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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评论》
略论我国宪法司法适用的几个特点
【英文标题】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作者】 张斌【作者单位】 深圳发展银行
【分类】 中国宪法
【中文关键词】 宪法 司法适用 无据性 低层级性 效力性 私域性
【期刊年份】 2002年【期号】 1
【页码】 122
【摘要】

因我国宪法规定的宪法适用机关尚未全面、积极地行使职权,故为适应社会需要,随人民法院适用宪法规范审判案件,便在我国出现了宪法的司法适用现象,这一现象具有审判权行使的无据性、审判主体的低层级性、宪法规范的直接效力性、所保护权利的私域性等特点。笔者认为,应在坚持宪法司法化的前提下,认真解决宪法司法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12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迄今,已先后颁布了四部宪法。在宪法的适用性问题上,赋予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解释、监督宪法实施之权。[1]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并没有出现一件违宪案例,这显然是即便在宪政和法治文化最发达的国家也不曾出现过的景况。实际上,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的违宪行为时有发生;男女平等、受教育权、迁徙自由等公民权利远未充分实现,但权利救济之门却长期无情地紧闭着。[2]
  然而,公民宪法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与日益增强却将这扇紧闭之门撑开了一条缝。人民法院为顺应社会的强烈需求,为解决审判实践中的难题,利用民事、行政、刑事诉讼程序的现有审判渠道,直接适用宪法规定,开始给予当事人以权利救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国法律法规全库·司法解释库》以及媒体报道的资料来看,已有杜融诉沈涯夫、牟春霖诽谤案,[3]张连起、张国莉诉张学珍工伤赔偿案,[4]王发英诉刘真及《女子文学》等刊物侵害名誉案,[5]钱某诉屈臣氏日用品有限责任公司侵犯人格和名誉案,[6]刘明诉铁道部第二十工程局二处第八工程公司和罗友敏工伤赔偿案,[7]齐某诉陈某、陈某之父及原就读中学侵害姓名权及受教育权案。[8]这些案例表明在我国已出现了宪法的司法适用现象,或称宪法司法化现象。从以上案例看,这一现象具有四个特点:
  1.审判权行使的无据性。纵是强烈主张宪法应为人民法院判案依据的论者亦坦承:这些由人民法院作出的宪法判例,实际上处于一种“于法无据”的“非法状态”。[9]确实,由于我国宪法已将监督宪法实施和解释宪法之权授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因此,在第126条中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对照上下文,此处的法律应是狭义的,不包括宪法;在规定人民法院的任务时,列举了“审判刑事案件、民事案件和特定的行政案件”,并不包括宪法案件。从宪法规定看,宪法不具有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中的司法适用性,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10]宪法的司法适用性亦没有法律上的根据。《法院组织法》第4条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均有相似规定,如行政诉讼法5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审理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案件,并以该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依据。”第53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可参照行政规章。这种行文方式,很明显地将宪法的适用性排除了。若说这些宪法判例尚有依据的话,唯一的依据便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其中某些案件的批复。如张连起、张国莉诉张学珍案,齐某诉陈某等侵害姓名权及受教育权案,最高人民法院即分别就天津市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请求作出了批复。这种“批复”虽具有法律效力,但最高人民法院明确指出“应当贯彻执行,但也不宜引用”。[11]因为按照1981年6月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第33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权限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并没有授权最高人民法院解释和应用宪法。根据这两个批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运用宪法有关条文来作为判案依据,显然是一种越权行为。
  为解决不断涌现的有关宪法问题的争议,打破宪法被“虚置”的现状和树立起宪法的权威,却不得不采用“违宪”、“违法”的方式,这大概可称之为“良性违宪”吧。这既是中国法治的幸运,同时又是中国法治的悲哀。这种悲哀或许要持续到另一次修宪改律才能消除。
  2.审判主体的低层级性。如上所述这些案件全都是由地方人民法院审判的,其中两起由基层人民法院审判,[12]两起由中级人民法院审判。[13]由这种层次的法院作出适用宪法的判决令人堪忧。从世界各国宪法审判制度的模式来看,议会型模式将宪法审判权交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行使,宪法法院和宪法委员会型模式将此权授予唯一的一个机关(联邦制国家如德国是例外,分联邦和州宪法法院两级)行使。我国的宪法司法适用现象表明宪法审判正走向普通法院型模式,因此与以上两种模式没有可比性,而应参照普通法院型模式。统计威尼斯委员会成员国、关系成员国、观察成员国的情况,属于普通法院型模式的有阿根廷、加拿大、塞浦路斯、丹麦、爱沙尼亚、芬兰、希腊、冰岛、爱尔兰、马耳他、挪威、瑞典、瑞士、日本。这些国家都是通过最高法院来完成宪法的司法适用的。其中唯一有点特殊的是日本。日本宪法81条和《法院组织法》第10条虽然将宪法案件的管辖权授予最高法院,但并未排斥下级法院的宪法审判权,故在诉讼立法中,又规定上级法院可对下级法院判决的合宪性提起宪法诉讼,于是高等法院拥有了合宪审查权,从而形成了二级宪法诉讼制度。至于基层法院如地方法院、家庭法院、简易法院等,并不享有对宪法不能给市场做人工呼吸诉讼案件的审判权。在我国,当宪法的司法适用还“于法无据”的情况下,放任中级人民法院甚至基层人民法院适用宪法审判案件,确实是走得太远了。其一是法官的素质使判决的正确性不能不令人怀疑;其二是同事异判的现象必不可免;其三有损宪法的尊严和权威性。笔者认为,鉴于我国地域广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立法主体和立法层次多元多样以及最高人民法院负担繁重等情况,似可考虑赋予各高级人民法院以各该管辖区域内的宪法诉讼案件审判权,而且须借鉴联邦制国家的做法,最高人民法院应审查各高级人民法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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