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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民事诉讼检察监督若干问题研究
【英文标题】 On Several Issues of Procuratorial Supervision in Civil Proceedings
【作者】 李浩【作者单位】 安徽省委党校
【分类】 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民事诉讼 检察监督 检法冲突
【期刊年份】 1999年【期号】 3
【页码】 119
【摘要】

近年来,民事诉讼检察监督中检法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本文分析了检察监督实务中包括检法冲突在内的一些实际问题,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本文还认为,对民事诉讼实行检察监督也是一种权力,因而同样有必要防范这一权力因受腐蚀而发生异化。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32    

一、关于检法冲突

在对民事诉讼实行检察监督的过程中,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对某些问题规定得不够明确,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理解和认识,检察机关的监督权与法院的司法权产生了一些摩擦和冲突。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问题上:

(一)抗诉监督的范围

《民事诉讼法》185条将抗诉的对象确定为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将抗诉的原因规定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等四种情形。这条规定虽然大体上划定了抗诉的范围,但也留下了一些不确定之处。

其一是抗诉监督的范围是及于法院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做出的所有生效判决、裁定,还是仅限于在某些程序中做出的生效裁判?其二是对裁定的抗诉是及于《民事诉讼法》140条规定的10种裁定,还是仅仅为这10种裁定中的部分裁定。

对这些法律规定的模糊界域,检察机关与法院产生了彼此相左的认识,一些检察机关认为抗诉监督的范围应包括民事诉讼的全过程和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全部裁定。基于这一认识,有的检察机关不仅对法院在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中的生效裁判提出抗诉,而且对法院在执行程序中、破产程序中做出的裁定提出抗诉。有的检察机关不仅对驳回起诉的裁定提出抗诉,而且对先予执行的裁定提出抗诉。法院则认为检察机关可以提出抗诉的裁判仅限于法院在审判程序中做出的某些裁判,可抗诉的裁判必须满足事后监督的要求。从这一认识出发,法院认为检察机关对执行中的裁定、对先予执行的裁定、对破产程序中的裁定的抗诉于法无据,不予受理。有人认为,这表明法院试图限制、缩小检察机关的抗诉监督范围。[1]

那么,在检法两家的冲突中,究竟哪一方的认识正确呢?答案显然取决于《民事诉讼法》关于检察监督的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设定的检察监督是事后监督,因此检察机关既不能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启动审判程序,也不能通过参加诉讼对正在进行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只能等到诉讼结束,法院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才能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进行监督。这说明检察机关抗诉受到时间和程序的双重限制。前一重限制表明检察机关不得单独对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对管辖权异议、财产保全、先予执行等裁定提出抗诉,检察机关如认为这些裁定确有错误,只能等到一审或二审判决生效后,在对判决抗诉时一并提出抗诉。后一重限制实际上意味着只有当错误裁判落入审判监督程序的范围,可以适用这一程序再审的,检察机关才能够提出抗诉。《民事诉讼法》将审判监督程序排在第二编审判程序中的第一审普通程序、简易程序、第二审程序、特别程序之后,这一排列似乎表明审判监督程序是专门用来纠正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中已生效的错误裁判的。依特别程序做出的判决,不发生再审问题,依公示催告程序、督促程序做出的裁判,无再审的必要。执行程序是为强制实现判决、裁定等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而设立的程序,因此,对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做出的裁定,也不适用审判监督程序。由上可见,法院不受理检察机关对先予执行等裁定提出的抗诉并非无依据。

一些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确实存在着违反管辖规定受理诉讼、违法采取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措施的现象。在破产程序、执行程序中,也存在着滥用司法权、违法做出裁定的情况。少数法官的这些司法违法行为既严重破坏了我国的法制,也给诉讼当事人的权益造成了重大损害。对这些行为进行检察监督完全是必要的。然而,在目前的“事后监督”模式下,这些发生在审判过程中和审判程序以外的滥用司法权的行为,恰恰成为检察监督的盲点。除非更新这一监督模式,检察机关对此是无法有所作为的。这正说明修改《民事诉讼法》

允许检察机关以参与诉讼的方式实施监督的必要性。

当检察机关与法院在监督范围上发生意见分歧时,能否由最高人民法院最终定夺呢?笔者以为不能,因为尽管检察机关的监督权不应损害司法权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尽管法院对具体案件享有最终的裁判决定权,但监督范围不同于对具体案件的处理,它应当由立法机关来确定,作为监督者的检察机关无权自行确定监督范围,作为被监督者的法院更不得自行划定监督范围。检、法两机关在监督范围上的争议,应当由我国的权力机关来解决。

1981年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对法律解释做了四项原则性规定,其中之—是凡属法院审判工作或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分别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两院解释如有原则分歧,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或决定。因此,两院在此问题上的分歧应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民事诉讼法》做出解释来解决。

(二)抗诉案件的再审法院

在民事检察监督问题上检法之间冲突的另一表现是,在检察机关提出抗诉后,上级法院几乎一律以裁定或函转的方式将案件交给做出被抗诉裁判的下级法院审理。[2]

笔者认为,对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案件,上级法院一律或者原则上交给下级法院再审未必是合理和妥当的。

首先,这样做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立法意图。《民事诉讼法》185条没有赋予地方各级检察机关对同级法院生效裁判的抗诉权,而规定它们在发现同级法院的生效裁判有符合抗诉的法定情形时应提请上级检察机关抗诉,这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对抗诉的条件把握得更加准确,为了使抗诉的提出更为慎重,另一方面也包含了在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情况下,一般应当由上级法院进行再审的意思。

其次,这样做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再审的程序规定。在确定由哪一级法院再审时,即便不考虑其立法意图,也应考虑到《民事诉讼法》177条第2款关于上级人民法院发现下级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确有错误时发动再审的规定,该规定为上级法院的再审设定了提审和指令再审两种方式。无论如何,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法院裁判提出抗诉时,至少应当与上级法院发动再审做同样处理,而不应一律交下级法院再审。

再次,这种做法不利于错误裁判的纠正。由原审法院纠正自己的错误裁判,显然要比由上级法院来纠正困难得多。

最后,这样做不利于发挥上级法院的审判监督职能。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与案件没有利害关系,一般能够客观地分析案情和法院的裁判。检察机关向上级法院提出抗诉,实际上是为上级法院监督下级法院的民事审判工作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上级法院本可以通过对抗诉案件的审理,发现下级法院审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下级法院进行监督和指导。如果被抗诉的裁判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等方面的错误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由上级法院再审后做出正确的裁判就更具有指导和示范作用。将检察机关抗诉的案件一律交给下级法院再审,显然会削弱上级法院的审判监督作用。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凡是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案件一律要由上级法院进行再审呢?似有两种解决方案,一种是区分不同情况,分别做出处理。具体而言,可将下列抗诉案件划归上级法院再审:(1)案情复杂,证据材料的审查判断存在疑难的案件;(2)适用法律尚无定论的新型案件;(3)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错误具有典型性的案件;(4)根据审判委员会决定做出裁判的案件;(5)原审法院无级别或地域管辖权的案件;(6)因地方保护而做出错误裁判的案件。对那些错误明显,且下级法院易于纠正的案件,则应当由下级法院进行再审。为了减少在此问题上的摩擦,统一认识,可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组成一个工作机构,对此问题做专项研究,在研究和协商的基础上,由两院对哪些抗诉案件应当由上级法院再审,哪些抗诉案件应交给原审法院再审共同做出规定。另一种方案是凡是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案件,一律由上级法院再审。

前一种解决方案的优点在于能够兼顾有利于纠正错误裁判、有利于发挥上级法院的监督作用和便利当事人进行诉讼、便利法院审判,能够在两者之间取得某种平衡。但是,即使将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哪些抗诉案件应由上级法院再审,哪些抗诉案件应由原审法院再审做出了联合规定,检察机关和法院对具体案件应由哪一级法院审理仍然会产生认识上的分歧,检法之间仍会发生冲突,为解决冲突所花费的成本仍可能是很大的。这是这一方案的缺点所在。后一种方案虽然难以做到兼顾和平衡,但它可以一劳永逸地消除检法之间在这一问题上的冲突,操作起来简便易行。经过仔细权衡后,笔者倾向于选择第二种方案。

(三)原抗诉机关对原审法院再审后维持原裁判再次抗诉

检法冲突的第三方面表现是,对下级人民法院再审后做出的维持原裁判的判决、裁定,上级检察机关(原抗诉机关)再次提出抗诉,人民法院则不予受理。

对是否应当受理原抗诉的检察机关对同一案件再次提出的抗诉,地方法院的一些法官在认识上存有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无论是由与抗诉机关同级的上级法院再审,还是由原审法院再审,在法院做出维持原裁判的判决、裁定后,原提出抗诉的检察机关再次提出抗诉的,人民法院均不受理。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对原抗诉机关再次提出抗诉的案件,法院是否应当受理,应视再审法院为原审法院还是受理抗诉的上级法院而异,如果为原审法院,应当受理;如果为上级法院,则因为原抗诉机关与再审法院为同级,不符合民诉法规定的应由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法院生效裁判进行抗诉监督的规定,人民法院不应当受理。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曾就此问题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最高人民法院于1995年10月6日做出批复,该批复同意第一种意见,认为凡是原抗诉机关再次提出抗诉的,无论由同级法院再审还是指令下级法院再审,人民法院均不予受理,只有在原抗诉机关的上级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才应当受理。[3]

检察机关对该批复持有异议,认为它不当地限制了检察机关的抗诉权,因此尽管有了这一批复,在一些地方,原抗诉的检察机关对由原审法院再审后维持原裁判的案件,仍然再次提出抗诉。

平心而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不受理由原抗诉机关再次提出的抗诉的批复是有其道理的。首先,如果受理原抗诉机关再次提出的抗诉,难免会使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处于不断受到质疑,不断被再次审查的境地,这势必会损害法院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其次,如果受理原抗诉机关再次提出的抗诉,那么在原审法院再审后再次维持原裁判时,在逻辑上就会陷入抗诉——再审——再抗诉——再再审——再再抗诉……的循环。国家设立法院的目的是为了对纠纷做出强制性、终结性的解决,这种循环显然有悖这一目的。再次,受理原抗诉机关再次提出的抗诉会加剧司法资源供求之间的矛盾,使之难以

小词儿都挺能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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