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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评论》
诉讼观念的变迁与当代司法改革
【作者】 蒋安李蓉【作者单位】 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
【分类】 诉讼制度
【中文关键词】 诉讼观念变迁 价值评价 司法权威 司法改革
【期刊年份】 2002年【期号】 1
【页码】 83
【摘要】

本文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公民诉讼观念变化的静动态分析,阐述了20年来公民诉讼观念由“高涨”跌为“冷淡”这一现象,剖析其主要原因是司法体制改革滞后、司法效益低下与司法权威失落,折射出人们对司法制度的评价发生了改变。鉴于此,文章从法官素质建设、公民诉讼权利的程序保障和司法的社会监督等司法制度层面进行了应对性的阐述,并进而强调司法制度改革是实现公民诉讼观念良性转变之重要途径。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130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政治、经济改革所带来的社会观念变迁中,诉讼观念的变化是最为显著的。[1]当代中国在逐步脱离人治的枷锁并迈向法治的进程中,公民诉讼的激情隐含着对新型的诉讼正义观(公正与效率)的价值追求。然而,目前的司法制度改革在现实的效果层面并没有及时、客观地迎合这一观念的革新,诉讼实践中可资利用的司法资源不能满足公民对司法公正目标的心理变化与期待,司法救济的成本高昂,人们对司法制度的评价日益低落,求助于司法实现公正的观念正在退却。如何实现公民诉讼观念的良性转变,树立起司法的权威,这是司法改革的挑战,亦是我国当代司法改革向纵深拓展所具有的题中之义。
  一、诉讼观念的变迁:剧变中的静态分析[2]
  作为与诉讼制度相对的范畴,诉讼观念主要是指人们关于诉讼制度和诉讼现象的感性认知以及对运用诉讼来解决纠纷的期望值或信任度。[3]从较浅的层面看,诉讼观念只是人们对诉讼制度及与该制度相关知识的一种认识,从更深的层面上看,它是一定物质条件下生活的人们根据自己的特定需求及基本诉讼认知,对诉讼制度所附加的一种期望和信任。诉讼观念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诉讼认知和诉讼功能预测及行为选择。诉讼认知又表现为诉讼评价(即价值主体根据自身的需要,衡量客体是否满足主体的需要,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主体需要的判断)、诉讼情感(对诉讼制度所表现出的认同、拥护、支持,或者拒斥、厌恶、反对的情绪状态)、诉讼心理(即业已内化的诉讼观念,一般处于潜意识或无意识之中)三个方面的内容;诉讼功能预测及行为选择是社会主体在诉讼认知的基础上所表现出来的对诉讼功能的一种期望值,它体现为一旦发生纠纷,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去寻求诉讼救济。[4]
  诉讼观念与诉讼制度的关系是一种互动关系。诉讼制度乃至司法制度对诉讼观念(司法观念)的作用表现在:诉讼制度的更新或发展能在一定程度上牵引诉讼观念的变迁。现代社会,人们对新制度的认知往往是从学者、媒体的正面宣传开始的,因此,多数人在接受新制度前至少是怀着善意的。
  改革开放20余年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法律文化产生的社会基础正在失却,社会观念正接受着一场剧变。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和治理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2)在建设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社会各阶层、多种主体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日益复杂,司法以外的其他解纷机制难以起到有效分担的作用。
  诉讼观念与诉讼制度的运作实态之间出现的紧张关系至少产生如下不良结果:第一,司法权威的失落。司法权威是司法权的合法性与司法制度、司法机能预期现实化的显示器。从运作过程看,司法权威是通过主体的权威、司法权力的威信共同铸造的。其中威信是基础,合法的权力是权威的保障。它通过司法运作过程中的权威及司法裁判的权威表现出来,而司法权威的失落标志着一定社会司法控制机制的失灵或失效,这直接影响了法律在社会调控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伸张了社会控制的行政化及政治化,并最终可能导致人治。因此,司法权威性的丧失是现代社会管理失控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当今中国社会改革,由应然与实然之间剧烈冲突而产生的矛盾,使人们很难实现对诉讼制度保有良好信任。[5]而当这种不信任成长为一种普遍的态度或情绪,司法必然失却正当化基础。
  第二,司法在国家法制体系中功能下降。司法在一个国家法制体系中的功能主要表现为“通过裁判对法律秩序予以修补”,[6]而这种作用是对冲突的或明显的非法状态的恢复,因而是突显的。人们对司法制度的不信任以及对司法制度的回避,必然使司法的法律实施功能降低。
  第三,司法制度的虚化。由于人们对诉讼制度的价值评价降低,直接影响了人们的行为选择,司法制度不再是纠纷解决机制的实质核心,司法制度的运行只停留在书面,而真正对纠纷起控制作用的则另有他法。
  第四,法外纠纷解决方式的浮现和“繁荣”。由于人们对司法制度丧失信心,而目前我国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又缺乏相应的解纷能力和权威,因此,求助于法外的解纷方式往往成了更为有效和低成本的出路,这就带来了法外解纷方式的“繁荣”。[7]小词儿都挺能整
  二、诉讼价值评价“走低”的制度性原因分析
  诉讼观念深受着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与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突变式”的改革中,制度的变迁跨度很大,而制度变迁又会加快社会观念变革之步伐。但由于观念变迁必定是连续的,不可能出现断裂式发展,因而在观念变迁的过程中,往往会夹带着诸多“传统观念”前行,如影响了我国社会几千年的“厌讼”、“息讼”思想,这些诉讼观念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沉淀,对当代社会的诉讼心理影响依然存在,尽管其内核中包含的“消极”成份,一再被倡导法治文明的当代社会所否定,但是这些消极成份一旦找到合适的生存空间,它仍然会再度滋生成长。而人们在追求司法公正的过程中亲身经历的种种磨难,越发加剧了传统历史沉渣的泛起。诉讼观念的变迁其实折射出社会对诉讼评价的高低与变化,而当代诉讼与司法制度存在的弊端以及司法改革的不到位或错位便是公民诉讼观念变迁与诉讼意识退却的重要缘由。本文主要探讨的是造成现代诉讼价值评价“低迷”的制度性原因。
  (一)诉讼成本增高是诉讼制度“失宠”的经济原因
  当前,诉讼收费具有如下特点:首先,名目繁多,费额高。民事诉讼成本大致包括三部分:“一是法院收取的讼费;二是律师费;三是非法的秘密开支。”[8]其次,收费混乱,当前我国法院收费和律师收费还没有一个真正统一的收费依据,致使法院乱收费、律师任意喊价成为必然。[9]再次,贿赂成本的存在增加了当事人的负担。“非法秘密开支”表面上是律师直接向法官支出的,但实际上,这笔费用是从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中转继过来的,这无形中又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负担。由于诉讼成本高昂,当公民陷入民事纠纷而启动诉讼程序之前,他首先得权衡一下诉讼的经济成本、精神成本与诉讼可获利益之间的对比关系。当这种对比关系的协调程度打破了当事人的心理平衡时(实质上,诉讼效益已是现代公民诉讼观念中的主导内核之一),当事人一般就不会去启动诉讼程序,而往往求助于其他的“私了”救济方式。
  (二)司法不公是诉讼价值评判回落、法外救济手段“繁荣”的根本原因
  司法不公在现实中至少有两类,一是“公众认为”司法不公,即主观不公;二是司法的“法”不公或司法的“人”不公所造成的司法不公,即客观不公,这两类“不公”现象的存在,都会影响公民的诉讼热情。对于前者,司法正义的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矛盾是其主要根源。司法正义的理想性一般被理解为司法活动追求的“人与人之间的理想关系”,[10]其现实性是指各得其所,而所得到的内容是由每个人所处的物质生活条件和文化背景决定的。由此可见,受特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和文化背景所限制,公民通过诉讼不一定能“各得其所”,司法活动也不一定能追求到一种“理想关系”。这就是司法正义理想的超前性与现实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存在是必然的,但是这种“超前”与“滞后”之间的距离是可以改变的。当这种“超前”与滞后”的距离反差超出公民的心理承受能力时,人们对司法不公的心理情结必然产生。当然,公民法律素质不高,也可能产生“认为司法不公”的偏见。一般公民与法官在理解法律上是有差别的,普通公民追求的“合情”、“合理”与法官追求的“合法”、“公正”是不可相互取代的。特别当公民用“合情”、“合理”(道德)标准来衡量司法活动的“合法”、“公正”(法律)标准时,往往会“认为司法不公”。可见,公民的认可程度影响了对司法的信任,影响到诉讼观念的转变。对于客观不公主要指实体不公正和程序不公正两个方面。关于实体不公正,当前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法律的可诉性缺陷,[11]使得司法机关在判断是非时缺乏准则,无所适从,这也为司法腐败提供了可乘之机,从而导致了裁判的实体结果不公正。例如,当前我国民法中有一些宽泛的原则性规定,就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法的可诉性。其次,诉讼程序不公正,这是当前司法不公正的主要表现。在观念层次上,中国的“轻程序”现象还根源于对民事诉讼程序意义认识的不足,以及程序公正观或程序正义观的欠缺。[12]
  (三)法官职业化程度低是诉讼制度权威缺失的重要原因
  法官是“法律帝国”的王公大臣,是诉讼制度运作的支撑者。作为社会正义的典型人格载体,法官承担的社会角色应当具有神圣性、正义性和合法性。这一角色要求法官应当具备良好的职业素质。但我国法官的职业化程度低,主要反映在职业品格不高,职业化技能差。在职业伦理上,表现为整体性的职业道德水平低和社会公信力不高。作为一个职业整体看,工作责任心差,职业荣誉感缺乏已是一种普遍现象。法官的违法行为不仅表现为滥用职权、超越职权的显性违法行为,而且表现为不作为形态,如诉讼的过分迟延、诉讼程序不公等失职与隐性的违法行为,[13]更使社会对法官的评价较低,广为流传的一句顺口溜,如“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非常能说明法官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在职业技能上,首先是缺乏有效的职业培训机制和人才选拔机制。从业人群中缺乏相应的提高职业技能的激励机制和更有效的职业再教育制度。而对后续力量,又缺乏合理和有效的人才选拔机制。[14]在职业机制上,缺乏一个相对封闭的专业化的领地和相关的人、财、物的制度保障。除了前文所述的人才的选拔法院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决定权外,法院用以执业的财、物一般都来自地方,因此,往往和地方的机关、组织保持着一种过分“亲密”的关系,这就使法院的独立成为一种幻景。同时,从法院内部看,由于审委会与合议庭的权力范围界定模糊,加之法院内部的行政化管理模式,法官或合议庭的独立往往也是难以保障的。由此可见,我国法官的职业化、专业化程度偏低,直接影响了法官对社会正义维护者这一社会角色的承担。
  (四)程序设计及运作欠缺严格的形式
  正当性是社会对诉讼制度缺乏信任的关键原因程序设计及运作缺乏形式正当性主要表现在:1.程序公开化程序不高。程序公开又称审判公开,它是指民事诉讼程序的每一阶段和步骤都应当以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看得见的方式进行。程序公开长期以来被视为程序公正的基本标准和要求,也是司法民主程度的标尺。[15]尽管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将公开审判作为一项基本制度予以规定,但诉讼的具体运作中审判的公开化程度并不高,有学者甚至认为我国的民事审判只达到了半公开化的程度。这主要表现在证据的运用与采信的非公开化及判决理由模糊度高等方面。2.程序权利保障失当。程序权利保障失当,往往伴随着当事人的程序利益受损。这样的审判即便实体结果正确,由于人们的主体地位未得到有效尊重,裁判行为的正当性也是大打折扣的,更何况程序权利保障失当常常与实体权益受损是伴生的。维护当事人权益的司法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这里的“公民权利”应包括实体上的权利和程序上的权利。
  (五)司法监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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