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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浅议法理学更新的几个方向性问题
【英文标题】 Several Directive Points in the Renewal of Jurisprudence
【作者】 郭宇昭【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分类】 法理学【中文关键词】 法理学 更新
【期刊年份】 2002年【期号】 3
【页码】 8
【摘要】

法理学创新是我国法理学面临的重要课题。为了使法理学创新结出具有先进性、科学性之成果,应当解决好几个方向性问题。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9485    
  自上世纪30年代末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经济转轨,“法理学更新”便成为法理学界经常关注的议题。面向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的新时代,法理学创新更是我国法理学面临的重要课题。理论创新是一个艰苦的探索过程。法理学的更新和创新在法理学界已经讨论多年,都是为了使法理学创新结出具有先进性、科学性的成果。笔者仅就法理学更新、创新的几个问题谈点看法如下:
  一、正确评估我国法理学的创建问题
  我国法理学(开始称“国家与法的理论”)自产生至今已有50年的历史,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1950—1956年,为我国法理学的初创时期;第二阶段是1957—1966年,为我国法理学遭受挫折时期;第三阶段是1966—1976年,为我国法理学夭折时期。对后两个阶段的法理学状况,学界似无大的争议,议论较多的是法理学的创建时期。如何评估这一阶段的法理学,关系到我国法理学立足于什么法律观进行更新和创新的问题。
  诚如许多学者所说,新中国的法理学是以前苏联的法学分科“国家与法的理论”为样本建立的。当时整个社会处在大变革时期,由于我们和苏联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基本一致,在我们缺乏经验的情况下自然是学习和借鉴苏联的经验。这种情况是历史形成的。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用辩证的思维对法理学走过的这段历史进行反思,便不能不承认这是中国法理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的变革。它毕竟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主义法律观取代了历史唯心主义法律观,这种变革突出表现在:(1)改变了法是来源于人的理性,把抽象的人的理性视为法的决定性力量的观点。确认经济是法的决定性力量。(2)改变了国家是由法派生出来的,法对国家居于支配地位的观点;认为法和国家有着共同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其中国家起着主导作用。(3)改变了法是超阶级的、中立的观点;认为法是社会中经济上、政治上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意志的体现,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勿庸讳言,在理论的变革中也存在着令人遗憾的缺点,主要表现在:(1)认为法与生产力的关系是间接的,强调法适应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需要,忽视法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保障生产发展的作用。(2)在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问题上,论述也存在着简单化的缺陷,强调法的阶级职能,忽视了法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3)在法和国家关系问题上,只强调了国家对法的主导作用,忽视了法对国家权力行使的规制和制约作用。此外,对法的历史联系性、继承性问题的片面认识,法的形式和法的应用方面的研究都极其贫乏,这除了受当时“左”的指导思想影响外,也受到当时我国法学家自身认识水平的限制。1976年后,在恢复法理学体系的同时,对过去法制和法学一些错误的做法和观点也进行了梳理,如确认法具有历史继承性,明确党的政策和法的区别和联系,恢复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能和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法的适用原则,并从理论上探讨人治与法治,民主与法制(法治)的关系,等等。以上是我国法理学在80年代以前的大致情况。
  科学的发展是在人类精神成果不断积累和不断修正错误中进行的。仅以法学来说,建国初期对国民党和西方资本主义法学全盘否定。60年代开始至“文革”时期对苏联法学全盘否定,以及在此基础上全盘否定我国建立不久的法制和法学,认为这全部都是现代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观点的产物,从而造成我国一度出现的“无法无天”、大动乱的局面。这种认识和做法几乎完全断送了我国法制和法学建设。我们应当吸取历史的教训,以辩证的思维方式正确总结法理学的过失,从而使我国法理学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二、全面认识新世纪里法律全球化的可行性问题此人家庭地位极低
  首先,应当全面认识新时代的性质和特征。对此,国际上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我国法学界基本上有了共识,即新世纪是由“工业经济”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为代表的新科学技术正在深入改变着传统的经济结构、生产组织和经营方式,“经济全球化”是这种新经济的必然趋势和基本特征。我们确定的方针是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趋利避害,努力促使经济全球化朝着“平等、互惠、共赢、共存”的方向发展,因此,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消除了矛盾和斗争,而是在更广阔的领域进行。其次,以高科技为代表的知识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必将引起政治、法律制度的变化,协调国家之间诸多方面的国际性法律必将获得迅速发展,国内法律制度(不限于我国及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也不例外)也都会相应发生变化。将来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缩小乃至基本上消除各国经济制度的差别,政治、法律也随之全球化或许是可能的,因为政治、法律毕竟是由经济决定的,但这将是比较遥远的未来,不是现实。现实的情况是经济全球化(也还只是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和政治的多极化并存,因而法律制度也还是多极的。如果我们超越现实,不切实际地去实现什么“法律全球化”,其结果也不会是法律全球化,而是法律西化而已。应当看到,目前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有交流、合作;也有防范和斗争。法理学在指引我国法律建设和各部门法学进行国际法律合作和引进国外法律思想的同时,也还必须立足于维护国家主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也还不能一概排斥必要的斗争,所谓“把斗争的法理学转变为合作的法理学”是不切实际的。试想别国在种种名目下干涉我国内政,从经济、政治乃至军事上对我国施加压力和进行威胁的情况下,我们放弃国家主权和必要的斗争将意味着什么!
  三、我国法理学的性质及法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关于法理学有无“姓资”和“姓社”的问题,如果是指我国法理学的研究范围,即它不仅要研究本国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及与之相联系的各种法律现象,而且也要研究资本主义的、封建的,乃至奴隶制的法律制度及相应的各种法律现象。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非社会主义的法律现象置于我国法理学研究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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