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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传统中国的经济立法传统及其现代意义
【作者】 张中秋【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
【分类】 经济法【期刊年份】 1996年
【期号】 11【页码】 38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4547    
  传统中国固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制,但有着大量丰富而且构成自己特色的经济法律。从时限上看,中唐以前中国是一个计划经济较强的国家;中唐以后至清末是一种较自由的农业经济。但无论哪一个时期,历代王朝都没有放弃对经济的法律调控,涉及的内容大凡有土地、赋役、工商、专卖、对外贸易和货币等。这些内容具有这样一些特点:以调整土地关系为其基础和核心;以确保国家财政收入的赋役为中心;以支持政治统治和在总体上服务于这种政治的道德为目的;对抑制工商和国家统制与干预为特色;以刑法(罚)为主要手段。
  这说明传统中国自古就有它自己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定,并且由于历史本身的延续性和文化的影响,不仅形成了有别于西方的传统,而且某些传统还具有现代意义。
  (一)经济法律规定中的数量式精确化
  一般而言,传统中国的文化从整体上来说具有直观和模糊的特征,缺乏西方科学中的分析和精确,但这只能作哲学上的理解。中国文化中的经济立法独具数量式的精确化,这从古代法律规定中可以得到说明,特别是秦律和唐律对时间(到刻)、空间(到步)、度量衡及其他数量精确到了古代社会数量计算的最小单位。
  (二)对有关经济犯罪制裁的严厉化
  传统中国对有关经济犯罪特别是涉及到国家官吏的经济犯罪的处罚极其严厉,这不仅仅反映在严格按照精确的数量定罪量刑,更突出的是几乎对所有的经济犯罪均予以严厉的刑事制裁。魏晋以前是肉刑和死刑,此后是笞、杖、徒、流、死,同时还附加相应的经济制裁。所有经济犯罪中,赃罪(贪污)处罚最重,明太祖朱元璋严惩赃官剥人皮以实草即为一例。
  (三)对外贸易法律调整中的国家利益主义
  传统中国的对外贸易有两种,一是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贸易,谓之“互市”;一是海外贸易,谓之“市舶”。对这两种贸易,中央帝国自秦汉以来一直比较重视,因此都予以了相应的法律调整,企图通过法律满足国家的各种考虑。从有关这方面的法律分析来看,传统中国的对外贸易本质上不是一种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的活动。禁止兵器和钱币流入周边少数民族;而用生活用品尽量换取对方的马匹,说明“互市”是以国防安全为中心的,而对海外贸易的相对放松,则说明“市舶”较“互市”具有更浓的经济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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