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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研究》
政治变革与国家能力
【副标题】 对中国近代宪治探寻的再思考【作者】 马一德
【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教授}【分类】 宪法学
【中文关键词】 政治变革;国家能力;近代宪治
【英文关键词】 political change, state capacity, constitutionalism exploration
【期刊年份】 2013年【期号】 6
【页码】 183
【摘要】

从现代化的角度看,宪治探寻在近代中国不是自发启动的,而是在原有的政治体系难以容纳、应付外部因素的强烈挑战时不得不作出的一种反应。在此过程中,政治变革与国家能力呈现出鱼和熊掌难以兼得之势。一方面,中国近代宪治探寻所启动的政治变革始终无法在国家有效政治统合能力的帮持下顺利进行。另一方面,政治变革所具有的合法性因素并未给国家能力提供有效帮助,反而对其进一步消解。这种近乎“负和博弈”的现象可以从中国传统社会形态和中国现代化特殊路径得到部分解释。

【英文摘要】

From a modern perspective, exploring constitutionalism is not a spontaneous start in China. It is a reaction when the existing political system cannot accommodate to and cope with the intensive challenge of the external factors. In a series of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modern constitutionalism,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rational progressive political views and the actual radical political practice have emerged, which is due to a dilemma between the political change and state power. On the one hand, the politic change that initiated by China’ s modern constitutionalism exploring has never been able to be engaged smoothly without the help of the effective political integration capabiliti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trinsic legitimacy factors of political change cannot provide effective assistance to the state power, but further eliminate it. This sort of “negative sum game” phenomenon is actually the result of the for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special road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reflection on the modern Chinese constitutionalism exploring reveals how the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national ability help each other, and such discussion has undoubtedly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Moreover, making good use of the national capacity accumulated by three decad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tegrating all sectors of society forces through the expansion of intermediate strength and the cohesion of broad consensus, and then actively promoting political development, are the imperious problems needed facing earnestly today. This may be the historical revelation of our Chinese modern constitutionalism exploring.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7860    
  引言
  宪治意味着要对国家权力进行法律上的限制,并且要对民权与自由给予充分的保障。[1]作为一个外来词汇,它对古老的中国是陌生的,传统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儒法合流的正统思想以及封闭自足的中央集权统治,使得它与古老中国绝缘。正如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厚感情和深入研究的梁漱溟先生所说,“如果中国完全闭关,就是再走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也断不会有火车、轮船和民主精神出来”。[2]中国不能指望社会和文化的自然演进获得宪治的成果,恰恰相反,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法律文化与上述宪治价值观基本上处于一种相互排斥的关系。然而,近代以来内忧外患的时局使古老的中国开始了探寻宪治之路。时至今日,方兴未艾。
  中国近代探寻宪治之路可谓布满荆棘,艰辛异常。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亦可谓“汗牛充栋”,法学、政治学、史学界对此问题多有论述,其研究视角既有对宪治史发展的宏观叙述,也有对具体宪治事件、人物的微观描述。[3]本文认为,就研究方法而言,除了要秉持考证性的史料爬梳以外,还应该采用一些社会科学的理论来分析、总结中国近代立宪史所提供的意义和启示。否则,这段历史就很容易呈现为一本“流水账”,仅具有待人查阅的“知识”目的,而丧失了与当下人生与社会意义发生关联的“思想”动力。正如史家克罗齐所言,这样的历史“有时候为了查阅的目的是有用的,但是缺乏滋养及温暖人们的精神与心灵的字句”。[4]
  在众多解释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社会科学理论中,以费正清、列文森为代表的哈佛学派所提出的“冲击—反应”模式较为典型。这一理论暗示了现代化之于中国就是在西方挑战、刺激下的一个被动过程,西方现代文明对于中国具有示范意义。由于与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相抵牾,这一研究视角在柯文提出“中国中心观”后,[5]淡出中国学界主流话语,被以分析中国独特文明及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内在视角”替代。尽管“冲击—反应”研究模式过分强调了“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且在历史叙说上有“宏大叙事”之嫌,但中国文明固有的及其所能发掘的应对危机能力,确实具有“思维惰性”和“思维盲点”。传统的士大夫根本无法从传统文明系统中“创造”出一种从整体上对传统文化秩序和政治秩序质疑或全面改革的想法及其办法。在中国古代政治系统与意识形态高度统一的秩序形式下,[6]对统治秩序的根本质疑或根本变革,都可能对其意识形态亦即儒家传统文化构成致命威胁,从而引发举国上下的文化认同危机,使其失去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
  中国古代士大夫“摆脱困境”的办法,现实中表现为林毓生概括的“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方法,即重振儒家意识形态的种种努力,在思想上集中表现为对更为开明的王权主义政治秩序的期待。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近代之所以走上现代化固然和中国内部的种种需要密不可分,但必须承认,没有西方“船坚炮利”对古老中国造成的巨大压力,就未必会有现代化的选择,而没有西方现代文明在各个方面特别是政制方面的示范效应,即便社会变革可能发生,其目标指向也未必是现代性的。
  一、渐进的主张与激进的实践
  在中国近代宪治探寻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政治势力都主张渐进地实现宪治,而这些主张一旦进入政治实践轨道,又都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一种激进的态势。总体的趋势是由理性政治主张的渐进到政治实践的冒进。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在清廷1906年立宪国策形成前一直主张渐进的立宪策略,甚至在1901年的《立宪法议》中道出了不可立即立宪的原因以及指导清廷立宪的次第步骤。“立宪政体者,必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日本维新在明治初元,而宪法实施在二十年后,此其证也。中国最速亦须十年或十五年,始可以语于此。”[7]然而,当清廷宣布筹备以九年为预备立宪期时,梁启超的态度遂即发生了变化,他指出“事必实行,则改良易,空言预备,则事难成”,并极力反对赴国外考察的宪法大臣于式枚所持取法日本、实行“稳健”的预备立宪道路的观点。[8]作为清廷将来立国会之基础的资政院成立后,“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一般民气,在梁启超及张謇等人的宣传鼓动之下,对宣统八年后开国会的计划,早已不耐久待,因而有大规模的请愿运动”。[9]显然,梁启超实际的政治行为和其渐进的政治主张存在着较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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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亦是如此。同盟会时期,尽管孙中山主张通过革命手段,实现民主宪治,强烈反对君主立宪,并对1906年梁启超提出的“开明专制论”不以为然,但这并不表示他就是激进宪治模式的拥护者。相反,孙中山及其革命派的主流势力更为鲜明地主张渐进的宪治道路,这集中体现在同盟会制定的革命方略中。孙中山设想要实现民主宪治,需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期为军法之治。义师既起,各地反正……军队与人民,同受治于军法之下……地方行政,军政府总摄之;第二期为约法之治。每一县既解军法之后,军政府以地方自治权,归之其地之人民……第三期为宪法之治。全国行约法六年后,制定宪法,军政府解兵权、行政权,国民公举大总统及公举议员,以组织国会,一国之政事,依于宪法以行之。”[10]然而,当帝制推翻,成为执政者后,革命派并没有按照方略的设计行事,而是有意识地模仿美国的建国和制宪模式,一步踏入民主宪治阶段。
  甚至,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事集团在主政中国后也未摆脱如此窠臼。袁世凯及其所代表的北洋集团在宪治发展方面的设想从来都具有保守性,如其认为中国应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分阶段、分步骤地实施宪治。袁世凯在1914年3月给约法会议的咨文中云:“故为目前建设国家计,根本法上之关系,宜有两种时期,盖增修《约法》为一时期,制定宪法又为一时期。质言之,则施行《约法》为一时期,而施行宪法,当别为一时期也。……当知施行约法,为国家开创时代之所有事,即与施行宪法,为国家守成时代之所有事者截然不同。”[11]然而,渐进的计划以及对议会政治的信心,在一系列的不愉快和掣肘中迅速被打破,[12]袁世凯不得不激进地抛弃国会,独揽大权,甚至不惜采用复辟帝制的极端方式。对此,有学者评论说:“袁之称帝固然有皇位的诱惑和个人野心等因素,但更多的是出于实质性的政治考虑,即他欲借助传统资源和符号来解决权威危机问题,以巩固其政权的合法性基础。”[13]
  由此可见,无论是君主立宪派还是民主立宪派,其在探寻中国宪治道路时,都出现了道路设计与道路实践相矛盾的问题,这到底是一种历史的巧合,还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这种理想与实践的不同,在中国近代宪治探寻中是如何发生的?其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力量,如何影响着中国近代宪治之路的探寻?应如何看待这一隐藏的力量?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澄清这段历史,对当下如何“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14]也不无助益。
  二、不可回避的难题与发生逻辑
  从现代化的角度观之,宪治探寻在中国不是自发启动的,而是在原有的政治体系难以容纳、应付外部因素的强度挑战时不得不作出的一种反应。宪治探寻意味着对既有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分配构架与方式的改变,但承载这种改变的土壤却仍然是传统的政治框架。因此,宪治探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其中不仅包含着传统与现代的“古今问题”,也纠葛着西方文明与中国文化的“中西问题”。有学者认为,近代以来始终困扰中国政治发展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从世界范围看,现代化与传统之间的关系实质究竟是怎样的?它们之间关系的主要方面到底是革命性,还是继承性的?二是作为全球化的现代化浪潮与中国自身历史进程的关系实质到底是怎样的,现代化是中国历史自然演进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吗?”[15]要破解“中西古今”的相互纠葛,就存在一个“破”与“立”的问题。在西方现代化的示范下,中国为了有效地应对危机,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就需要打破历史上陈陈相因的典章文武制度,同时构建出能够应对危机、符合现代化政治要求的新型政治结构体系。对于中国这种“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而言,[16]“破”与“立”之间必然存在着两难选择,也就是20世纪初严复所说的“新者未立,旧者已亡”的问题。
  这种两难选择体现在,政治变革启动后,就要打破传统政治的合法性基础,而新的合法性基础的构建又需要一个过程。在旧的基础已经打破、新的基础还略显脆弱的过渡阶段,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因权力主体缺乏权威性而极易陷入动荡之中,国家能力略显不足,常常呈现出“弱国家”之势。国家能力的不足反过来影响以新的合法性为基础的政治变革,造成严重的合法性和政权危机。而当传统的统治者在臣民中享有比较充足的权威资源、国家能力较强时,统治者往往又缺乏政治变革的意愿,政治现代化由此也无从谈起。因此,政治现代化启动阶段,政治变革与国家能力近乎形成了鱼和熊掌难以兼得之势,这恰恰正是中国近代宪治探寻的难题和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对此,有学者指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几乎注定会出现的两难选择突显出来。一方面,现代化的顺利进展需要社会保持适度的稳定,而权威的体制架构的存在是现实秩序的最起码的前提。但是另一方面,中国旧体制却具有极强的反现代性,无法成为推进现代化的积极力量,对它的解构是现代化能够正常展开的前提,但是对它的解构注定又会带来社会的动荡与无序,而且这一无序还会因为中国传统秩序实现模式的特殊化而被强化。于是,不解构传统体制,现代化很难开展,而解构又会带来沉重的整合危机使现代化无法有序推进。”[17]正是这样的两难困境,使中国近代宪治探寻过程呈现出从渐进的道路设计到激进的政治实践现象。
  按照常理,任何一时代之统治者在施行改革的时候都会选取一种理性渐进的方式,这在以“救亡图存”为时代背景的中国近代也不例外。中国近代各种政治势力进行政治变革、选择探寻宪治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避免自己统治的破产。实际上,在清廷1906年9月1日颁布《宣示预备立宪谕》之前,在如何立宪问题上,以于式枚、孙家鼐和赵炳麟为代表的“立宪缓行派”,以渐进的方式推进立宪改革的观点直接影响了后来清廷立宪之国策。与从儒家“原教旨”立场反对立宪运动的保守派不同,他们并不反对中国在将来的某个时刻走立宪的道路,而是认为中西在文化、社会机构和历史条件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况下,不能走激进的立宪道路,需待时机成熟以后再循序渐进地推进立宪改革。出使德国考察大臣、邮传部右侍郎于式枚在向清廷的奏议中认为,中国立宪应学习日本,至少用二十年时间在整理、完善各项立宪辅助性机制后,再行立宪。[18]这一问题在五大臣出洋考察回国后不久,即1906年8月2日的朝会上讨论得更为激烈。在这次朝会上,持渐进立宪主张的文渊阁大学士孙家鼐言称,立宪国之法,与君主国完全不同,这种不同的关键还不在于“形迹”,而在于宗旨,“宗旨一变,则一切用人行政之道无不尽变,这就如同重心一移,则全体之质点均改其方向”。孙家鼐认为,从君主国到立宪国巨大的转变,实潜伏着相当大的风险,这样大的变动,在国力强盛时都难免有“骚动之忧”,而在当时则有“变之太大太骤,实恐有骚然不靖之象”。因此,政府能做的应该是“但宜革其丛弊太甚之事,俟政体清明,以渐变更,似亦未迟”。[19]尽管这些渐进立宪的言论在这次朝会中受到军机大臣徐世昌、邮传部大臣张百熙等人的反对,但是从后来颁布的《宣示预备立宪谕》看,清廷是在接受渐进立宪观点的基础上才“仿行宪治”的。如该谕文载:“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苦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务,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晰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20]
  尽管清廷设想的是渐进的立宪主张,但是“仿行宪治”一经提出便意味着清廷不能再以过去那样的方式进行统治,民众的政治参与和公共权力的开放程度等立宪治治的制度设计必须展开。于是,官制、科举、党禁、报禁等方面都以现代立宪政治的要求进行了改革。令清廷始料未及的是,民众的政治参与和公共权力的开放不仅没有使清廷在改革中获得合法性、权威性的资源,反而出现了与之相反的结果,民众对清廷改革的成效愈发不满,与清廷对立情绪进一步加强。
  以官制改革和放开报禁为例。作为预备立宪的措施和突破口,1906年9月2日启动的官制改革的力度应当是比较大的。这突出体现为以三权分立作为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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