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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集资诈骗罪的死刑适用
【作者】 刘远【作者单位】 南京师范大学
【分类】 刑法分则【期刊年份】 2011年
【期号】 5【页码】 106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7478    
  [编者按]《刑法修正案(八)》已于2011年5月1日开始实施,该修正案是迄今为止对刑法所做的最大幅度的修正,并涉及对刑法总则相关内容的修正,因而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凸现了较多的法律适用疑难问题,由此也引发了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热烈探讨。本组文章主要对其中一些个罪的司法适用疑难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和研究,以期裨益于该修正案的顺利实施和准确适用。集资诈骗罪的死刑适用
  一、问题的提出
  自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以来,我国金融刑法历经多次修改而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规范体系。从刑罚设置角度看,表现为以伪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为龙头的刑罚层级体系。这五种金融犯罪的法定最高刑都是死刑,在近16年来一直高踞金融犯罪刑罚层级顶端。但是,2011年5月1日生效的《刑法修正案(八)》打破了这一格局。它将《刑法》199条修改为:“犯本节第192条规定之罪,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这就从法律上废止了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的死刑,而在金融诈骗罪中只保留着集资诈骗罪的死刑。这样,在金融犯罪中,也就只有伪造货币罪和集资诈骗罪还规定着死刑。尽管仅就集资诈骗罪的死刑规定来看,其具体适用条件和具体规定模式并无修改,但是,上述死刑立法格局的重大变化,难道不会对集资诈骗罪死刑具体适用条件的既有解释思路产生实质性影响吗?如果会,那么这种实质性影响又有怎样的具体表现呢?
  2001年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以下简称《纪要》)指出:“刑法对危害特别严重的金融诈骗犯罪规定了死刑。人民法院应当运用这一法律武器,有力地打击金融诈骗犯罪。对于罪行极其严重、依法该判死刑的犯罪分子,一定要坚决判处死刑。但需要强调的是,金融诈骗犯罪的数额特别巨大不是判处死刑的唯一标准,只有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犯罪分子,才能依法选择适用死刑。对于犯罪数额特别巨大,但追缴、退赔后,挽回了损失或者损失不大的,一般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的,一般不应当判处死刑。”这一金融诈骗罪死刑适用政策并没有对“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作出明确和正面的诠释,在《刑法修正案(八)》生效之后,社会的金融生态和死刑心态也发生了明显变化的背景下,这种死刑政策是否还具有当初的合理性?
  此外,经过《刑法修正案(八)》的修改,集资诈骗罪成为金融诈骗罪中唯一可适用死刑的罪名,同属金融犯罪的伪造货币罪也还保留着死刑,那么就具体适用条件而言,集资诈骗罪的死刑适用与伪造货币罪的死刑适用有何区别?如何从两者关系上看待集资诈骗罪的死刑适用?以上这些问题,便是本文所要探讨的。
  二、既往集资诈骗罪的死刑适用及其检视
  死刑适用主要涉及两个具体问题:一是在死刑与无期徒刑之间的司法选择;二是在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执行之间的司法选择。根据《刑法》192条的规定可知,诈骗数额特别巨大是集资诈骗罪的一种“特别严重情节”,仅据此情节最高只能适用无期徒刑。而诈骗数额是否特别巨大,又是一个单一性、计量性量刑情节。同时,根据《刑法》199条,集资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也可以适用无期徒刑。《刑法》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因此,集资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未必就属于“罪行极其严重”;而只有当其达到罪行极其严重时,才能适用死刑。“罪行极其严重”又绝非诈骗数额所能单独决定的(因为无论诈骗数额多么巨大,仅据此情节最高只能判处无期徒刑),也绝非“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所能单独决定的,而是由两者共同决定的。这无疑是对集资诈骗罪进行量刑时,在死刑与无期徒刑之间进行司法选择的总法律标准。问题是,集资诈骗犯罪“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在何种情况下才属于“罪行极其严重”,才应适用死刑而不是无期徒刑?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把握“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因为它是一个不易计量的综合性量刑情节。此外,适用死缓的前提是应当判处死刑,但又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那么,对于集资诈骗的死刑犯如何把握“不是必须立即执行”?
  根据《纪要》和司法实践,可以说以往基本上是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理解和把握“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同时也是从该角度来考虑选择死刑立即执行及死缓之适用的。一方面,根据《纪要》的表述,对于犯罪数额特别巨大,而不具有因追缴、退赔而挽回损失或损失不大之量刑情节,同时也不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的集资诈骗犯罪,可以理解为属于“罪行极其严重、依法该判死刑的犯罪分子”。在集资诈骗罪的死刑适用上,尽管《纪要》强调“数额特别巨大不是判处死刑的唯一标准”,但只能说,《纪要》强烈排斥的是“唯实际骗取数额论”,并没有明确排斥“唯经济利益损失论”。另一方面,事实上(国家和人民遭受的)经济利益损失是否特别重大一直是司法机关对金融诈骗犯罪案件是否适用死刑的关键判准。{1}从“张龙恩集资诈骗案”到“杜益敏集资诈骗案”,均如此。也就是说,一直以来,对集资诈骗犯罪,只要是其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经济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就足以适用死刑。在这里,死刑与无期徒刑之间的司法选择,主要是考虑数额和经济损失的数量。根据打击少数、争取教育多数等传统刑事策略,从中择其少数处以死刑,就是集资诈骗犯罪适用死刑还是适用无期徒刑的决定性因素。目前,备受瞩目的“吴英集资诈骗罪”就使司法机关面临着在仅有经济利益损失的情况下是否对集资诈骗犯罪人适用死刑的严峻考验。
  当然,经济利益损失实际上可分别指涉两个维度,即国家和人民财产损失与金融秩序遭受破坏。但由于诈骗犯罪传统构成关注的是实际骗取数额及其评价,而这种评价自然延伸至实际财产损失维度而非金融秩序遭受破坏维度。加之从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到2001年《纪要》、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都一直机械地按照诈骗犯罪传统构成来解释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所以在金融诈骗罪的定罪量刑上,包括在死刑适用上,实际受关注的经济利益损失总是国家和人民财产损失,而非金融秩序遭受的破坏,或者说是以诈骗数额和财产损失之估算来代替金融秩序遭受破坏之评价。实际上,集资诈骗罪对金融秩序的破坏属于经济系统的结构性损失,而其实际骗取数额和造成的财产损失数额则属于经济系统的要素性损失。作为经济犯罪和金融犯罪,集资诈骗罪的社会危害性主要表现在对经济结构而非对经济要素的破坏上,因而理应以前者而非后者为标准来对该罪进行法律评价,可现实做法却正相反。
  然而,当前对于集资诈骗罪,即便是以其破坏金融秩序的严重性来适用死刑也是不合理的,遑论以其实际骗取数额和造成的财产损失数额来适用死刑,理由主要有以下两点。
  其一,集资诈骗罪的社会危害性未必大于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这也是当初对这些犯罪一并设置死刑的原因。而如今,后三者的死刑已被《刑法修正案(八)》废止,在这种背景下,再仅仅根据其对金融秩序的破坏甚或诈骗数额和财产损失来决定对集资诈骗犯罪适用死刑,已失去了公正性。换言之,后三者的危害基本上局限于经济利益损失方面,所以,因其与集资诈骗罪共同具有的严重金融犯罪性质,三种金融诈骗个罪死刑之废止,合乎逻辑地宣告了仅仅根据经济理由来决定对集资诈骗犯罪适用死刑之做法的不公正性。
  集资诈骗犯罪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属于涉众型经济犯罪。{2}但是,如果对某个犯罪行为不应适用死刑,那么,即使经济被害人人数众多也不能成为对其适用死刑的理由。比如,故意伤害致人轻伤不会被判处死刑,轻伤多人亦不可能被判处死刑。金融诈骗犯罪的经济被害人一般关心的是自己被骗走的资金是否能够追回以及何时能够追回。其欲求主要在于经济赔偿,即便要求对犯罪人予以刑事处罚,也远不至于适用死刑。十多年来,对金融诈骗犯罪设置死刑的立法动因实际上来自于过分偏离刑法生活基础的刑事政策,所以这种死刑设置缺乏正当的社会基础,而徒使刑法的政治性过度化。《刑法修正案(八)》对三种金融诈骗罪死刑的废止,其深层意义不在于废止了三个罪的死刑,而在于确立了仅凭诈骗数额和财产损失不能对金融诈骗罪适用死刑的刑事司法逻辑,在于使刑事政策从无视刑法生活向尊重刑法生活回归。因此,经济被害人人数众多或者说涉众型特征不能成为对集资诈骗犯罪分子适用死刑的理由。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对集资诈骗这类涉众型犯罪单纯给予严刑处置很难取得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实效,集资案件被害人对于处置结果的不认同已成为地方政府工作的难题。{3}
  因此,在《刑法修正案(八)》施行的背景下,对于仅仅具有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经济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之情节的集资诈骗犯罪,最高只能适用无期徒刑,而不应再适用死刑。
  其二,在金融犯罪中,伪造货币罪也保留着死刑,而且该罪死刑之适用主要依据甚至完全依据其对金融秩序的破坏,但这并不能成为对集资诈骗犯罪也应如法炮制适用死刑的理由。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方面,伪造货币犯罪是一种传统的经济犯罪,社会平均报应欲求较高且较为稳定,而集资诈骗犯罪只是随着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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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参见刘宪权:《金融犯罪数额问题的刑法分析》,载《法学》1998年第11期。
{2}参见许跃芝:《警惕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危害》,载《经济日报》2006年11月29日第8版。
{3}参见毛玲玲:《金融犯罪的新态势及刑法应对》,载《法学》2009年第7期。
{4}参见邢志人:《集资诈骗罪适用问题探讨》,载《山东法学》1996年第2期。
{5}参见崔正军等:《非法集资有关问题浅析》,载《法学评论》1999年第6期。
{6}参见林秋琴:《社会转型期的群体性事件问题研究》,载《中国证券期货》2010年第10期。
{7}[日]西原春夫:《刑法的根基与哲学》,顾肖荣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
{8}[英]J·C.史密斯、B·霍根:《英国刑法》,李贵方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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