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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评论》
环境保护法不能直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
【作者】 李爱年【作者单位】 湖南师范大学
【分类】 环境保护法【中文关键词】 调整对象 技术规范 主观能动性 系统
【期刊年份】 2002年【期号】 3
【页码】 70
【摘要】

对于环境保护法的调整对象,存在着两种观点,即环境保护法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还是不通过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就可以直接调整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认为环境保护法直接调整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观点,有三点不妥:第一,违背了法学的基本原理,混淆了法律规范与技术规范的界限;第二,否认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第三,把人之子系统与生态大系统对立起来。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143    
  目前,学术界关于环境保护法调整对象是什么,争论颇多。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环境保护法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把自然的地位提高到法律关系的主体。似乎只有把自然和人同样看作“权利主体”,才能平等地对待自然、有效地保护自然。为了推动环境保护法学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有必要反思此种观点,使环境法学视角定位在科学的基点上。
  一、从环境保护法的定义看其调整对象
  目前,我国环境保护法学者对环境保护法下的定义不下六七种,有代表性的主要有:
  一是认为环境保护法是调整保护和改善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二是认为“环境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执行的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它公害的法律规范的总称”。[2]这一定义,说明了环境保护法调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把“经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执行”也写进定义,是不必要的。因为只要是法,就具有这一属性,环境保护法既然是法,具有这一属性是不言而喻的,那么也就无需把它放在反映环境保护法这一概念的本质特征的定义中。那实际上是说“环境法也是法”,并无实际意义。三是认为“环境法是调整人类与环境系统的矛盾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3]该定义说环境法“调整人类与环境系统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环境法调整的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是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环境法调整的对象具有特殊性,既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4]
  从上可知,关于环境保护法的调整对象,有两种不同观点,其一,环境保护法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其二,不通过调整人与人的关系而直接调整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
  二、环境保护法不能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
  目前,一些学者对环境保护法学研究对象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笔者认为,人与自然之间不存在法律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环境保护法学的调整对象,认为环境保护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观点之不足表现在以下方面:
  1.违背了法学的基本原理,混淆了法律规范与技术规范的界限
  自从人类在地球上出现,就生活在自然界的怀抱中,但人类在以往漫长的岁月里并未认识到自然的问题直接关系到人类的存亡,也未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到理论高度来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环境问题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类重新认识自然后而提出的。针对环境问题给人类带来的危害,罗马俱乐部率先提出“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口号,强调“人类必须开始对自然采取一种新的态度,它必须建立在协调关系之上而不是征服关系之上。”[5]目前,人们都同意,为了人类的未来,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人们需要在自然观上有一个重大的转变:即要从人与自然的对立转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确实,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尽管人们都确认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但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应当由谁来协调(协调的主体),如何协调(协调的途径和办法)等,常有不尽相同的看法。认为环境保护法可以直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实质是说人和自然同是法律关系的主体,这是有悖于法学基本原理的。首先,作为法,“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有一个最为显著的普遍特征,这就是它的存在意味着特定种类的人类行为不再是任意的,而是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强制性”。[6]因而,法律或法是“调节人的行为的规范,有时说法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这两种说法是一致的。因为社会是指以物质生产为基础而结成的人们的总体,所谓社会关系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交互行为,没有人们之间的交互行为,就没有社会关系。因而人的行为体现并影响社会关系。”[7]
  所有法都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但应看到,法不是为了调整而调整,调整社会关系的目的除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外,还要维护人类基本生活条件,其中包括法应处理好人们在开发、利用自然,使自然满足人的需要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在这里涉及到保护自然的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管理权和资源永续利用等问题。这需要不同法律部门来调整。因保护自然的所有权、使用权而发生的社会关系由民法调整,涉及保护自然的经营权、管理权由经济法调整,涉及保护自然环境要素维持生态系统平衡而产生的社会关系则由环境保护法来调整。
  可见,涉及到人与自然之关系问题并非环境保护法所独有,其他部门法调整社会关系的目的同样涉及到人与自然之关系,只是侧重点不同。环境保护法的重大贡献之一是要求人们依法办事,善待自然。对其他部门法,学者们普遍承认,只有通过调整人与人的关系,才能实现人对物的所有权、使用权进行保护。同样,为保护自然资源维持生态系统平衡而出台的环境保护法也只有通过调整人与人的关系才能达到其立法目的。有学者认为“以调整人与自然环境关系为标志的环境法学是人与人关系的法学的超越”,[8]是不符合法的发展历史的。
  其次,持“环境法直接调整人坏关系”观点的学者引用马克思的一些观点作为其立论根据,如“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不仅生活在自然中,而且生活在人类历史中’……‘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9]等。但这些论述是很难支持其观点的。第一,太牵强。马克思主义的这些论述确实明确指出了人与自然的辨证关系,人是环境的产物,同时又是环境的改造者。但并未指出法律直接调整人与环境的关系;第二,不全面。马克思主义除了有上述论述外,还说过:“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10]这说明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产生是以人与人关系产生为前提。国家通过以强制性为特征的法律途径,颁布环境保护法解决人与环境的关系,其实质就是通过调整人与人之间在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所产生的社会关系(规范人的行为),达到协调人类与环境关系的目的。在这里“协调”与“调整”有着不同的意义,协调是目的,而“调整”是手段,即通过“改变原有的情况,使适应客观环境的要求”,[11]这意味着调整的主体应有意识地改变自己来适应环境要求。可见,环境保护法调整的对象只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此,我国环境保护法学者早有论述,如认为:“法调整的是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只有在人与人之间才能产生,人与动物之间、人与各种客体之间,都不可能产生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经过法律的调整,成为法律关系……不管环境和人的关系如何联系紧密和重要,但它总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无法变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无法变成法律关系,因为环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像人那样,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12]之所以有人把人与环境、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环境保护法的调整对象,除违背了法学基本原理,忽略了“法律关系的相关性、对称性、可逆性、双向性,没有注意人对物、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质上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相互性”[13]之外,这种说法把法律规范与纯技术规范相混同。“纯技术规范调整的对象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它们规定人们如何使用自然力、生产工具等,以有效地利用生产工具,开发自然资源”。这种技术规范与法律规范的显著区别是它对人没有强制性,违反技术规范不会受到法律制裁(即不会受到惩罚)。一旦社会需要强制人们遵守,并赋予国家意志的属性时,这种技术规范通过一定的立法程序而上升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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