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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关于我国法学研究对象问题的两次大讨论
【英文标题】 The Two Discussions on the Problem of Object of Chinese Legal Science
【作者】 陈春龙【分类】 法理学
【期刊年份】 1984年【期号】 2
【页码】 164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45    
  
  根据什么原则确定一门科学的对象?恩格斯说:“每一门科学都是分析某一个别的运动形式或一系列互相关联和互相转化的运动形式的。”[1]毛泽东同志说:“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例如数学中的正数和负数,机械学中的作用和反作用,物理学中的阴电和阳电,化学中的化分和化合,社会科学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阶级和阶级的互相斗争,军事学中的攻击和防御,哲学中的唯心论和唯物论、形而上学观和辩证法规等等,都是因为具有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才构成了不同的科学研究的对象。”[2]因此,要解决法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必须把握法学这门科学的矛盾特殊性,分清这门科学同其他科学的联系和区别,尤其要分清它与社会科学中各具体学科如政治学等的联系和区别。
  马克思主义认为,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的上层建筑。法是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其他部分的区别,就在于法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调整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及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特殊行为规则,它以国家强制力作后盾,保证其遵守和执行。
  不是别的,正是法的这一特殊本质,把法学同包括政治学在内的其他社会科学严格地区分开来。
  但是,对法的特殊本质的认识,分清法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和区别,科学地确立法学研究的对象,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在我国历时三十余载,途经两次大规模的集中讨论。现在,这个过程可以说已经基本结束。我国法学在社会科学中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应有地位已经确立。在这种形势下,回顾关于法学研究对象问题的讨论情况,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国法学的发展,也许不是没有益处的。
  第一次讨论[3]
  (一)讨论的起因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法学界一直把国家与法作为法学的研究对象,很少有人提出在法学研究对象里应不应该包括国家在内的问题。那时一般认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理论,国家和法虽然是两种社会现象、两个范畴,但它们是同时产生、同时存在的,二者有着特别密切的联系,后者又紧紧从属于前者。因之,在整个五十年代,就绝大多数同志来说,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和法律观,学习苏联把法学的基础理论称作《国家与法的理论》,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学者那种孤立地、超阶级地看待国家和法,以致把国家和法的关系倒置起来的唯心主义观点的同时,感到在我们的法学研究中把国家和法这两种社会现象同时作为它的研究对象,是合理的,必要的。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和法学研究、法学教育的深入进行,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一部分同志逐渐对我国法学教育中有关课程的重复,国家与法、政策与法等内容的讲授比例等问题产生了看法,认为:
  1.过去我们抓社会科学中的共性太多一些,而抓法学各部门的特性较少。如果不把每门课程的特殊性讲好,就不能使学生了解这门课程,同时每门课程的科学地位就显然成了问题。
  2.我们应该强调国家政权的重要性,但国家问题再重要,也不等于可以代替法。不同部门的法学课程都大讲国家的理论,认为只要把国家问题讲深讲透就行了,把法放在次要的地位上,讲得很少,显得有些喧宾夺主。
  3.我国的革命事业和各项革命工作历来就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英明正确的政策指引下,向前发展并不断取得辉煌胜利的。没有正确的政策,什么事也办不好。我们研究法学应该把政策看做法的灵魂,不精通政策的精神实质,不可能讲好法。但各部门法学课程主要只讲政策,法讲得比较少,会使人产生法学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的疑问。
  法学界内部的一些不同看法,不同认识,经过一些不同范围的交流、讨论,逐渐集中到一个问题上,即法学研究的对象到底应该是什么?
  至六十年代初,我国法学界对法学研究的对象问题形成了三种意见:
  (1)法学研究的对象是法;
  (2)法学研究的对象是国家;
  (3)法学研究的对象是国家和法。
  当时,国外的情况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各派学者阶级立场和思想体系的不同,对法学对象问题不可能取得一致的意见:仅就若干社会主义国家法学界的讨论情况来看,对此问题也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不同的主张。
  为了使我国法学工作者“今后能更集中自己的力量,明确在我们法学研究的岗位上应该抓住哪些问题,而不至于分散了力量;也不至于将一些我们本来应该研究的问题疏忽过去,造成空白[4]。”1964年5月14日至15日,中国政法学会研究部、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和《政法研究》编辑部联合邀请北京政法院系、法学研究部门、个别政法业务机关以及有关刊物、出版单位的同志四十余人,就法学研究的对象问题举行了一次学术讨论会。
  (二)讨论的情况
  在会上,大家对法学研究对象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基本形成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多数人的意见),认为法学研究的对象是国家和法。论据是:
  1.国家和法这两种社会现象,都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它们是同时产生的,并具有共同的阶级性和共同的历史使命,都是统治阶级实施阶级专政的工具。它们都是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经济基础服务。国家与法既是两种独立的社会现象,又是互相依存、紧密联系而不可分开的。因此,作为科学研究,也不应当把二者分开。国家离不开法,法也离不开国家。法是由国家政权机关制定并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如果没有国家强制机关,任何宪法和法律都不能发生效力。如果离开国家问题,孤立地去研究法,是根本不可能揭示出法的本质问题的。
  2.资产阶级法学由于掩盖法的阶级性,宣扬法是抽象的、超阶级的,甚至凌驾于国家之上的,因而不谈国家,把国家与法割裂开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我国法学的基本原则。在确定法学的研究对象时,除了要考虑到整个社会科学的分工外,还必须服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因此,我们不应该在理论上把集中反映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党、政、法三种政治上层建筑现象分开来,只攻其一,不及其余,分别建立起独特的科学对象。
  3.从建国以来的实际情况看,我国法学也一直是以国家和法为研究对象的。各个政法院系所开设的《国家和法的理论》、《国家和法的历史》等课程,本身就明确标明了研究的对象是国家和法。如果法学只以法律为对象,那末国家问题就应由国家学或政治学来研究。可是在我国还没有和法学并列的国家学。至于政治学是否作为一门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现在还不够定型。
  所以,我国法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国家和法。
  法学研究的对象既然是国家和法两种社会现象,那么,应该以什么为主呢?有的同志认为,这不是一个关于国家与法的实质关系的问题,而主要是法学体系中教学安排的分量问题,研究工作中的侧重点问题;有的同志认为,“如果这里所指的‘为主’是就两者的关系和它们在阶级斗争中的实际地位来讲的,我觉得倒应该说是以国家为主”。[5]
  有些同志在认为法学研究对象是国家与法的同时,指出了当时存在的只重视国家忽视法,讲政策多讲法律少的问题,认为把国家问题从法中区分开来,构成《政治学》的学科,也是可以的。
  第二种意见(少数人的意见),认为法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法。其论据是:
  1.国家和法确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能脱离国家来研究法。但是,国家与法各具有其特殊的矛盾性,不能在国家与法之间划一等号。
  2.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在以法为研究对象的法学还未形成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时,政法科学的研究对象,可以是国家与法。但最近几年,由于我国革命和建设深入发展的需要,不少综合大学设置了政治系,不少高等院校设置了《政治学》课程,有使法学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的趋向。
  3.国家与法的关系是主从关系,法只是国家权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法不能包括国家,法学不能包括国家理论,不能将国家这样一个马列主义学说中“关系全部政治的主要的和根本的问题”,[6]降低为法律问题,放在法学的科学范畴之内。法学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科学部门。
  因此,法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法,不要把国家包括在内。
  除上述两种意见外,个别同志认为上述两种意见都太简单化绝对化,表示不同意。认为在学术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使国家和法同时作为法学的对象没有什么不合科学原理的地方。但当我们的学术研究有所发展,有必要从科学上扩建为两个科学部门时,是可以使国家和法各自作为一门科学的对象的。“在当前,在我们这里,当国家问题还未单独成为一个科学部门时,法学这个部门是否还可将国家和法同时作为法学的对象呢?我认为仍然是可以的”。[7]
  (三)讨论的结果
  1964年的这次讨论,未能就法学研究的对象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持第二种观点的同志也未能大胆充分地阐述自己的见解,但它是我国法学界二十五年来就此问题举行的第一次正式讨论。应该指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学术气氛下,举行这样的讨论是难能可贵的。这次讨论的意义是在于探讨:在当时我们有没有重新调整法学研究对象的必要?现实可能性如何?利弊如何?仅仅提出这些问题本身就足以表明,法学研究对象这个对法学来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已经引起了我国法学界的重视、注意和研究,而不再是过去那样死水一潭了。而且讨论中各种观点的展开阐述和互相切磋,也为进一步探讨我国法学的对象问题,打下了基础。
  第二次讨论
  (一)讨论的起因
  就在1964年我国法学界讨论法学研究对象问题后不久,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逐步升级,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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