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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哈特法律规则说的解释学研究
【英文标题】 A study based on the science of interpretation of Hart's theory of rule of law
【作者】 梁晓俭 宫燕明【作者单位】 上海同济大学 国家外国专家局
【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哈特 承认规则 规则的内在观点 语义学 解释学
【期刊年份】 2003年【期号】 3
【页码】 24
【摘要】

哈特的法律规则说代表了西方法学理论的语言学转向,其理论还表明了一种解释学上的转向。这种理论转向对当代西方法学理论的影响深刻而广泛。同时法学解释学视域的开启对现今中国法学理论研究和法制建设的意义也是深远的。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5561    
  
  英国法学家哈特,作为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开创人,对法律的概念提出了自己的规则说。在坚守传统的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基本理念的同时,哈特认识到无论是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还是凯尔森的“强制性规范说”都难以圆满解释当代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所面临的问题。于是他采纳了当时在英国盛行的牛津日常语言分析学派的语义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在法律概念的层面上,提出法律是由第一性规则和第二性规则构成,并进而提出了规则在语义学意义上的意思中心说。哈特的理论代表了西方法学理论的“语言学转向”。笔者进一步认为,由于哈特的法学理论的哲学基础是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的语义分析理论,即把借以阐述思想的语言表达形式作为自己的出发点,注意到专门术语和活的语言之间的对峙,注意到对一种话语的“意境”的意义分析和说话者态度的界定,因而,哈特的法学理论也是西方法学的解释学视域的开启者。所以,哈特的法学理论对美国当代著名的法学家德沃金的阐释学法学理论是有启发作用的。也正因如此,麦考密克和魏因贝格尔在《制度法论》这本书中认为最先引进解释学方法来研究法学的人,或者说最先表明了一种法学解释学立场的人是哈特。下面笔者将从四个方面分析和论证哈特法学理论的解释学上的意义。
  一、哈特的法律概念
  与纯粹法学的创始人凯尔森一样,哈特反对自然法学派的“恶法不是法”的狭义的法律概念,因为从日常语言分析的角度出发,恶法非法违反人类日常用语的事实,自陷语言的矛盾之中。另外,由于对“恶”的性质和标准缺乏普遍认同,因此实践上不利于维护法的统一性和确定性。但是哈特也不满意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家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因为它不能解释强盗的命令为何不构成法律这一老生常谈的难题,同时民法上的许多法律规则并不含有命令之意。哈特继承了凯尔森站在新康德主义立场上区分“应然”与“实然”的立场,认为法律科学是属于因被授权而具有正当性、合法性的应当的规范领域。所以命令的事实不一定就是法律。哈特认为规则是法律的要素,法律应是主要规则和次要规则的结合。主要规则是行为的标准方式,这种方式强制社会成员为或不为某类行为,如勿杀、勿盗等直接加诸义务的规则。但主要规则存在不确定性,即人们没有一个权威的标准或程序去判定哪些是法,哪些不是法;其次主要规则只具备静态性,无法解决、解释人类得以根据新的社会情况去造法、废法、修法的问题;最后,主要规则缺乏实践上的效果性,没有一个权威的专司机构去判断、惩罚违法行为。因此,一个发达的法律制度还必须有一套次要规则,这些规则为承认和执行主要规则确立了一种法定手段。首先,这些规则有助于用某种权威的方式识别法律制度中的有效规则(即:承认规则);第二,这些规则对那些旨在改变首要规则的正式且常规性的程序做出了规定(即:改变规则);第三,次要规则通过建立详尽的审判和执法程序确保了首要规则的实施(即:审判规则)。从被授权、被接受的角度上说,改变规则与审判规则也属于承认规则,所以次要规则或第二性规则也可统称承认规则。
  哈特认为引入承认规则,也就确立了一个权威的标志,由此,统一的法律制度便有了法律效力的标准。承认规则是法律主要规则的效力理由。说某一规则是有效力的,就是承认它通过了承认规则所提供的一切检验,而承认它为该法律制度的一个规则。所以哈特同凯尔森一样,视法律规则的效力为法律规则的存在。哈特继承了凯尔森法律规范的效力等级结构理论,认为承认规则为法律体系内的规则的效力提供了一套位阶不同的形式标准。承认规则提供了用以评价法律制度的其他规则的效力的标准,它是一个最终的规则:“像通常一样,在标准是依照相对从属和优先的地位排列顺序的地方,其中之一是最高的。”[1]
  二、承认规则的效力理由及其牛津语言哲学基础
  哈特认为承认规则同由它统一之下的居间的法令和法规一样,提供了其他规则的效力标准,但承认规则又同法令和法规不同,没有任何规则提供评价它自己的法律效力的理由或标准。这里哈特承认他的承认规则类似于凯尔森的“基本规范”。不同的是,哈特明确表示他的承认规则是否存在、是否本身有效力是一个经验的事实问题,是一个法律制度是否有大体的实效问题。而不像凯尔森那样,把基本规范作为一个纯粹的逻辑假定。这一方面体现了他为缓和社会学的矛盾、冲突而把社会学方法直接引入法学研究领域之内,另一方面也说明哈特的方法论基础是牛津日常语言分析哲学,而不是新康德主义。牛津哲学与严格区分事实与理论,并企图以理论建构、转化事实的新康德主义哲学不同,它主张注重语言的日常经验的用法。牛津哲学家认为哲学上许多问题的发生,都是因为使用某些概念或词句时,离开了概念或词句的用法。一个语句或概念会有不同的用法,但大致可分为日常的通俗的用法和专业的、技术的用法。分析、解释概念就是要在区别用法的基础上,认识其各自不同的逻辑特点。其中最重要的是分析、解释日常用法,因为对专门或技术的名词加以研究的过程总离不开把某一专门学说内的技术名词,用普通的词句加以说明。尤其是当专家们对外行的人解释技术名称的标准用法时,一部分更不得不借助于非技术的词句。再说,哲学家如果想研究一种学科的概念,如物理学的概念,他往往同时也想知道物理学的概念与其他学科,如生物或数学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说明此关系时,他不应使用两种学科中任何一种的专门术语。他不能自己创作一种中性措辞,但为使自己说明容易被人了解,他通常应使用一般人所用的通俗的日常语言。因此,非技术的词汇这方面,其实是技术词汇的基础,同时,牛津哲学家认哲学上某些重要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并不是由于某一专门学说在与另一专门学说对比之下,含有逻辑上的困惑,而是由于一切人——无论专家或非专家的思想及言论中存有逻辑上的困惑的原故。在开始发展了解任何专门学说以前,我们已经在使用这些概念,而且除非我们已经先能使用这些概念,我们也根本无法明了或发展任何专门学说。因此这些概念可说是一切思想,包括专家们思想在内的基本或基础。[2]由于这种态度牛津语言哲学又被称日常语言学派。要区分标准与日常用法,说明学科的概念的关系以明确特定学科相关概念的意义及语句的逻辑特点,就不可能使自己封闭在一种学科话语之中,而是要认识和比较相关学科的共性、差异性,并且注重日常经验的、事实上的用语和表达。其中,同属于日常语言分析学派大阵营的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对哈特法律概念的确证理论影响尤为深刻。表现在《逻辑哲学论》里的前期维特根斯坦思想认为语言本身其实就是一面镜子,如果符合语法规则,它将毫无歪曲地反映外部世界的内在结构。所以每一学科的语言应有其严格的适用范围,人们要知道语言符号的适用范围,便不会冒险把它推广到类型或范围之外,从而避免引起悖论。因此,维持根斯坦提出了划界的理论,以区分科学与非科学。这种思想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凯尔森为法律科学划界的理论。但后期的维特根斯坦认为命题不再有什么特殊地位:科学命题与其他命题相联系,与其他语言游戏相联系,没有哪个拥有特权去专门审判或批评其他命题,每个命题的意义都必须通过运用获得。批判、证明、解释都不再是哲学真正目的,哲学家唯一的任务是描述各种不同的语方游戏及其植根于其中的“生活方式”。因此维氏在其著作《哲学研究》中取消了单一科学语言的构想,主张语言由众多语言游戏所构成,每个都有自己的“语法”和使用规则,彼此有别,但更经常相互作用。由于受到这些理论的深刻影响,哈特认法律语句命题是事实与法律的合成,研究法律效力理论必须注意其实际存的法律语言中所具有的特殊功用,因此即使是具有严密逻辑性的理论也不能排斥经验的事实。所以承认规则是否存在在于它是否被接受,而这种过程是可以凭客观观察或外在陈述得到的。哈特拒绝在制度层面上假定承认规则的效力,而是引入社会学的“接受”方式解决承认规则效力标准问题。哈特认为法律效力理由的分析最终以社会事实为起点,可以使法律效力分析具有现实的基础。另外牛津哲学还认为哲学分析的目的在于阐明语言的各种不同的用法并以此释惑,而阐明语言途径即在观察所阐明对象在典型的文句中,如何依典型的方式被使用。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是被嵌入某种“生活形式”即一套以语言游戏的规则作为交流基础的活动。语言存在于一个语言共同体中;它包括语法规则使用和用途。在强调这种共同体的语言被理解的私人性时,他认为语言中语词所指东西意义与知识有关,这种知识只有使用此语言的人才拥有,因为只有说这种语言的人才知道这种语言的词所指的对象是什么。[3]哈特接受了这个观点,提出真正弄懂法律规则的效力标准和法律制度的合性问题,必须观察“该制度中法院和官员们法律实践。”这就是哈特著名的法律的内在陈述(它表时了内在观点)和外在陈述(表明的是外在观点)的理论。
  三、法律规则的内在陈述与意思中心说的解释学转向
  承认规则的存在可以被任何人或大多数人观察到,即使观察者本人并不接受该承认规则,他仍然可以观察或使用自然语言陈述该规则被接受的事实,这种旁观者的表达形式,可以称为法律的外在陈述。外在陈述涉及到的是该制度一般或大体是有实效的事实陈述,也是承认规则在实践中被接受的事实陈述。一句话,外在陈述与事实或实效相关联。旁观者外在陈述或观察的对象什么呢?应该是既定法律制度的责任主体:法院或官员的行为、态度。因为只有这个群体对法律的接受与否最具有典型性。这个群体接受并自觉以该制度的承认规则作为行动指导,这种对法律的陈述或观点叫内在陈述或法律的内在观点。在这个意义上,承认规则不是被陈述的,它的存在或效力标准是通过法院或其他官员确认特殊法律规则的方式显示出来的。法律的内在观点与法律的效力直接关联,法律只有具备了内在观点,法律才存在,才有效力。哈特说:“在作出内在陈述时,如果一个被采纳了的承认规则的这种使用被理解,并细心地把它与关于该规则被接受的事实的外在陈述相区别,那么,有关法律的‘效力’观念的许多模糊不明之处即可消失;因为‘效力’一词最经常地运用于这种内在陈述中,运用于一个法律制度的特定规则,即一个未明确说明但却被接受了的承认规则。”[4]因此,法院或行政官员的态度和确证是维持一个法律制度有效力的关键。
  区分对法律的内在观点与外在观点,或者对一个承认规则的内在陈述与外在陈述有什么意义呢?首先,哈特认为一个法律制度既期望普通公民的服从,即对首要规则的服从,又期望官员把次要规则(可以笼统称为承认规则)作为公务行为的重要的共同标准来接受。一个制度的存在的这种两面性,可以把规则的法律效力与实效更有力地区分开,在极端情况下,即使只有官员接受并使用这一制度的法律效力标准,而私人或一般人不再服从符合法院使用的有效规则,仍不能否认法律制度的存在。官员的接受是维持一个法律制度统一的必要条件。当然一个正常的、无病状的法律制度的存在根据必须从社会生活的两个不同的部分获得,即官方水平上被承认为有效规则的规则一般得到普通人的遵守。内、外在观点的区分还有利于解释法的存在是一回事,而对它的评价是另一回事。即使像纳粹时期制定的旁观者看来是邪恶的法律,也仍然是名符其实的法律,因为那个制度中的官员内在地承认它。哪怕恶法的存在是暂时的,但只要未遭废除,它仍然是一定国度一定时期的法律,从对语言用法的分析上,也仍称其为法律。因此,哈特表明了不赞成自然法狭义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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