两级立法;(3)我国宪法序言有无法律效力,即有无强制性;(4)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否包括立法上的平等:(5)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是否是基层政权等。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在,宪法学者的光荣任务,就是如何在新宪法的基础上,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宪法学而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宪法学,是我们的出发点,也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主要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认真总结建国以来我国宪法制定和实施中的经验教训。建国前夕,我们制定了《共同纲领》,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建国以来,我们先后制定了四部宪法,即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我们在制定宪法和实施宪法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的经验,同时也存在一些教训。全面地、系统地、科学地总结这些经验教训,找出社会主义类型宪法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仅对于保证新宪法的实施,进一步加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十分必要,而且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宪法学,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经验教训,概括起来,有以下两点。
  1.指导思想正确与否,是宪法能否发挥作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根本前提。我国1 954年宪法总结了我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以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宪法的指导原则,规定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确定了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因而对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动员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文化大革命”中制定的1975年宪法偏离了四项基本原则,把贯彻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作为宪法的主要任务,用“全面专政”代替社会主义民主,还取消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各项基本原则,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遭到了不应有的损害。1978年宪法是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不久制定的,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在指导思想上没有完全摆脱“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影响,因此,不能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新宪法科学地总结了我国人民长期革命和建设的经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经验,反映了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不仅恢复了四项基本原则的本来面目,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四项基本原则。由于新宪法继承和发展了1954年宪法的基本原则,坚持以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总的指导思想,因而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法。一年来的实践充分表明,它完全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我们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宪法学。
  2.能否保证宪法的实施和遵守,是宪法能否发挥作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中心环节。宪法制定后,必须在实际生活中保证其贯彻执行,才能发挥它的作用。否则,无论规定得如何完备,也会成为一纸空文。1954年宪法的贯彻实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前所述,这部宪法是我国一部很好的宪法。在宪法公布实施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全党、全国人民对于保证宪法的实施都很重视,在立法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和其他法规;在法律的实施方面,大家都重视宪法和法律的执行和遵守,从而大大加强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发展。但是,从1957年以后,随着“左”倾错误的产生和发展,宪法和法制受到轻视,宪法的一些重要原则受到不应有的批判。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更是明目张胆地践踏宪法,对广大干部和群众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使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破坏。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总结1954年宪法实施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有了一部好的宪法,这只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要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还必须维护宪法的尊严和权威,切实保证宪法的实施,真正作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正如彭真同志在《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指出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都已经深知,宪法的权威关系到政治的安定和国家的命运,决不允许对宪法根基的任何损害。”当然,如何保证宪法的实施,也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新宪法在《序言》中明确规定,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和一切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同时,在条文部分中规定了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大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等,这些规定都具有中国的特色。对于新宪法规定保证宪法实施的各项根本措施在实际中的贯彻执行情况,进行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总结成功的经验,找出存在的问题,向有关机关提出建议,切实保证新宪法的实施,这是广大宪法学者的光荣任务,也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宪法学的一个重要环节。
  第二、创造性地研究新宪法及其在实施过程中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搞宪法是搞科学”[3],新宪法作为我国新时期的根本大法,不仅具有最大的法律权威和最高的法律效力,而且具有很高的科学性,对于发展和繁荣我国宪法学,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新宪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坚持和发展了四项基本原则,规定了国家在新时期的根本任务,并对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作了许多原则规定,这些都是我们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宪法学的根本指导思想、基础和依据。同时,新宪法还给宪法学者提出了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这些课题主要是:1.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和实践;2.我国宪法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中的作用;3.我国宪法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作用。4.根据新宪法的规定,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政治体制;5.新宪法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大发展;6.如何具体划分有关国家机关在制定基本法律、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职权范围;7.如何具体划分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的职权;8.我国特别行政区的地位和各项制度;9.我国基层政权的建设;10.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地位和作用;11.保证宪法实施的根本途径:12.新宪法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作用等。
  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要对新宪法的各项基本原则,从理论上加以阐述和论证;对新宪法的各项条文规定,作出正确的解释和宣传;对保证新宪法的实施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进行创造性的研究。
  第三,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指导,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
  为了保证宪法学能正确地科学地总结建国以来我国宪法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创造性地研究新宪法及其在实施过程中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最根本的是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指导,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
  首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经过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真理。我们的宪法学只有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才能沿着正确的道路健康发展,也才能对实施新宪法中所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邓小平文选》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是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新宪法中关于四项基本原则、国家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等,在《邓小平文选》里都得到了科学的论证。因此,加强《邓小平文选》的学习,对于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宪法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还必须在宪法学中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作坚决的斗争。
  其次,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宪法学者要研究我国宪法制定和实践中的客观规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宪法学,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我们过去写了大量宣传新宪法的小册子和文章,由于种种原因,在联系实际方面显得不够。我们需要深入实际,对宪法的实施情况进行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把新宪法的研究、阐述和宣传向前推进,才能作到在新宪法的基础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宪法学,也才能使宪法研究工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刑法学****
  ****高铭暄 杨春洗 张文 陈兴良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并相继制定了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在内的一系列重要法律、法规,为我国法制建设指明了方向,也向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任务。
  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刑法的公布实施,直接推动和促进了刑法学的研究,使刑法学研究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重大发展。可以说,我国社会主义刑法学体系已经初步建立并将在深入研究中逐步得到完善。
  随着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工作的开展,刑法学界一扫过去那种沉闷状态,呈现出崭新的面貌。据不完全统计,自1979年至1982年,出版了刑法学方面的教材、专著达二十余册,三百五十多万字;在全国性报刊上发表的论文约三百余篇,一百多万字。其中既有研究中国历史的,也有研究现实的,以研究现实的居多;既有研究外国的,也有研究我国的,以研究我国的居多。这些教材、专著和文章,无论从广度、数量,还是从研究的深度、质量,以及从紧密联系当前我国司法实践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
  综观几年来出版和发表的刑法学方面的论著,首先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我国刑法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基本上是明确的,总的来说,方向是对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刑法学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刑法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实践性。刑法学研究工作同一切社会科学一样,只有以正确的思想为指导,才能有所发展,有所前进。几年来的刑法学研究,大多数论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努力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阐述我国刑法的性质和任务;阐述我国刑法所体现的对敌人专政和对人民民主相结合、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思想;阐述作为上层建筑一个组成部分的刑法必须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维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犯罪和刑罚的一般原理,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以更有力地保护人民,惩罚犯罪,打击敌人,实现我国刑法的任务。其次,近几年来我国刑法学研究工作坚持从我国司法实际出发,努力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刑法学研究工作当然不能割断历史,也不能排斥一切关于外国刑法理论的研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也适用于刑法学研究。但是,从我国实际出发,紧密联系司法实践,创立具有我国特色的刑法学体系,是刑法学研究的基本方向。事实表明,几年来刑法学的研究工作,是在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在各项研究中,如对我国刑法基本原则的研究,对犯罪构成理论的研究,对我国刑罚制度的研究,以及对各种具体犯罪的讨论和研究等,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司法实践中提出的问题进行的,这些问题的正确解决,对正确实施我国刑法,无疑会发挥积极的作用。此外,近几年来的研究工作也是比较活跃的,不同学术观点进行说理式的探讨和争论,各抒己见,使得许多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
  从近几年发表的刑法教材、专著和文章中我们看到,对一系列刑法理论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主要有下面这些问题:
  (1)关于罪与非罪的界限;
  (2)关于犯罪的因果联系;
  (3)关于犯罪主体;
  (4)关于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
  (5)关于自首;
  (6)关于同种数罪是否并罚;
  (7)关于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的区分;
  (8)关于抢劫罪;
  (9)关于罪刑法定与类推。
  此外,在联系实际研究刑法各论的过程中,对于组织越狱罪与脱逃罪、强奸罪与流氓罪、盗窃罪与贪污罪,受贿罪与敲诈勒索罪,诈骗罪与投机倒把罪的区别等,亦存在不同程度的争论,均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二)
  刑法公布实施以来,我国刑法学研究取得的进展是令人注目的,经过从1957年到1976年二十年中断之后,我国刑法学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恢复并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刑法学历史上值得珍视的一页。回顾过去几年我国刑法学研究的发展,展望将来,我们认为应该重视以下几点:
  (1)坚持原则和解放思想相结合。刑法学首先是一门具有阶级性的学科,因此,我们在刑法学研究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当然,也是我国刑法学的指导思想。刑法公布实施以来,我国刑法学的研究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解放思想,打破禁区,开创新局面的。解放思想,就是要树立百家争鸣的学风。近年来的刑法学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宝贵经验。象罪刑法定、犯罪的两类矛盾,刑法学因果关系,正当防卫、定罪量刑与形势需要等一系列刑法学基本问题,都在报刊、杂志上展开过深入的讨论,从而进一步活跃了学术空气,打开了思路,为刑法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理论素材,如没有那些争论,刑法学的研究要想达到今天的深度是根本不可能的。为此,建议:成立全国性的刑法学研究会,以便从组织上团结全国刑法学研究的理论队伍。其次,创办刑法学刊物。专门性质的刑法学刊物能够比较集中地反映我国刑法学研究的成果,对全国的刑法学研究无疑也会起着指导作用。
  (2)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刑法学具有鲜明的实践性,与司法实践有密切联系,从根本上来说,司法实践是基础,刑法学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并为这一基础服务的。离开司法实践,刑法学的研究就会枯竭,当然,刑法学作为一门学科,它有自己的科学理论体系,不能把刑法学简单地归结为对刑法条文的注释和对实际问题的解答,而要站在理论的高度,揭示犯罪和刑罚的一般规律,为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今后的刑法学研究中,如何发展和完善我国刑法学理论体系,是一个重要课题。过去几年,普及读物和一般教材大大多于刑法学专著,这是正常现象。但今后随着刑法学的发展,不能停留在这个水平上,而要把教学和科研、普及与提高结合起来,在深入研究基础上,出一批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高质量的专论和专著。把刑法学的研究推向前进。
  (3)研究现实问题与研究历史、外国的问题结合起来。刑法学的研究主要应面对中国现实,解决实际问题。但在此基础上,对于历史的和外国的比较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对于历史的,我们要批判地继承,对于外国的,我们要批判地吸收。要把中国现实的研粉和对历史的,外国的比较研究结合起来,从而开拓法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总之,我国刑法学研究工作虽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仍存在一些值得十分重视的问题。刑法学界仍面临着艰巨任务。
  民法学*****
  *****佟柔 王家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整个社会科学的振兴,我国马克思主义民法学,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胜利前进的经济改革和民事立法的有力推动下,也迅速恢复了生机,欣欣向荣,不断发展。我国民法学的研究力量有了较大的增长,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五个法学研究所设立了民法研究室(组),有二十名专职民法学研究人员;三十四个高等政法院系设立了民法教研室(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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