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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几个问题
【英文标题】 Problems on Hitting at Crime Severely【作者】 郝双录吴杰
【分类】 司法【期刊年份】 1984年
【期号】 1【页码】 72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    
  全国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重大战略决策。广大干部和群众拍手称快,热烈支持,坚决拥护,并希望政法公安部门充分发挥专政机关的威力,做到除恶务尽,尽快实现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但也有少数同志对于这场斗争的重大意义、性质以及所采取的措施,缺乏足够认识。因此就有关问题深入探讨,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有重要现实意义。
  建国以来治安形势分析
  建国三十多年来,我国的社会治安状况,总的来说,是好的,安定的。但在各个不同时期,情况有所不同,出现了曲折反复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
  一是解放初期,社会秩序不好。具体表现是,1950年是建国以来刑事案件发案率较—-高的时期。这一年全国发生各种刑事案件50余万起,按当时人口平均发案率为万分之9.3。这是由于当时国家刚刚解放,人民政权才建立;被推翻的反动阶级和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进行垂死挣扎。我们知道,在旧中国的农村是恶霸、土匪、反动会道门三位一体;在城市是封建把头、帮会头子和地痞流氓三位一体。这些人盘踞在全国各个角落,有相当大的数量。仅国民党反动派逃亡时,留在大陆上的溃散武装(政治土匪)就有200万,还有反动党团骨干分子60万,各种特务分子60万。[1]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社会渣滓,大肆进行破坏活动,这是当时社会治安不好的根本原因。
  二是五十年代中期,这是建国以来社会治安最好的时期。解放以后,经过了多次的社会改革和镇反运动,扫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垃圾,使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日益安定。树立了新道德、新风尚。新人新事倍出。人们曾用“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来形容当时的社会治安状况和社会风气。那时,刑事案件发案率下降到最低限度,恶性案件大大减少或处于被控制之中。例如,原来危害最严重的盗匪抢劫案件,在大城市可以使之基本上不发生或者很少发生。
  三是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社会治安情况曾一度出现逆转。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影响着社会治安,致使刑事案件发案率有所上升,在铁路沿线和其他少数地方,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但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我国整个形势一年比一年好,加上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坚决贯彻执行了关于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方针政策,对敌斗争一直没有放松,治安管理也抓得很紧,全国治安情况是好的,各类犯罪案件是一个下降的趋势,捕人也逐年减少。”[2]
  四是十年动乱时期,是全国解放以来刑事案件发案率最高的时期。据估算,这个时期的发案率,与解放后发案率较高年份1950年相比,大约要超过四、五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他们窃取的地位和权力,网罗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流氓、打砸抢分子,乱党乱军乱国,大搞法西斯专政,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他们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打倒一切,砸烂公、检、法,造成全国空前未有的大混乱。当时打、砸,抢,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盛行,阶级敌人活动猖獗。在“四人帮”把持的地区和部门,坏人当权,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和人身权利、民主权利毫无保障,根本谈不上有安全感。
  五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很好,而且是越来越好,社会治安经过几年来的不断整顿,比起十年全国大动乱的局面已好得多,但是还没有恢复到建国后的最好状况。据统计,从1950年到1965年,全国(台湾省除外)平均每年发生各种刑事案件29万起;按人口平均,发案率为万分之4.5。1966年到1976年,发案率大量增加,是特殊情况造成的。1977年到1979年,全国每年平均发生的各种刑事案件为57万余起,按人口平均,发案率为万分之6.5。[3]这是由于国家尚处在刚刚粉碎“四人帮”不久。而近几年来,发案率虽然存在有时升有时降的现象,但总的看,还有上升趋势。并且大案、要案和恶性案件不断发生。这是不正常状况。
  当然我们说现在我国社会治安情况不好或者处于非正常状态,是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要求来衡量的,绝不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治安相比而言。我们比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治安当然好得多。例如,美国重大犯罪案件几乎是逐年上升。据美国警察机关登记的重大犯罪1960年是200万件,1970年为560万件,1976年为1130万件。仅16年间重大犯罪数量就增加了四倍多。1980年同1979年相比,美国的犯罪率又增加了10%,其中暴力犯罪增加了13%。英国仅从1975年起,每年都突破200万件,1979年又增加到250万件。法国1976年与1967年相比,十年中犯罪增加了一倍,其中袭击银行增加了十九倍,武力抢劫增加了四倍。意大利从1952年到1976年,在二十五年间犯罪数增加了三倍。西德1976年仅立案的犯罪,就超过了300万件,相当于1960年的1 44%。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犯罪现象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本身造成的。马克思早在1859年就下过断言:“这种一方面扩大自己的财富,但贫困现象又不见减少,而且犯罪率甚至增加得比人口数目还快的社会制度内部,一定有某种腐朽的东西。”[4]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国家的犯罪现象,根子就在于资本主义人剥削人的制度本身。这点与我们国家所存在的犯罪现象的原因,有着根本区别。认清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正视我们国家目前社会治安还有问题,而且问题还相当严重,但另一方面又要看到,目前固然存在比较严重的犯罪现象,但这绝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带来的,并且我们是完全能够惩治犯罪分子的。我们坚信随着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日益发展,人民民主专政不断加强和巩固,犯罪现象一定会逐渐减少。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当前社会治安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几年来,政法公安部门在党的领导下,依靠了人民群众,在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和争取社会治安根本好转的斗争中,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必须看到,在中央作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重大战略决策,以及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其他有关决定以前,有许多地方的社会治安不好。有些地方,凶杀、抢劫、强奸、盗窃等刑事犯罪活动还比较突出;特别是一些流氓团伙,为非作歹,严重地破坏社会秩序,一些犯罪分子的气焰极为嚣张。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坏人神气,好人受气,积极分子憋气,基层干部泄气”的不正常现象。如果这种状况继续发展下去,势必危及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巩固和发展,危害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破坏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
  当前社会治安存在问题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客观原因。第一,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第二,十年内乱的余毒尚未完全消除,一些人受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毒害很深,以至走上犯罪道路。第三,由于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引诱,加上思想政治工作和一些必要的管理制度没有跟上去,一些新老社会渣滓乘机捣乱,使一些犯罪活动和社会丑恶现象得以蔓延滋长。另一方面是主观原因,主要是由于我们政法机关对党中央关于现阶段阶级斗争问题的基本论断和基本方针,理解不深,对于依法从重从快惩处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方针政策,贯彻执行不够坚决,所以对犯罪分子不能做到强有力地行使专政职能,打击不力。
  从我们政法机关本身来看,另外还有一些原因。即我们的政法队伍曾经遭受过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严重摧残、破坏,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虽然经过几年的恢复、补充,但因为骨干老化,新成份较多,未经充分训练,专业能力不够成熟。因此,我们政法队伍的战斗力,还没有恢复到建国以来最好时期的水平。但主要原因,则是我们一些政法工作人员对当前刑事犯罪活动的严重程度认识不足,头脑不够清醒,态度不够坚决,以致在工作中带来不利影响。
  前一时期,在一些同志当中存在一些糊涂思想。概括来说有“六怕”:一怕得罪人;二怕违法;三怕搞错了又要平反;四怕别人指责又搞运动;五怕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六怕报复。
  必须指出,所谓“六怕”,其共同点之一,就是怕这怕那,就是不怕党和国家的革命事业受损害,不考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犯罪分子的威胁。我们知道,只有无私,才能无畏。
  同时必须看到,历史上的政治案件,尤其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制造的冤假错案,与现在处理的刑事案件是截然不同的。过去的政治案件是以政治路线作为标准,比较抽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则是完全按照他们反动政治目的的需要出发,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以假当真,无中生有,随意嫁罪于人。我们现在处理刑事案件,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有事实可查,是偷是抢无法混淆,是轻是重容易判明。有事实为证,看得见,摸得着,无法以假当真,无中生有。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坚决打击经济领域里的犯罪活动时指出:“这跟反右倾不同。反右倾容易混淆,容易搞错。哪样叫右倾,哪样叫‘左’倾,往往搞不大清楚。盗窃国家财产,贪污受贿,这是现钱买卖,清清楚楚,不容易搞错。”[5]可见发生错案的可能性极少,即使出现某些差错,也容易及时纠正。过去,林、江横行,是非颠倒,害国害民;今天,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严厉打击严重的刑事犯罪活动,是完全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的,因此既合理又合法。此一时,彼一时,岂能相提并论!
  在刑事犯罪活动十分猖獗,治安状况很不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只有两种选择:或者是起而坚决打击,贯彻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把严重犯罪活动的气焰迅速压下去;或者是继续四平八稳,从轻从慢,处处被动,穷于应付。二者必居其一。如果采取后一种态度,势必使本来已经十分严重的治安状况,长期拖下去,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而且会为日后增加更大困难,逼使我们付出更大的代价,甚至使我们的社会治安状况根本好转成为不可能。反之,如果我们采取坚决打击,实行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不仅能够很快奏效,而且可能争取到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彻底改变我国当前的治安状况,实现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就是说,只有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才能更好地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才能恢复和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1 983年下半年,通过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之后,9月份全国发生的刑事案件比8月份下降46.7%,其中重大案件下降38.7%。10月份刑事案件又比9月份下降11.5%。[6]这是近几年来发案最少的两个月。使社会治安开始明显好转。这充分证明中央及时作出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方针,是十分正确的。
  应当正确认识几个辩证关系在开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中,有人对以下几种关系产生片面理解:
  (一)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和综合治理的关系
  有人原先把综合治理仅仅看作是预防犯罪和教育挽救失足者的一种措施;但当进行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后,又怀疑综合治理方针是否对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多次指示我们,对十年内乱遗留下来的社会治安秩序不好,刑事犯罪比较突出的问题,必须采取综合治理的方针。并且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所谓综合治理,就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政法公安机关协同各机关单位和群众团体,动员社会力量,充分运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教育的、行政的、法律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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