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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研究》
船舶优先权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价值冲突与协调
【作者】 傅廷中【作者单位】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分类】 海商法
【中文关键词】 船舶优先权;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
【英文关键词】 maritime lien, limitation of liability for maritime claims, fund of limitation
【期刊年份】 2013年【期号】 6
【页码】 193
【摘要】

在海商法体系中,船舶优先权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是具有鲜明特色的两项制度。学界有人认为两项制度是并行不悖的关系,亦有人认为在适用法律时若发生冲突,前者应该让位于后者。从理论上讲,两种制度的性质不同、功能各异,不能混为一谈。基于物权法定原则,海事赔偿责任限制不具有消灭船舶优先权的功能。基于部门法的职能分工,没有理由以程序性规则抵消实体法的制度设计。从实践角度看,由于潜在于法律中的协调机制的作用,两种制度的价值冲突完全可以自行得到消解,所谓承认优先权人的优先地位会损害其他海事请求人的受偿机会这一问题,在客观上并不存在。

【英文摘要】

Under the maritime legal system, the maritime lien and the limitation of liability for maritime claims are two systems with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In academic circles, some scholars deem that the two systems can be described as in the relationship of not mutual exclusion, while some other persons suggest that in case of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in the application of law, the former should automatically give its way to the latter.

Nevertheless, in the legal theory, there ar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in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two systems, thus they should not be lumped togethe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that the real right should be determined by legislation, the system of the limitation of liability for maritime claims has not the function to extinguish the maritime lien. According to the division of functions in legal branches, there are no reasons to eliminate the arrangement in the substantive law with the procedural law. Furthermore, from the angle of practice, due to the function of the latent mechanisms for harmonization in the legal system,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can be automatically diminished by itself, and the so called problem that the recognition of the preferential position of the maritime lien on the fund of limitation will deprive other maritime claimants from the opportunity of obtaining compensation, does not exist in fact.

In the current legal system, the way to harmonize the two systems may be as follows. As to the unlimited maritime claims but secured by the maritime lien, the claimants may still claim on the lien. As far as the limited maritime claims also secured by the maritime lien, the claimants may still claim for priority in the fund of limitation. But due to the limited amount of the fund, even the claimants cannot obtain adequate compensation from the fund, they may not further claim on the ship or other properties of the claimee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7867    
  引言
  船舶优先权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是海商法体系中具有鲜明特色的两项制度。前者是指海事请求人依照法律的规定向债务人提出海事请求时,对产生该海事请求的船舶所享有的优先受偿的权利。[1]后者作为法律赋予海事责任人的一种抗辩权,是指在发生海事请求时,责任人可按法律的规定将赔偿责任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和程度之内。[2]所谓限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是指海事责任人的责任限制权利只能对抗法律中界定的若干限制性海事请求;至于限定在特定的程度之内,则是指在债务人对海事请求确有责任的情况下,其赔偿数额可被限定在法律所规定的限度之内。
  从理论上讲,船舶优先权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的性质不同、功能各异,在适用的过程中本不应发生冲突。然而,自我国海商法颁布以来,学界在此问题上却经常产生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两种制度的关系是相互对立还是并行不悖。持对立说的学者认为,当船舶优先权担保的海事请求面对海事责任人的责任限制权利时,便不再享有优先地位,而只能与其他海事请求人一样在基金中平等、按比例受偿。[3]有的学者不但认为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应优先于船舶优先权得到适用,而且将此种理念上升到一个原则的高度来对待。[4]持平行说的观点则认为,船舶优先权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在本质上并无根本冲突,因为海事赔偿责任限制解决的是赔偿数额问题,而船舶优先权解决的是受偿顺序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在司法实践中本可以实现有机统一。[5]学界之所以存在上述争论,不外乎以下两个方面原因:
  第一,法律对两种制度之间关系的表述过于原则化。
  关于船舶优先权制度,法律虽然明确了船舶优先权的定义,所担保的海事请求的范围,权利的行使方式及其受偿顺序,但紧随其后却笼统规定,船舶优先权的规定不影响海事赔偿责任限制规定的实施。至于何谓“不影响”,在法律中并无进一步的解释。由于制度设计上的缺陷,理论上对“不影响”这一表述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其一,在对责任限制基金进行分配时,受船舶优先权担保的海事请求仍然可以保持优先地位,但要受基金总额的制约。若按照这种办法分配基金,受船舶优先权担保的海事请求有可能获得足额赔偿,但可能会影响到位于其后的其他限制性海事请求的受偿机会。其二,虽然船舶优先权和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标的物各不相同,前者是以发生海事请求的船舶作为清偿债务的担保物,而后者则以责任限制基金来满足相关的海事请求,但当基金设立之后,即使是为实现船舶优先权而扣押的船舶也应该被释放,基于船舶优先权而提出的各类海事请求也只能转向基金受偿。此时,由于受偿对象发生了变化,其在船舶优先权制度下所享有的优先受偿地位即不复存在,而只能服从责任限制制度并与其他各种限制性海事请求一样在基金中平等受偿。按照此种理解,船舶优先权担保的海事请求在基金中只能获得相应的比例,而不可能得到足额赔偿,在我国近年来的海事司法实践中曾有相应的判决系基于此种理解而作出。[6]其三,两种制度在适用的过程中可以各行其道、互不影响。换言之,责任限制基金只用于赔偿各种限制性海事请求,而船舶优先权担保的海事请求只要不属于限制性海事请求的范围,就与基金的分配无涉,可以在基金之外单独申请扣押船舶,并从拍卖船舶的价款中优先受偿。
  第二,法律对两种制度的交叉部位未规定具体的处理方式。
  船舶优先权担保的海事请求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界定的限制性海事请求,均包括船舶营运中产生的人身伤亡和因侵权行为导致的财产损害赔偿请求。在船舶优先权制度下,人身伤亡与财产损害赔偿请求属于两个不同的序列,并且在受偿顺序上有先后之分,其中人身伤亡索赔居于第二位,而财产损害索赔则被列在第四位。然而,在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下,人身伤亡与财产损害索赔却被归于同一大类,而且无受偿顺序之分。[7]对于该两种海事请求,如果只适用船舶优先权制度,人身伤亡索赔当然会优先于财产损害赔偿请求,可以在拍卖船舶的价款中优先受偿。但是,如果责任人以海事赔偿责任限制进行抗辩,并且为此设立了责任限制基金,则人身伤亡赔偿请求从基金中受偿时还能否优先受偿,在法律中并无明确规定。
  从立法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来看,探讨船舶优先权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的关系绝非是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直接关乎司法实践。倘若在责任人设立了责任限制基金的情况下否定海事请求人在船舶优先权制度下享有的优先地位,就无异于以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取代了船舶优先权制度,立法和司法的应然状态是否如此,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一、两种制度的价值冲突
  船舶优先权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是海商立法中为保护海事请求人和责任人的利益而分别创设的制度,两种制度的功能与价值确有一定的冲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制度的属性不同
  船舶优先权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是立法机关基于不同的政策性考量而设计的制度,二者的属性各异,在法律体系中发挥的功能也根本不同。
  1.船舶优先权是担保物权
  通观各国海商法中的船舶优先权制度,有的完全移植于普通法系国家,有的则是适度借鉴了普通法系中的某些理念。在英国的立法文献中固然找不到与大陆法系的“物权”完全对应的术语,也不存在以“物权法”命名的制定法,但是,在英国财产法中却不可否认地存在着与物权法功能相似的规则。[8]就船舶优先权而言,由于此种权利是以发生海事请求的船舶作为清偿债务的担保物,故被归于担保物权的范畴。这一点早已被英国的司法实践所印证。[9]在美国和加拿大的立法中,也将船舶优先权视为以船舶为客体的特殊的财产权(a special property in a ship)。大陆法系一些国家虽然将船舶优先权界定在债权的范畴之内,如法国法称之为“优先请求权”,韩国法将其表述为“具有船舶优先特权的债权”,[10]日本法称之为“船舶先取特权”,但是所有这些国家的立法均将船舶优先权的标的物限定在发生海事请求的船舶本身,而没有扩展到船舶以外的其他财产。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对船舶优先权的法律属性有不同的认定,但法律中关于权利的行使对象之规定并无二致。所不同的是,在英美法系国家,设立船舶优先权的主要目的是赋予海事侵权之债的债权人对船舶享有优先性权利,而大陆法系中的优先请求权制度则主要是为了保护那些基于对船舶的信赖而与之订立合同的债权人。[11]
  在相关的国际公约中,船舶优先权也通常被定性为担保物权。这不仅表现在相关公约将船舶优先权与船舶抵押权并列,而且其在语言的表述上也将船舶优先权归于担保物权的范畴。例如,《1967年统一船舶优先权和抵押权某些规定的国际公约》第4条即明确使用了“以船舶上的海事优先权为担保(be secured by maritime lien on the vessel)”的表述方式。《1993年船舶优先权与抵押权国际公约》也沿袭了这一表述方式,其第4条规定:“对船舶所有人、光船承租人、船舶管理人或者经营人提起的下列各项索赔,均可通过船舶上的海事优先权得到担保”。
  我国海商立法虽未直接言明船舶优先权的性质,但在制度的结构安排上,亦将此种权利与船舶抵押权、船舶留置权等担保物权置于同一章中。可见,在我国的海商法体系中,船舶优先权具有担保物权的属性也是毋庸置疑的。依据这种制度设计,在船舶优先权所担保的海事请求存续期间,即使发生海事请求的船舶被转让给第三人(包括善意取得船舶的第三人),附着于该船之上的优先权仍然不能消灭,此即所谓的债务随船。正是基于这一鲜明的特征,国际著名海商法专家、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威廉姆·泰特雷教授曾经指出:“传统的海事优先权是海商法中的一种特有的担保性权利(a secured right),该项权利是依附于财产并且是针对财产(船舶)而行使的一种特权。此种权利无须依赖诉讼或者合同或者登记来实现。当船舶被转让给另一个并不知晓有海事优先权存在的人手中时,受优先权担保的海事请求也随之转移。从这个意义上说,船舶优先权是与普通法无法对应的一种秘密性的权利。该项权利有些符合民法和商人习惯法中的优先请求权(Privilege)的概念”。[12]
  船舶优先权既然属于物权法的范畴,则根据物权法理论,任何人均负有不得非法妨碍权利人行使物权的义务,故该项权利具有对世权的属性。与同属于担保物权的船舶抵押权相比,船舶优先权的设立、变动和消灭无须公示,因而船舶优先权又是一种秘密的对世权,此种权利非依法律的规定不得剥夺。
  2.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是法律赋予海事责任人的抗辩权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是立法机关基于特殊的政策性考量,赋予特定的责任主体就一次事故所引起的一项或者多项海事请求,只在规定的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权利。所谓特殊的政策性考量,包括四层含义:
  首先是保障海上运输业的发展,使海事责任人(包括船舶所有人、船舶经营人、光船租赁和定期租船的承租人)不致因承担过重的赔偿责任而在经济上遭受重创。国际海上运输业对一个国家而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此,各国政府无不在政策上予以适度扶持。由于航运业具有投资多、风险大的特点,英美法系国家的学术著作中至今还习惯于将海运业称作冒险事业(adventure)。如果对于海上运输中发生的各种责任事故,都要求船舶所有人承担无限赔偿责任,则海上运输业必定难以为继。正是基于此种考虑,法律才赋予某些责任主体对某些特定的海事请求以责任限制的权利。
  其次是公平原则的考虑。对一个船舶所有人而言,旗下可能有多艘船舶和众多船员,所有船员的道德水准、技术水平、对客观事物的认知程度以及应对海上突发事件的能力不可能整齐划一。而任何一名船员的任何一点微小的疏忽均有可能酿成重大的海难或责任事故,例如因船员采取避碰措施不当,致使船舶搁浅、触礁或者碰撞等。但是,在船舶营运管理中,船舶所有人不可能像工厂管理工人那样对船员实行直接的甚至是现场的指挥与控制。基于此种原因,在欧洲古代的海事立法中即确立了责任限制制度。[13]早期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通常表现为委付制(abandonment),即责任人将发生海事请求的船舶让渡给债权人,即可免除其无限赔偿责任。例如,德国1603年的汉堡法令和瑞典1677年的海事法典均规定,如果船舶所有人放弃船舶给债权人,则该人的其他财产将免受未获清偿者的追诉,除非合同中另有约定。
  再次是鼓励海难救助行为。海上运输业作为高风险行业,自然离不开海难救助业的支撑和保护,因此各海运国家在发展海运业的同时必然要发展海难救助业。较之海上航运业而言,海难救助业面临着三重风险,即自然风险、商业风险和责任风险。自然风险是指在从事海难救助作业时,因自然灾害和海难事故而使救助船本身面临的威胁,例如在救助过程中救助船本身发生搁浅、触礁、沉没等。商业风险是指在海难救助过程中可能遭受的经济利益损失。海难救助是一项复杂的工程,不仅耗时、费力,还要投入较大的成本。但是,由于国际海难救助领域普遍实行“无效果,无报酬”原则,倘若救助人的救助行为没有取得有益的效果,其不但无权请求救助报酬,甚至在救助作业中所投入的成本也不能收回(例外是救助对海洋环境构成损害威胁的船舶,可以按照特殊补偿制度而获得一些必要的补贴)。至于责任风险,则是指因救助措施不当而导致遇险船舶遭受损失时救助人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或者救助人因投入海难救助而对本船货主所应承担的责任。海难救助作业往往是在恶劣的海况和自然条件下进行的,救助人的疏忽或者过失在所难免。倘若在救助过程中造成了救助标的物的损害,救助人非但不能获得报酬,反而要对遇险财产的所有人承担无限赔偿责任,或者,如果救助船是海上运输船,救助人还可能要承担因救助它船而给本船所载货物造成的损失或迟延交付的责任。长此以往,势必挫伤救助人从事海难救助业的积极性。出于此种考虑,当代各国海商法均赋予海难救助人以责任限制的权利,我国亦同。[14]
  最后是间接维护保险人的利益。海上运输业能否做到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保险事业的支撑。若将所有的海难或者责任事故造成的损失均转嫁给保险人,则保险事业终将因不堪重负而难以为继。为此,《1976年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公约》规定,对限制性海事请求应该承担责任的保险人,有权在被保险人可以享受的利益范围之内,享受本公约的利益。我国海商法亦作出了相同的规定。[15]基于此种规定,不论海事索赔是直接向海事责任人提起还是径向责任保险人提起,只要海事责任人依据公约的规定享有责任限制的权利,则责任保险人同样有权援引此种规定。由此可见,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虽然不是直接为保险人的利益而创设,但也间接地惠及保险事业。
  就制度的功能而言,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是在债务人确实负有责任的情况下,赋予其一种有限制的抗辩权。它包括双重含义:第一,责任限制是一种抗辩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相关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4条规定,责任人未提出责任限制抗辩的,海事法院不应主动适用海事赔偿责任限制进行裁判。这一规定已明确地将责任限制权利界定在抗辩权的范畴之内。第二,此种抗辩权的作用只是限制而非否定海事责任人的赔偿责任。在一次责任事故中,不论造成的损失有多大,亦不论给多少人造成了损失,海事责任人通过行使这种抗辩权,可将自己置于一个责任限额的保护之下,海事请求人只能在该限额之内实现自己的请求。
  (二)保护的对象不同
  船舶优先权是以发生海事请求的船舶作为清偿债务的担保物,保证海事请求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得以实现,而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作用是减少或者控制海事责任人的责任,故两种制度所保护的对象截然不同。但在我国的海商法研究领域,就如何处理海事赔偿责任限制与船舶优先权的关系,出现了一种矛盾的现象,即在理论上承认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是保护海事责任人的制度,但在实践中却将其视为保护限制性海事请求的制度。给人造成的印象是:在责任限制制度之下似乎不是由海事责任人对抗海事请求人,而是由海事请求人对抗船舶优先权人,从而导致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价值上的背离。[16]
  (三)制度实现的程序路径不同
  船舶优先权的标的物是发生海事请求的船舶,此种权利的行使只能通过扣押船舶来实现。前已论及,享有船舶优先权的海事请求人无须通过公示程序即可行使权利,从而在客观上使其可以在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内实行择地诉讼(Forum Shopping),亦即选择对自己方便和有利的地点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扣押船舶并且提起诉讼。如果海事请求人享有的优先权得以成立,即可在拍卖船舶所得的价款中优先受偿。当然,如果海事责任人按照法院的裁定提供了其他担保,则在实现权利的过程中也可用其他变价物替代。
  与船舶优先权的实现路径不同,海事责任人可以通过设立基金的形式主张责任限制。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国际公约还是各国的国内立法,其规定大同小异。我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专章规定了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程序,就设立基金的申请、法院对设立基金异议的处理以及对申请的批准与裁定等,均作出了详尽的规定。从法律意义上讲,设立责任限制基金的作用有三:一是宣示自己依法享有的抗辩权;二是将基金作为船舶的代位物,使法院释放被扣押的船舶;三是以基金作为“防火墙”,使海事请求人在基金之外不能再申请扣押或者执行债务人的其他财产。
  基于上述分析,船舶优先权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是立法机关基于不同的政策性考量,为不同的人,按照不同的途径设定的不同的权利。两种制度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更谈不上一种制度让位于另一种制度的问题。如果仅凭海事责任人设立责任限制基金的事实就否定海事请求人依船舶优先权制度所享有的优先地位,其后果就不是船舶优先权制度“不影响”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的问题,而是将后者凌驾于前者之上,继而用一种实体法制度否定了另一种实体法制度,这显然不是立法的目的所在。
  一个完善而有效的法律体系,其内部的各项制度之间应该有机协调而非互相排斥。基于这一原理,应该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之内,运用法律的基本原则,妥善地协调两种制度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二、协调两种制度的依据
  (一)历史依据
  从历史沿革的角度来看,船舶优先权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虽然功能不同并且存在价值冲突,但始终和谐共存于同一法律体系当中,交互作用,同步发展。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起源于欧洲大陆,1734年被英国的立法所引进。该项制度产生二百余年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从形式到内容均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在上世纪50年代以前,该制度一直被称作船舶所有人责任限制,直至《1976年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公约》的通过,才被改称为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此种改变的意义有二:一是扩展责任限制权利的主体,将有权主张责任限制的人由船舶所有人扩展到光船租赁和定期租船的承租人、船舶经营人、海难救助人(包括他们的受雇人或者代理人)以及对海事请求承担责任的责任保险人,进而体现了对参与国际航运的各方当事人利益的适度维护。[17]二是摒弃落后的立法理念,将用以满足海事请求的财产由船舶扩展到责任人的其他财产,进而实现了从物的有限责任到人的有限责任的革命性转变。要正确解读两种制度的功能与关系,须将船舶优先权制度置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来考察。
  1.物的有限责任时代
  所谓物的有限责任时代,指海事责任人只以发生海事请求的海上财产(即船舶)对海事请求人承担责任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物的有限责任制度在不同的国家表现为不同的模式。具体而言,有执行制、委付制和船价制。所谓执行制,是指不论海事责任人造成的损失有多大,最终被执行的财产仅限于发生海事请求的船舶。委付制是指在海事请求发生之后,不论船舶的实际价值还有多大,只要海事责任人将发生海事请求的船舶让渡给海事请求人,即可免除其无限赔偿责任。至于船价制,则是指不论海事请求的数额有多大,海事责任人所承担的责任只以发生海事请求的船舶在事故发生后的实际价值为限。上述三种模式虽然名称各异,但效果相同,海事责任人最终承担的责任均未超出发生海事请求的船舶本身。
  船舶优先权制度自其产生之日起,就为某些特定的海事请求设定了担保物权。任何受船舶优先权担保的海事请求只能就发生海事请求的船舶优先受偿,而不能扩展至责任人的其他财产。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物的有限责任时代,船舶优先权担保的海事请求和责任限制制度下的限制性海事请求均指向了同一个标的物,即发生海事请求的船舶。由于彼时尚不存在责任限制基金制度,故在司法过程中不存在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船舶优先权担保的海事请求也从来没有因责任限制制度的适用而被剥夺优先地位。
  2.人的有限责任时代
  人的有限责任时代,指突破海上财产的限制,以海事责任人的全部资产为基础确定赔偿责任的历史时期。人的有限责任制度的确立以《1957年海船所有人责任限制国际公约》的制定为标志。进入这一时期之后,确定责任人赔偿限额的基础不再是船舶本身的价值,而是该船的登记吨位。不论发生海事请求的船舶在司法判决时的价值还有多大抑或有无,均以法律规定的单位责任限额乘以该船的总登记吨来计算。[18]后来通过的《1976年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公约》沿袭了这一制度,只不过把赔偿的工具由法郎改为特别提款权。人的有限责任制度在本质上是把清偿债务的财产扩展到了船舶以外的属于责任人的其他财产,从而在保护海事责任人的前提下也适度满足了海事请求人的利益,但是并没有以此减损船舶优先权担保的海事请求的意图。如果说在实行物的有限责任制度的时代,船舶优先权制度可以不受责任限制制度的影响,但在实行人的有限责任制度的时代,却要限制甚至剥夺船舶优先权人的优先地位,此种理论既不符合史实,在立法目的上也无从得到合理的解释。
  (二)法理依据
  从法理的角度研究船舶优先权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关系也可看出,两种制度之间的价值冲突完全可以在司法过程中进行协调。
  1.物权法定原则为船舶优先权的实现设置了底线
  在物权法定原则之下,物权的取得、转让直至消灭均依照法律的规定,当事人不得自由创设物权,亦不得随意变更物权的种类、内容、效力和公示方法。将船舶优先权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置于物权法定原则之下予以衡量,可以清晰地看出,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根本不具有否定船舶优先权的功能。这是因为,我国海商立法以极其打遮阳伞就显得很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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