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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创造性发展
【副标题】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5周年而作
【英文标题】 Comrade Mao Ze Dong's Contribution to the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Jurisprudence
【英文副标题】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35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作者】 张友渔【分类】 法律社会学
【期刊年份】 1984年【期号】 3
【页码】 5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32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同志在长期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同时,对马克思主义也作了创造性发展。就法学方面说,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法学理论同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各个不同阶段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法学理论和具体措施,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学。有人认为,毛泽东同志在政治,经济、哲学、军事、教育:文学艺术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都有创造性发展,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在法学方面却不是这样,—论述很少,缺乏系统。还有人认为毛泽东同志只讲政策,不要法律,对法学缺乏研究。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什么是理论体系?什么是系统研究?没有定型,不是图案,只要能从理论上、实际上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合乎规律,而不是出于臆断,解决需要解决的问题就行了。
  实际上,毛泽东同志在法学方面恰恰做到了这一点。他不是抄教条、凭空想,而是理论联系实际地解决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发展,同其他方面一样,做出了创造性
  一、毛泽东同志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律观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任何统治阶级在掌握国家政权的同时,必须制定和运用法律作为维持和巩固自己的统治的有力武器。法律是统治阶级实现阶级统治,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是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巩固统治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统治服务的。对被统治阶级来说,它是鞭子,是斧钺。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处于被统治的地位,他们手中没有掌握国家政权,没有也不可能有自己的法律。因此,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要想真正获得解放,必须在摧毁反动统治阶级的国家政权的斗争中,同时进行反对统治阶级的法律的斗争,争取彻底废除统治阶级的法律及其司法制度。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无产阶级领导的群众性的革命斗争“将捣毁注定要灭亡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部法制”。[1]
  毛泽东同志对此有着明确的论述和正确的实践。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热情地歌颂了农民在打碎几千年封建地主阶级特权、摧毁封建地主阶级旧法制、“一切权力归农会”、农会“独裁一切”的革命行动。这不是不要法制,而是不要反动阶级的法制。一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还没有取得政权的时候,就必须为废除一切旧法律而斗争。当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哪怕只是在局部地区建立了新政权的时候,就必须及时地制定自己的新型的法律,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思想。自从他在井冈山开辟了第一个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和扩大苏区后,在彻底废除旧法律的同时,就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苏维埃暂行选举法》、《井冈山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中华苏维埃劳动法》和《惩罚反革命条例》等一系列革命法规。抗日战争时期,我国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降到次要地位。毛泽东同志分析了这一新的情况,又正确及时地提出了“废除一切束缚人民爱国运动的旧法令,颁布革命的新法令”。[2]后来,在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1次会议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等,都充分体现出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思想。1949年初,针对蒋介石提出的以保存伪宪法、伪法统等作为和谈条件的声明,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其中第2条,就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在中共中央所发布的《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中指出:“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下,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应该废除。人民的司法工作,不能再以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为根据,而应该以人民的新的法律作根据。在人民的新法律还没有系统地发布以前,应该以共产党的政策以及人民政府与解放军发布的各种纲领、法律、条例、决议作根据。”这里为我们指出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旧法制,必须随着反动统治阶级的旧国家政权的被打碎而被彻底废除。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一贯主张对于反动统治阶级的旧法律和旧的司法制度必须坚决废除。无产阶级要夺取国家政权,不受任何旧法律的约束,就是要用革命手段破坏旧法制。破坏旧法制不是根本反对法制,只是要废除反动统治阶级的反革命法制,是革命的行动。在革命胜利,取得政权后,就要建立革命的法制。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中曾指出:“只有破坏旧的腐朽的东西,才能建设新的健全的东西。”[3]毛泽东同志是非常重视法制的,决不是“只讲政策不要法律”。他在主张废除一切旧法制的同时,领导我们党和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的人民不断努力创建人民自己的新的革命法制。恩格斯指出:“所有通过革命取得政权的政党或阶级,就其本性说,都要求由革命创造的新的法制基础得到绝对承认,并奉为神圣的东西。”[4]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劳动人民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时期,各个革命根据地、苏区、解放区,制定了许多代表人民意志和利益的法律。在新中国建立前,毛泽东同志领导人民所创建的革命法制已经在各个革命根据地,成为巩固人民革命成果和保护人民利益的有力工具。
  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广大劳动人民掌握了国家政权,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深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性。他提出必须要有新型的社会主义宪法和其他法律,象他在1954年6月《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讲话中所指出的:“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早在建国前夕的1949年9月,他主持制定了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后来,根据革命和建设的需要,他主持制定了《土地改革法》、《婚姻法》、《工会法》、《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条例。1954年,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的产生,是和毛泽东同志的努力分不开的。他担任了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亲自主持了起草工作,不仅对内容的规定,而且对文字的表述,也做了非常认真的考虑。1954年宪法的制定和建国初期的法制建设工作,都是遵循着他的辩证唯物主 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律观来进行的,也就是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法学理论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适应各个不同时期,不同情况,运用法律这个工具,解决客观实际需要解决、可能解决的问题。我们的法律的根本任务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象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的:“法律是上层建筑。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5]而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必须适应客观需要,制定必要的、可行的法律。因此,仅从1954年至1957年,根据1954年宪法,中央一级就颁布了430多件重要法规。在建国初期的8年中,就颁布了近千件重要法规。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决议中明确地提出:“我们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1958年毛泽东同志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曾经号召各级领导干部要“学点法学”。1962年3月,在一次谈话中,又强调指出:“不仅刑法要,民法也需要,现在是无法无天。没有法律不行,刑法、民法一定要搞。不仅要制定法律,还要编案例。”[6]不幸的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毛泽东同志的上述那些正确主张,没有能够完全实现。这主要是由于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政权已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只有采取“文化大革命”那种自下而上的革命手段,才能夺回来;认为原来的法制不适用了,需要建立新的法制,而不是根本不要法制。
  正如八大文件提出的,要健全法制,就必须“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有法不依,等于无法。所以,毛泽东同志在不断强调法制建设的重要作用时,十分强调干部的守法问题。早在建国前夕,他就指出,某些犯有重大错误的干部和党员,“群众不但有权对他们放手批评,而且有权在必要时将他们撤职,或建议撤职,或建议开除党籍,直至将其中最坏的分子送交人民法庭审处”。[7]在建国初期,他又指出:“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予法律的制裁。”,[8]1957年,他在《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制,……我们要求所有的人都要遵守革命法制,并不是只要你民主人士守法。”[9]在这里,要求所有的人都要守法,这是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方面。
  总之,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坚持法律是统治阶级的重要的统治工具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重视法律的作用的。认为他不重视法律是不符合事实的。只是他不是把法律看做至高无上,永恒不变的东西,而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来运用和对待的。他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出发,指出由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不同,每一个时期中的阶段不同,以及各个不同阶段中的政治形势不同,因而对法律的态度和运用也不能相同。当人民没有取得国家政权时,要进行彻底废除反动统治阶级的旧法律的斗争;当人民通过武装革命手段,一块块地建立了革命根据地,苏区和解放区时,就要在这局部地方内,在废除旧法的同时制定新法律;当人民掌握了国家政权,特别是进入建设阶段后,就必须不断地健全革命法制。他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就是这样地对待法律、运用法律的。
  二、毛泽东同志关于运用法律处理性质不同的两类矛盾的理论和实践
  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下述理论,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处理性质不同的矛盾,应采取不同的方法。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法学很大的发展。在他的《矛盾论》、《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都科学地精辟地阐述了这一理论。他认为运用作为统治工具的法律,处理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也就是对于敌人和人民内部,应该是不相同的。
  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能施仁政。”[10]他还指出:“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说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就是说在必要的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对人民说来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11]这也就是说,人民政府的法律对于阶级敌人说来,同人民的军队、警察,法庭一样,就是暴力,是压迫的工具。对于一切反革命分子和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不能心慈手软。而对于人民内部来说,法律主要是起着教育人民、调整人民内部矛盾的作用,而不是作为压迫的工具。在运用法律打击敌人的方面,毛泽东同志强调,要做到稳、准、狠,“务必谨慎从事,务必纠正一切草率从事的偏向。我们一定要镇压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错杀错”。[12]政法机关依法办事,正确地运用法律稳、准、狠地打击敌人,对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政法机关依法办事的问题,他指出,按照法律办事,不等于束手束脚,政法机关要按照法律放手放脚,要根据不同情况,对于反革命分子实行“杀、关、管、放”的不同处理方法;毛泽东同志在强调运用法律打击敌人,肃反要坚持“有反必肃”的同时,很注意“有错必纠”的问题,就是说,打击敌人要讲规格,确是真反革命,不能冤枉好人。他指出,如果“发现了错误,一定要改正。无论公安部门、检察部门、司法部门、监狱、劳动改造的管理机关,都应该采取这个态度”。他号召“人大常委委员,政协委员、人民代表凡是有可能的,都参加这样的检查”,“这对于健全我们的法制,对于正确处理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会有帮助的”。[13]他的这一正确指导思想,无疑对于我们现在和将来的政法工作,特别是对于当前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具有方向性的指导意义。
  另一方面,毛泽东同志正确地论述了如何运用法律处理人民内部的违法犯罪问题。他指出:“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14]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和自由,这种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这个民主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15]因此,在人民内部也必须有法律和纪律约束自己。但是,这种法律和纪律的约束与对敌人实行的专政有着质的不同。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法律是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体现,人民内部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一般情况下,这种矛盾不具有阶级斗争性质,只有少数是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的反映。因此,我们是运用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运用法律的目的也是为了达到教育的目的。当然,对于一些人民内部的违法犯罪分子必须运用法律予以制裁。这也是一种教育手段。这样做是为了挽救人民内部的违法犯罪者和使人民受到遵纪守法的教育,从而可以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行为。
  毛泽东同志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刻地论述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从而在具体地运用法律解决这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时,也不应当是一成不变的。他指出,一切矛盾着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这种情况,反映在人们的思想里,就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16]革命者的任务,就是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创造条件,防止人民内部矛盾向敌我矛盾转化,促使敌我矛盾向人民内部矛盾转化。毛泽东同志正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出发,运用法律处理犯罪问题,促使敌我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对罪犯采取惩办与教育改造相结合的方法,改造他们成为新人。
  毛泽东同志主张,对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在给予惩罚的同时,应当给予改造和挽救的机会。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们如果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们劳动。也对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17]后来,他又多次强调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在这里,一方面充分体现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法律对于敌人实行专政的惩办作用,同时又体现出法律对于他们实行教育和改造的巨大威力。由于对他们所实行的不是单纯的“惩办主义”,而是惩办与教育改造相结合,就能够促使矛盾转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我国30多年来的政法实际工作中,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主张,把大批罪犯改造成为能够遵纪守法、自食其力的新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在于彻底解放全人类从而也使自己最终获得解放。毛泽东同志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改造客观世界和自己的主观世界,而“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须要通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18]这里所指的“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包括反革命分子和其他一些刑事犯罪分子。因此,运用法律手段对罪犯实行惩办与教育改造,也是改造客观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所要求的。
  从毛泽东同志关于矛盾转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运用法律去处理人民内部的违法犯罪问题,更应当是以惩罚为手段,达到教育改造的目的。他指出:“人民犯了法,也要受处罚,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这是若干个别的情形,和对于反动阶级当作一个阶级的专政来说,有原则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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