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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科学》
论人工智能创造物的法律保护
【作者】 梁志文【作者单位】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分类】 人工智能
【中文关键词】 人工智能创造物;人类受众;作者;知识产权;权利归属
【英文关键词】 creation produc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uman audience;author; intellectual property;allocatingownership of copyrights
【文章编码】 1674-5205(2017)05-0156-(010)【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5
【页码】 156
【摘要】

人工智能从辅助人类创造的工具逐渐发展到具有自主创造的能力。计算机辅助完成的创新成果体现了人类的创造性,符合专利或版权保护的条件;但人工智能创造物却遭遇了知识产权法只保护人类创造的理念和制度障碍。然而,它并非是不可跨越的制度鸿沟。三十余年前,英国立法保护“计算机生成的作品”,这表明知识产权法可以兼容人工智能创造物的保护。在理论上,构建以人类读者(受众)为基础,而不是以人类作者、发明人为中心的版权法和专利法理论,即可解决人工智能创造物的法律地位问题,其权利归属问题也同样可以在不与传统规则相冲突的方式下得到解决。

【英文摘要】

The rol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n innovative production has evolved from a tool aided for human to a robotics independently generated creation. Copyright law and patent law protects the creation aided by computer because human author/inventor finished it. For the creation produced by AI, it is hard to protect because of the IP law designed for human being. However, the gap between the IP law and the creation produced by AI may be bridgeable from the UK’s legislative experience in which provided protection for the“computer - generated works”three decades ago.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creation produced by AI, it is necessary to reconstruct copyright law and patent law based on a theory in which the law is to protect the human audience rather than human author/inventor, and thus to allocate ownership of copyrights in the creation produced by AI under the“substantial contribution”standard.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9735    
一、问题的提出  自约翰·麦卡锡在1956年使用“人工智能”这个词语以来,{1}尽管离科幻电影所描述的场景尚有相当距离,但毫无疑问,人工智能已属于人类取得的最重要的技术进步。无论担心它是对恶魔的召唤[1],还是欣喜人类成为“造物主”,{2}292它已逐渐渗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自动驾驶、疾病诊断、人脸识别、问答机器、智能翻译、战争机器人,乃至投资决策、情报收集、法律服务(如合同起草、法律查询)等。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对技术滥用的担忧也日益增长,管制人工智能的法律与政策也逐渐成为关注的焦点,{3}人工智能涉及到的隐私、侵权、产品质量、人格等民事法律,乃至刑事责任的法律问题也逐渐得到人们的重视,{4}甚至有发展为机器人法的趋势。{5}  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远超一般人的预料。它的发展可分为弱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和超人类智能等三个阶段。伴随着技术从弱人工智能向人工智能的发展,曾经专属于人类的创造智力也逐渐从科幻作品走入现实。当人类优越性从国际象棋退缩到围棋,再从围棋退缩到图片识别,现在连图片辨识也为人工智能突破时[2],艺术创作、发明创造也许不能成为人类优越性的象征了,机器模仿巴赫谱写乐曲、撰写日本古典短诗俳句,完全可以以假乱真。{2}293-294在这一背景下,保护与激励人类创造的专利法、版权法也必然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3],其中的首要问题是:人工智能创造物,无论是作为艺术创作的成果,还是作为实用技术的新产品,它们属于知识产权法保护的对象吗?  二、从创造工具到自主创造的人工智能  人类进行智力创造时,利用计算机来辅助实现其创意,就如同人类利用画笔和纸张来固定其艺术创作一样,对知识产权法并不产生本质性的冲击。任何作品都可能在计算机的辅助下完成,譬如,微软办公软件word可以用于创作文字作品和戏剧作品,类似的辅助工具还有:音乐作品,如finale;舞蹈作品,如DanceDesigner;美术作品,如photoshop;视听作品,如flash;建筑作品,如AutoCAD。{6}在这些情况下,计算机仅仅是人类创造的工具,因为创意来源于人类的智力活动,无论是某个个体(如诗人),还是一个群体(如研发团队),即使没有计算机,人类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实现其创意,只是“计算机使得某些类型的创造变得实践上可行(feasible),但并没有使得它们变为一种新的可能(possible)”。{6}407  代码不仅用于作品创作领域,也应用于改善发明的传统研究手段,特别是那些耗时长、效率低且与概率相关的技术领域,人工智能可同时进行多项以及多领域的实验,故可能产生突破性发明。基因编程(Genetic Programming, GP)就是一款模拟生物演进方法的人工智能。依据事先的设定,通过“杂交、变异和自然选择”的方式来选择候选方案,它不断重复设计方案所选择的优异PT(Programming Tree),直至繁殖的某代样本解决了设定的问题,或者满足给定的终止条件。{7}至2010年,最少产生了31例重复已授权专利的发明,2例符合专利授权条件的新成果。{8}2005年1月25日,科学家约翰·寇沙以GP为基础开发出一款新的人工智能,他声称该人工智能已经创造出多个符合专利授权条件的新发明,其中包括授权号为851的美国专利。{8}1087当然,在现阶段,GP的应用仍然离不开人类的智力,研究目标、参数和目标实现的标准都是事先的人为设定。{7}315  随着技术的发展,代码在智力创造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新闻机器人的出现使得人类的创意与创作过程开始出现一定分离。2015年9月,一条“腾讯财经开始用机器人写稿”的消息广为流传;此前,美联社、《洛杉矶时报》、雅虎等媒体均开始使用机器人写作。早期的新闻机器人只是对实时更新的信息资源进行持续监控的一套模板,大多数的表达方式是人类作者事前写好的,计算机只是通过监测信息来源,并按照事前设定的规则将相关事实填入。譬如,《洛杉矶时报》地震新闻机器人quakebot其实就是一套模板,其中一段的模板是,“A 〔##〕- magnitude earthquake struck〔Region〕at 〔Time〕today, causing 〔severe/widespread/little/no reported〕damage”。{9}多数新闻机器人都使用这种格式化的模板,但技术演进得越来越复杂,以至于其制作出来的文字与人类记者所做的相差无几。{9}381  人工智能的时代即将到来。人工神经网络和机器学习技术的成功,在3D打印、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支持下,人工智能技术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何为人工智能?其答案可能有很多,但基本上从四个方面来进行界定:人类思维、人类行为、理性思维和理性行为。{3}360著名的图灵测试就是将人工智能类比人类行为的模式:“如果机器具有人类一样地表现,它就具有人类一样的智能。”{10}1950年,阿兰·图灵在其经典著作《计算机器与智力》的开篇就提出:“机器能思考吗?”但他认为这样的问题并不值得讨论,因为很难去精确地定义思考,所以图灵提出了他的“模仿游戏”即图灵测试。图灵测试的核心是“计算机能否在智力行为上表现得和人无法区分”。{10}人工智能的基本特征,有人归纳为以下8个:{11}(1)创造性。人工智能可以创造出新的产品和方法,或对现有产品做出实质性的改进。(2)结果非事前确定性。目标驱动的人工智能收集、处理数据,代码可以随机变化,以非事前确定的方式分析出最佳解决方案。(3)系统运行的独立自主性。当然,系统运行的自主性是相对的,人类可以在目标设定、定位、决策等方面对系统进行干预,但人工智能有其自身的认知能力,即系统在人工干预之外具有对数据的收集、分析能力。(4)理性智力。系统依外部环境来处理数据,为实现某一目标的最大可能性而确定从事或不从事某些行为。(5)自我进化。系统依据新的数据而不断进化,可能产生与程序员最初设想不同的结果。(6)从系统外学习、收集、处理和传播数据的能力。(7)高效、准确。(8)自由选择目标定位。  人工智能越来越具有类似于人类思维所独有的创造能力。人工智能的创造活动仅仅与程序员的抽象设定(目标)相关,无需人类的具体指令,它所制造的产品符合新颖性、创造性等授予知识产权的条件。  初级新闻机器人通过模板写出来的稿件大同小异,但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则大为不同。同一个软件在重复某一个任务时,它会生成不同的作品。例如,Rodskagg在iOS系统里开发的“莫扎特掷骰子”软件,当用户按住“随机”按钮,随机选择的音乐节拍与配乐混合成19世纪晚期风格的小步舞曲和三重奏。一款由微软参与投资的、名叫“另一个伦勃朗(Next Rembrandt)”的软件通过复制伦勃朗的所有画作,精确分析伦勃朗的画作特征,可以随机生成全新的、具有创造性的伦勃朗风格式的艺术作品。该系统是由数据科学家、工程师和艺术史学者共同完成的,他们研究了伦勃朗的绘画技术、风格和常见题材。但是,如何利用这些元素生成一幅全新的画作,则并未有来自人类的干预。{12}  深度神经网络通过非监控性训练,可以让系统能够在没有人为确定的规则下、在未处理的巨量数据中发现其关联性,{13}这也意味着人工智能具有发现科学规律、创造出新产品的可能。一项名为“艾娃机器人”的系统被开发出来,用于疟疾治疗药品的研发,在给定的五千个分子物中,由艾娃机器人筛选最有效的分子物,最终它发现了一款用于治疗癌症的药物具有抗疟的最佳疗效。{7}319这也表明人工智能独立做出发明具有了可行性。IBM公司的“华生机器人”是一款誉满全球的人工智能。IBM公司声称它是具有“计算创造性(computational creativity)”的新一代机器,能够“创造出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创意”,它在食品、药品开发以及疾病诊断方面成绩斐然,{8}1089-1091被称之为2016年度最酷的6大人工智能之一。  人工智能从辅助人类创造到独立创造,既体现了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进展,也反映了人类在人工智能创造物制作过程中的影响不尽相同。据此,人们将这些产品分为两个不同的类型。例如,将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称之为“机器创作的作品”,机器作者是软件,是为特定目的而设计的作品生成软件,作品是软件运行的产物;它明显不同于“机器辅助的作品”,如用视频编辑软件编辑完成的电影。{14}类似地,发明也可分为人工智能自动完成的发明与将计算机作为创造工具的发明。{7}315,323但是,两分法似乎过于简单。有部分学者认为,人工智能在创造活动中的作用在整体上依据应用场景不同而并不相同。{7}306博伊登教授非常形象地图示了人工智能与作品的频谱关系。{9}386从利用微软word创作的文字作品,到“地震新闻机器人”报道的时事新闻,再到软件自行生成伦勃朗风格的画作。这些不同类型的软件系统,体现了机器在最终作品中的纯粹工具、辅助工具及独立地位的作用;在最终呈现的作品上,人类对人工智能创造物的作用最为遥远。  三、保护人工智能创造物的制度障碍  人工智能创造物与人类智力成果真假难分,那么,它们能得到知识产权法的保护吗?这一问题的回答并非那么简单。这是因为当前知识产权法是以人类智力为中心来构建其保护对象的。  毫无疑问,所有的版权理论都强调版权作品必须是人类创作(human authorship)的作品。郑成思先生曾经指出,虽然《伯尔尼公约》未明确规定这一点,但其提及“作者”的各个条款都暗示着其自然人的特征,未予规定的原因是部分国家将法人视为原始版权人,但不是视为作者;然而,即使是承认“法人视为作者”,这也无法否认真正的作者是“动了脑子去创作的人”。{15}26-32质言之,作品须为人类的智力成果,也只有“人的智力活动才能被称为‘创作’”。{16}17不体现人类智力活动的产品,即使能够被称之为艺术杰作,也不是版权法上的作品。  我国司法实践也同样认为,只有人类的智力创作成果才能构成版权保护的作品。在长沙动物园与当代商报社、海底世界(湖南)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法院认为:“作为著作权法意义上之杂技艺术作品,应包含人或人与动物具有创造性的节目编排、表演节奏、艺术造型等基本要素……对杂技艺术作品的保护,从实质上说,是对该作品中通过形体和技巧表现出来的艺术成分的保护。……海豚所作出的‘表演’,实质上是因驯养员的训练而产生的条件反射,是驯养员训练思维的一种机械性、生理性反映工具,海豚不具有法律上的人格意义,既不是表演者,也不能构成著作权的权利主体。”{17}  类似于海豚表演案,美国版权局也同样拒绝对“猴子自拍照”之类的作品进行版权登记。“猴子自拍照”拍摄于2011年,是印尼原始森林中的一只猿猴使用摄影师大卫·斯莱特的摄影设备拍摄的。据斯莱特说,他设置好拍摄设备、远离设备,观察猿猴是否去使用设备,结果有一只猿猴拍摄了这张自拍照。斯莱特认为他享有这些照片的版权。2014年12月22日,美国版权局发布了一份文件,规定了作品的“人类创作条件”,该文件还将猴子自拍照作为不受版权保护的一个典型例子。尽管斯莱特在照片的创作中发挥了一些作用,但不足以使其成为作者,因为照片的真正拍摄者是猴子。非常有意思的是,美国一个动物保护组织以猿猴的名义起诉斯莱特,认为猿猴才是自拍照的作者,是该作品的所有人。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起诉,认为“动物创作的作品不受版权保护”。{18}即使照片完全符合可版权性的其他要求,但由于这张照片不是斯莱特按下快门拍下的,没有体现出人类的创作性,故不能受版权保护。{19}美国版权局强调“必须是人类创作的”作品才受保护:“对自然力、动物、植物产生的作品,版权局不会予以登记……对机器产生的作品、没有任何创造性输入或没有人类作者的干预而通过自动或随机运行的机械方法产生的作品,版权局也不会登记。”{20}  著作人格权的保护无疑也是以人类作者为基础的。在大陆法系国家,艺术家的作品被视为其人格的延伸、涉及其人格尊严,故通常是不可转让、不能放弃的,在法国、意大利及我国等国家还是永久保护的;在德国等采纳一元论的版权法中,经济权利也不能转让,只能许可他人行使。保护水平较高的版权法还规定有撤回权。如果作者认为某部作品将严重影响其声誉,如作者对某一问题的观点发生改变、崇尚新的艺术风格,他/她就可以单方解除合同,从市场上撤回作品。在理论上,大陆法国家更是将版权保护与人类创作联系起来,将其比喻成“父母与子嗣”的血缘关系,明显地突出了人类及人格在版权保护中的地位,它不仅体现于版权的立法层面,更是其版权文化的载体。{21}  与版权法不同,专利法未明确规定它只保护人类的智力创造。但是,专利法规定,所有的专利申请案都需要指明发明人的名字,而发明人只能是“个人”,法人并不能成为发明人。在美国法上,未列明发明人或列明不实,将可能导致专利被宣告无效或不能得到法律的执行。{8}1092同样,合作发明也需要确认“发明人”对发明“构想”的实际贡献,而“构想”则是指“在发明人的精神(mind)中已经对整个可实施的发明有了明确的、永久的计划,”它是“创造行为中精神部分的完整体现”。{8}1092-1093除此之外,授予专利权的条件包括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在某种意义上讲,创造性也隐含了人类智力的要求。{22}因为判断申请案是否具有创造性,通常需要:(1)确定申请案中发明的基本构想;(2)以一个虚拟的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person)为标准;(3)将申请案与现有技术进行比对;(4)申请案所提出的技术方案,对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构成了非显而易见性。“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是专利法上的一个核心术语,“公开充分性”条件也同样以该标准来进行判断。虽然它使用了“person”这样的术语,但它无疑是一个拟制的法律术语,并无直接指涉人类精神。当然,从整体来看,可以说专利法也是建立在人类智力创造的基础之上的。  四、保护人工智能创造物的理论依据  计算机辅助创造的成果体现了人类的干预,或者有人类的创造性内容输入,完全符合版权或专利保护的条件。但是,对于人工智能独立制作完成的创造物,人类的干预就如同摄影师斯莱特提供设备并设置好设备一样,故其法律地位不易确定。  在版权法的历史上,人们曾经不断处理新技术所引发的新问题,这也为如何确定人工智能创造物的法律地位提供了借鉴。在美国法上,“人类创作”的法律要求并未明确写入成文版权法,判例法上一直坚持人类作者的智慧火花(creative spark)是作品受保护的条件。霍姆斯法官在著名的Bleistein案中宣称:版权的保护并非是因为作品的最终用途或审美价值,而是因为作者的个性化元素,“人格(personality)常常包含某种个性……个性则是其获得版权的(条件)”。{23}但新技术类的版权案件并未强调作品中的作者个性,人类某种程度的介入逐渐成为判断作品具有独创性的标准,如人类按动快门是摄影作品的必要条件。主题创作型、再现型和抓拍型等不同类型照片的独创性程度各不相同,即使是精确再现被拍摄对象的照片,都属于受保护的作品。{24}如果将拍摄照片时的按动快门行为视为人类的创作行为,人工智能创造物也具有人类介入的因素,尽管人类行为对作品的最终形成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但人工智能的使用者或程序员都属于人类。“在音乐软件完全依据预定规则成功编曲的场合,使用者对作品未做出任何贡献,难以体现其个性。但如果使用者对编成的曲子进行了挑选,它就会体现使用者的个性。对于程序员来说,人工智能创造物凝聚了他的创造性,如程序员在作曲模板方面所展示的个性将会体现到最终的曲谱中。”{25}  “作者个性”这个鲜明体现了人类创作性的条件逐渐消退,更有甚者,法院甚至认为作品的创作性无需来自于作者的主观意识,作者的“糟糕视力或肌肉缺陷,或者被雷声吓到,可能会导致足够可识别的变化。即使这些变化发生在意料之外,作者也可以视为己有,从而获得版权。”{26}以作品是否具有“足够可区分的变化”为标准来判断其独创性,版权实践常常将作品的独创性条件与作者个性予以分离,这就使得创作性条件的判断逐渐为独创性、思想表达原则的判断所取代。版权法对作品自动保护,无需任何形式的审查,它推定作品中人类创作属性的存在,只有对其发生争议时,才审查涉案作品是否属于“创作作品(work of authorship)”,但它往往仅限于对作品中表达元素的审查,通常不涉及作品创作过程的评价。以独创性、思想表达原则作为判断作品的可版权性条件,逐渐地将作者的创作行为与作品是否受保护的判断隔离开来。只要发现作品的表达是受保护的,就可推定是人类作者创作了版权作品,没必要证明作品与创作之间的因果联系。{19}4-5  但是,也有不少学者仍然认为,创作概念对于版权法的适用具有重要价值。{27}因为以独立完成(original)、创作高度(creativity)和固定(fix)三个要素来判断客体的可版权性,并不能将作品与其他智力创造成果区分开来。例如,一种新的汽车刹车片可以是设计者独立完成的,具有一定程度的创造性,并以产品形式固定,但很明显,刹车片并不是作品。因此,在法律上明确“创作”要件对于版权保护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布卡富斯科教授主张,创作是指意图对受众(audience )产生精神影响(mental effect )的活动。{27}1232-1233  以作品受众为标准来确立作品的创作要件,也符合作品的审美理论。大量的文献已经指出,艺术(审美)理论与版权法的关系非常密切,特别是19世纪早期的浪漫主义思想与发端于20世纪中叶的现代主义艺术思潮对版权法影响深远。{28}在本质上,不同的审美理论都要处理作品、作者和读者(受众)这三者的关系。对艺术的不同解释在本质上是对这三者关系的不同认识。从读者角度来解释作品意义的审美理论强调,艺术作品的意义并不体现于文本自身或作者意识,而在于受众的审美活动[4]。如果依读者反应理论来界定作品的创作要件,就将产生以人类读者(受众)为基础、而不是人类作者为中心的版权法理论。这一理论可以完美地解决人工智能创造物的法律地位问题。即,是否属于版权作品,不以作品来源于人类还是非人类为标准,而是从人类受众的角度来看,它是否产生审美的精神效果。  事实上,版权法上的创作概念也跟随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变迁。{29}美国版权局在1966年就开始面对计算机生成的作品可否登记的问题,包括抽象画、音乐曲谱和计算机生成作品的汇编等。美国版权局认为,这些问题需要分清楚计算机是作为辅助创作的工具——它的用途就像拍摄照片的相机——还是计算机成为作品创作的源头?当年的美国版权局不仅面对计算机生成作品的登记问题,还面临着软件本身是否能够作为作品登记的问题。{8}1101其时正值美国版权法修订的重要时机,为解决计算机与版权的法律问题,美国国会在1974年专门成立了《版权作品新技术使用国家委员会》(CONTU)。最终,CONTU于1979年发布了一份对版权法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研究报告,该报告认为,合适的立法策略是采取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将计算机程序视为文字作品,无需对计算机生成的作品采取特殊处理,因为计算机在没有人类的干预介入下无法真正自动完成一件作品。{30}持该论点的代表性学者为CONTU的负责人米勒教授,他后来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发表的长文坚持CONTU报告的基本观点,认为迄今为止的技术尚未脱离人类工具的基本特征。{31}非自然人(如雇主)视为作者已为法律所承认,如果技术发展足以使得计算机独立创作出作品,那时才是法律承认其作者地位的时机。其根本原因是作为新兴技术的人工智能尚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主要应用于数据处理等方面,属于辅助人类创作的工具地位。十年之后的1986年,美国版权局的技术评估机构发布了一个报告,宣称CONTU对计算机生成作品的结论过于简单化,计算机程序远不止“创作工具”那么简单,在很多应用场景下,计算机最少具有了“合作者”的作用。{8}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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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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