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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理论探索》
行政诉讼庭审中法官与当事人协同关系的构建
【作者】 冯玉【作者单位】 清华大学
【分类】 行政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行政诉讼庭审;辩论主义;职权主义;庭审模式;协同主义
【文章编码】 1004-4175(2017)04-0118-05【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4
【页码】 118
【摘要】

庭审是案件审理的关键环节,是法官与当事人探寻公正的重要场合。辩论主义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在各自发展过程中呈现出趋同融合的趋势,以此为基础产生了协同主义的庭审。协同主义将辩论主义与职权主义的优势因素相结合,注重法官与当事人关系的协同,对我国行政诉讼庭审程序的构建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我国当前行政诉讼庭审具有较强的当事人竞技,法官消极裁判的辩论主义特点。这种庭审所预设的理想功能虽有一定发挥,但在诉讼参与人与庭审的匹配程度、庭审的主要功能实现、裁判结果产生等方面存有运行偏离和不足。为此,应对当前行政诉讼庭审进行相关改良设计,构建法官与当事人协同关系,从而克服现存弊端。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7885    
  责任编辑杨在平庭审是案件审理的关键环节。进入法治文明社会后,庭审除了仪式功能外,主体功能集中在诉辩观点阐明,证据开示,事实发现,法律适用选择,诉讼程序履行等方面。庭审的根本价值追求在于公正与效率,二者不可偏废,直接目的则在于使各方当事人平等对抗,法官兼听各方观点,依法行使裁判权。因此,庭审具有独立的程序正义价值。
  庭审的参与者主要是法官与当事人。在不同法律文化背景下,如何通过程序设计,分配当事人与法官在庭审中的权能,准确定位并发挥好二者的角色作用,从而更加有效地实现个案公正,既是诉讼法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司法实践需要解决的问题。辩论主义(亦称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是世界上比较主要的两种诉讼模式。但是,目前关于诉讼模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事与刑事诉讼领域,而作为有着自身特点的“民告官”的行政诉讼庭审应该采取何种模式?对此问题的讨论与思考并不丰富。为此,笔者试图于本文中分析与探讨:在当前两种诉讼模式趋同融合发展的趋势下,我国行政诉讼在法庭上,法官与当事人应如何进行角色分工,如何通过程序设计使二者在相互制约与协同的过程中,以高质效的庭审,探寻到公正的结果,使行政纠纷得到高效、良好的解决。
  一、辩论主义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趋同融合的发展趋势
  庭审从属于诉讼模式,而当今世界的诉讼模式从传统上可以分为辩论主义与职权主义两种。两大诉讼模式下,法官与当事人在庭审中扮演的角色和配置的权能各有侧重,体现出不同的优劣。
  一般来讲,英美法系国家通常采用辩论主义诉讼模式。以美国为例,言词辩论是美国最高法院审理案件时的必经环节,未经辩论,大法官们不会推翻或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言词辩论环节一直是律师表演的舞台,大法官们很少发言。整个20世纪80年代,审判席上一片寂静。”{1}经典辩论主义诉讼模式下的庭审特点是:法官保持消极与中立,法官平等对待各方当事人,法官偶尔进行简单发问,以双方当事人发言与辩论为主,法官裁判不能超越当事人的主张。由于辩论主义模式下的庭审,法官充当的是当事人竞技的消极裁判者,因此其优势在于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法官保持中立,避免了裁判突袭;其不足则体现在:忽略了当事人之间的实质不平等,对客观真实的探知程度不足,诉讼效率拖沓等。
  大陆法系国家多采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庭审。以法国为例,“在审问式程序下,法官在诉讼的发展中起领导作用。法官负责查明事实,调查证据,不论对原告或被告有利或不利的证据都要调查,不受当事人提供材料的限制。法官讯问证人,当事人没有得到法官的允许,不能盘问对方。”{2}639经典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庭审特点是:完全由法官主导,当事人处于被动地位;法官对当事人进行纠问,法官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出示、宣读与质证,法官与当事人进行“辩论”。我国早前的诉讼模式深受前苏联影响,采用此种纠问式的庭审模式。该种模式的不足主要体现在:忽视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法官专断不中立,先入为主,裁判突袭。
  当前,经典的辩论主义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都发生了重要变迁,现实中已经难以找到纯粹的辩论主义和职权主义的庭审模式,辩论主义中增强了职权因素,如增加了法官释明权;职权主义模式中的职权因素减弱,当事人主体地位增强。更进一步的发展是,出现了辩论主义与职权主义的趋同融和,即法官与当事人协同作业的协同主义理论。协同主义(也称协动主义)的核心内涵即是合作。在1978年出版的《社会民事诉讼》一书中,德国著名法官瓦塞曼(Rudolf Wassermann)认为“社会法治国家中的民事诉讼之模型是以‘作业共同体’为其特征的。这种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协力既可构成一种行动倾向,亦可将其主义化为‘协同主义’。”{3}118协同主义理论认为,法官与当事人构成“共同作业体”,既体现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又强调法官的诉讼协助义务,兼容了辩论主义与职权主义模式的优点,反映了世界范围内诉讼模式的现代潮流。
  协同主义以纠纷解决为诉讼活动参与各方的共同任务,通过法官与当事人的协同,对纠纷的事实发现、法律适用、诉讼程序履行等方面进行协商、配合,避免单纯对抗,通过各方共同作业最终实现纠纷解决。协同主义综合了辩论主义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优势,避免了二者的不足,体现出相异于两种经典传统诉讼模式的特点:首先,注重法官与当事人的协同。即法官与当事人是共同作业体,法官与当事人在发现案件事实、案件审理、纠纷解决等方面是共同作业。其次,注意发挥法官对庭审的指挥控制和对当事人的协助。既不像职权主义般强势包办,亦不是辩论主义般消极被动,既尊重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又强调法官的协助义务。最后,改变传统诉讼模式的单纯对抗性质。辩论主义是两方当事人的对抗,职权主义是法官与当事人的对抗,而协同主义更注重法官、当事人的协同,改变当事人之间或法官与当事人之间单纯的对抗性质。
  单就庭审本身而言,并没有好坏高低之分。“法律植根于文化之中,它在一定的文化范围内对特定社会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所出现的特定需求作出回应。”{4}149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庭审属于域外法律制度的舶来品,而此种法律移植在实践中面临着种种排异反应,有必要予以反思。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不同之处在于是一种基于公法的诉讼,在“官”与“民”的诉讼争议中,二者的地位、能力实质上并不完全平等。在这种背景下,协同主义对我国行政诉讼庭审的改良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法官与当事人协同诉讼更加适合当前我国转型时期行政纠纷多发,行政诉讼当事人(包括行政机关、行政相对人)行政法律意识不高、素质不强、诉讼能力不足等现实,也更加有利于行政纠纷实质性解决,避免司法程序空转,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等司法追求。
  二、现行行政诉讼庭审的“水土不服”
  关于我国行政诉讼的庭审程序,《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并无细致规定。从行政诉讼庭审实践看,我国行政诉讼庭审具有较强的当事人竞技,法官消极裁判的辩论主义模式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其一,以当事人为庭审的主导。庭审主要以当事人陈述、出示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相互辩论为主。庭审过程由当事人承担主体角色,庭审的大部分时间由当事人发言填充。其二,法官地位消极。法官主要是“听讼”,不能发表自己的观点。法官的权能具体包括:第一,庭审程序的控制者、引导者。例如,法官根据审理案件的需要宣布法庭调查,举证、质证,法庭辩论、最后陈述的开始和结束;保持各方当事人围绕案件核心问题进行诉辩。第二,对当事人陈述偏离主题,不准确、不规范的内容进行规范和释明。第三,总结案件焦点,如法官宣布:“合议庭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某问题”,进而引导当事人进行质证和辩论。第四,进行法庭询问,对当事人未陈述或陈述不足的问题进行补充发问。卡在了奇怪的地方
  这种辩论主义倾向的庭审预设的理想功能在于:第一,保证当事人之间的平等对抗。即公民与政府能以平等的身份在庭审中进行对抗,改变法庭之外“官”高“民”低的状况。第二,保持法官中立,控制司法专断。避免“官官相护”,防止法官与行政机关一起审原告;避免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入侵,以体现与保证司法的中立与公正。第三,节省司法资源,提高效率。转变过度追求客观真实的审查标准,形成在庭审中由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等为支撑的法律真实审查标准,调动当事人的积极性进行诉辩对抗,改变法官“包办”的情形。然而,回到实践中,此种具有较强辩论主义特点的行政诉讼庭审预设的理想功能虽有一定发挥,却也存在诸多严重不足。
  (一)诉讼参与人与庭审的匹配程度不够。诉讼参与人是庭审的实践者,诉讼参与人和庭审程序的匹配程度是衡量庭审程序是否适当的重要方面,此方面的问题主要有:
  1.与我国法律文化传统不符。辩论主义的庭审根植于英美法系的文化土壤中,并不完全适应中国的法律文化传统。我国当前社会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大幅迈进,但城乡二元结构并未从根本上消除。整体上来讲,当前的中国社会整体上仍处于乡土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过渡阶段。诉讼、打官司、“民告官”,这一系列“游戏规则”并未被社会整体接受和熟悉,法治理想所追求的诉讼制度和理念在实践过程中,其扩展和实际发挥作用的过程是比较缓慢的。“现行法里的原则是从西洋搬过来的,和旧有的伦理观念相差很大。……而现行法却是采用个人平等主义的。这一套已经使普通老百姓不明白,在司法制度的程序上又是隔膜到不知怎样利用。”{5}54行政诉讼实践中,因为缺乏专业素养和训练,行政相对人方撰写的起诉状,其内容往往偏离专业的法律争议焦点;庭审陈述虽然慷慨激昂、滔滔不绝,但其陈述的内容,也往往离题。从上述现象即可一斑窥豹,即寻常的百姓并不会,也不擅长打行政官司。中国传统的诉讼模式是控告式的,百姓击鼓喊冤,期盼青天为民做主,十分缺少以公民个体进行诉讼的文化积淀。在审判中以依靠群众,深入调查研究为特点的马锡武审判方式在中国当下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中国百姓在诉讼中十分期望法官能给其做主,复杂与专业性较高,又可能影响重大权益的庭审活动,对当事人来讲是十分紧张与惧怕的。“法官我该怎么办?”“法官我不懂?”是庭审中当事人常常提出的疑问。短时期内,期望普通百姓能像英美法系的律师那样在法庭上慷慨陈辩,还是一种理想。
  2.严重忽视当事人的实际不平等。当前的行政诉讼程序虽然给予了“民”与“官”形式上平等对抗的地位和权利,但忽视了双方在实质上的不平等。仅从双方出庭应诉的人员情况来看,行政机关的出庭人员一般是该机关的法定代表人或副职负责人,以及委托法制部门工作人员或专业律师作为代理人出庭,而原告方往往只是公民个人。此外,行政机关背后是其整个专业行政管理的业务团队,甚至还有专家、律所、上级机关等外援,从人力、物力等因素的对比看,两者实际上完全处于不对等状态。如果将行政诉讼的庭审比作是一场拳击比赛,那么二者就根本不属于一个级别。
  3.与当事人诉讼能力不匹配。从“民”方面来看,其本身法律知识极为有限,对行政诉讼不甚了解,很多人是“这辈子头一次打官司”,难以在庭审中对案件进行全面、透彻的分析与把握。同时,出于费用等考量,原告委托律师打行政官司的情况并不普遍,同时,因为一般没有争议标的额度,愿意代理行政诉讼的律师也是少之又少。行政诉讼实践中,原告方的法律能力较弱,难以担当在庭审中的辩论对抗角色。从“官”方面来看,行政机关的出庭应诉人员虽然对行政业务领域比较熟悉,但对诉讼规则不够了解,诉讼技巧与庭辩能力也相对欠缺。从代理行政诉讼案件的律师(包括原告方及被告方的律师)来看,擅长办理行政诉讼的律师并不多,律师在庭审中对行政案件一般采取民事案件的办理思路和方法,整体上来讲,律师也不能很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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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何帆.言词辩论:大法官与律师的舞台〔J〕.司法,2009(4).

{2}王名扬.法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

{3}瓦塞曼.社会的民事诉讼——社会法治国家的民事诉讼理论与实务〔M〕.森勇,译.青岛:成文堂,1990.

{4}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第二版)〔M〕.顾培东,禄正平,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5}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6}张卫平.我国民事诉讼辩论原则重述〔J〕.法学研究,1996(6).来自北大法宝

{7}罗尔夫·施蒂尔纳.当事人主导与法官权限——辩论主义与效率冲突中的诉讼指标与实质阐明〔J〕.周翠,译.清华法学,2011(2).

{8}应松年,薛刚凌.行政诉讼十年回顾——行政诉讼的成就、价值、问题与完善〔J〕.行政法学研究,1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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