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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先秦儒家法律思想探源
【英文标题】 Research of the Sources of Caufucianist's Legal Thought in the Pre—Qin days
【作者】 吕安青【作者单位】 黑龙江大学法学院
【分类】 中国法律思想史【中文关键词】 先奏 儒家 法律思想 德 刑 礼
【期刊年份】 1998年【期号】 1
【页码】 114
【摘要】

儒家法律思想的发展,可分为先秦儒家法律思想和秦汉以后的正统儒家法律思想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孔孟为代表,后一阶段以荀况为代表。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是“德主刑辅”。而“礼”和“人治”与“德”又是不可分割的,是“德”的补充和展开。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102    
  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作为封建正统的孺家法律思想,曾长期地占居统治地位,而且它的源流和影响远不限于封建社会,可以说至今仍有它的影响存在。
  儒家法律思想的发展,可分为两大阶段,即先秦孺家法律思想和秦汉以后的正统儒家法律思想。而在先秦儒家中又可分为两个小阶段:前一阶段以孔子的法律思想为代表,这一阶段可以说是“纯儒阶段”,由于孟子全盘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孟子亦当之无愧地被誉为正宗儒家思想的代表人。后一阶段是以荀况为代表的儒法结合的“新儒家”学派,荀况是继孔孟之后的又一儒家大师。但他的思想已远远不同于孔孟,而是将儒、法两家的思想揉合在一起,是儒法合流的先行者,对此后封建正统思想的形成起过开路的作用,即先秦儒家思想发展到荀况,是一个转折点,由主要代表封建贵族转向主要代表新兴地主阶级。荀况一方面继承发展和修正了儒家的“礼治”,另一方面又继承发展和修正了法家的“法治”,在以礼为主的基础上,使礼、法统一起来。
  那么儒家的这些法律思想究竟源于哪里呢?日前好似无人专论过,所以,笔者想就此问题试作一番探讨。由于秦汉以后儒家正统法律思想系从先秦儒家发展而来,所以这里就从先秦儒家的法律思想中,进行追根求源之探。
  儒家法律思想概括起来说,不外乎是“礼”、“德”、“人治”与“法治”问题,强调“礼”“德”的重要作用,但同时又不偏废“刑”的作用。儒家法律思想的精华,即其中心只有一个―“德主刑辅”。而“礼”与“人治”又是和“德”小可分割的,是“德”的补充和展开。本文也拟探究其主要论点,并找出各论点的源头。
  一、礼
  为了维护礼治,孔丘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仍主张“为国以礼”,提出并建立了以“仁”为核心,以“复礼”为目的的思想体系,作为整个儒家的理论基础。在法律上,孔丘主张必须以“礼”作为刑罚的指导,只有在“礼乐”的指导下,刑罚的运用才能得当。他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孟柯也认为:“无礼义,则上下乱。”荀子虽然反对礼所规定的贵族世袭制,但却特别推崇礼所维护的等级制,指出:“礼者,法之大分(本),类之纲纪也。”要求以维护等级制的“礼”作为指导立法和审判的根木原则。
  礼的内容主要有如下三点:
  (一)严格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教等级名分。
  孔子首倡“正名”,要求纠正等级名分的混乱现象。孟柯宣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不容背离。荀况则把确立“贵贱有等,长幼有差”的“礼”,说成是“与万世同久”的“大本”。
  (二)坚持“亲亲为大”、“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礼治”是宗法和等级相结合的产物,孔孟尤重“亲亲”的原则,甚至当“亲亲”与法律发生矛盾时,仍主张“亲亲”,提倡“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儒家对周礼的“亲亲”原则有所修正,周礼讲“任人唯亲”,孔孟提出“举贤才”;荀况史重贤能,主张“贤能不待次而举”,可以破格提拔,不过他也认为在贤能相同时,应由亲及疏。
  (三)宣扬礼乃“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
  儒家对“礼治”的维护,还表现在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理论来为“礼治”进行辩护,突出的就是鼓吹礼乃“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礼记》认为天道体现了上下尊卑的等级原则,所以顺应这一原则的“礼”,是合乎天道的“天理”,必须以此作为立法的指导。因而礼被概括为“礼者,无地之序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爬数据可耻
  儒家这套说法既是封建伦理道德的礼教,也是封建立法的法理,并被中外学者称之为“天人合一”的自然法。那么,“礼”的源头究竟在哪里呢?
  “礼”这个字,最早见于《尚书·皋陶谟》之中,“天叙有典……天秩有礼”,即上帝安排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伦常次序,上帝为了区别人们之间的等次而传下来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这五种人应遵守的礼节。此篇是舜、禹、皋陶等人在一次会议上的讨论记录。当时皋陶是舜的大臣、禹还未继位,就是说夏朝还没建立,正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社会过渡的阶段。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这里所提的“礼”只是一种分别等级的礼节而已,只能说是儒家思想中“礼”的一部分。“有肩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1],即有启氏倒行逆施,轻视、违背自然和社会的运行规律,怠慢甚至放弃了历法。五行、三正均系后人的追述,是后人以当时流行的观念来叙述古事,但无论怎样,这只是文字上的用词不同而已,当时人们认识世界的程度却是不容置疑的。虽然这是一篇战争动员令,但却已出现了“天”的概念和对自然界的认识。
  “天弃我,不有康食”[2],这句话的意思是上天抛弃了我们,降下灾难,使我们不得安宁,没有饭吃。而封却自恃地说“我生小有命在天”,当时殷正处于不利的形势之下,纣处于四面围攻之中,而这句话,生动地反映出了纣迷信天命的蠢相,同时也代表了殷人的思想状态,殷人把天捧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人如果违背天命天意,就应该受到惩罚,可见其世界观是绝对相信天命。
  周人也相信天命,也占卜,但他们不像殷人那样迷信天命。“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3]这是周公教导康叔的话,说天是不可靠的,教他不要迷信天命,要注意民情。“我亦不敢宁于上帝命,弗永远念天威。越我民罔尤违,惟人,在我后嗣子孙。”[4]这篇是周公对召公专谈天命不可信和如何对待天命的文章,他表示他不敢安于上天的命令,不常考虑上天的威罚,人民是不会无故产生怨恨情绪的,一切都在人为,在于后嗣子孙。周公又说“天不可信”,直接了当地显示出了他对天的轻视。周公为何对天命有所怀疑呢?因为事实教育了他。殷末人民大起义,他是知道的;武士伐纣灭殷,他是参加了的;武庚、奄君叛变,是他亲自镇压下去的。所以,他知道人的力量,把民放于天之上,重人轻天,这是周人思想上的一个飞跃。在这个基础上,才由“敬天”转到了“保民”。所以,这时对于人的观念,已上升到第一位,而为了管理好民众,使社会上下的秩序井然,就出现了宗法等级观念。
  “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5]这里的公包括侯,大夫包括卿,详言之,就是每一个上级贵族就是下级的君,每一个下级贵族就是上级的臣,而每一个上下级之间都存在着人身隶属关系。这种阶梯式的君臣关系在封建社会里就叫做“名分”,所以说“礼达而分定”[6],“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7]在周朝,人们对礼有了较系统的认识,并被儒家的法律思想所吸收并加以发展。随着奴隶制的瓦解和王权的失坠,神权政治逐渐动摇,重民轻神思想兴起,“代天行罚”说受到冲击,即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原来的神、天思想逐渐被礼所代替。“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字位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8]可见这里的“礼”与原始社会的“礼”相比,其涵义已大大增加了,它已成为维护分封制、宗法制、世袭制和调整政治权力、经济利益、婚姻家庭等各种行为规范的准则,也是西周典章制度的总汇。
  由此可见,虽然“礼”最早出现于舜、禹时代,但其真正具有了儒家法律思想的涵义,还是在周代,在周以前,“礼”只是作为人们祭祀的仪式和分别等级的礼节,真正以法律的面孔出现,具备了一定的思想性(法律思想),则是从周开始的。
  二、德
  在儒家的统治方法上,“德”占有重要的地位。提倡“为政以德”的“德治”,或“以德服人”的“仁政”,主张“王道”,反对“霸道”,也就是重视道德感化作用,轻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其“德”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省刑罚,薄税敛”
  儒家吸取了奴隶主贵族们的统治经验和教训,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劳动人民生产劳动的重要性及其反抗力量的强大,所以他们主张减轻刑罚和赋税,以避免人民的反抗。古语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他们已深深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劳动人民是世界的主宰,是君主生存的基础。孔子提出“使民以时”,“使民如承大祭”,“劳而不怨……择可劳而劳之”,“使民也义”等等,从此可见,孔子是深明百姓的作用的。所以,不可避免地就会将之反映列其法律思想之中,而且“省刑罚,薄税敛”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二)重教化
  儒家认为统治人民不应靠刑罚而应靠教化。孔子强调对百姓应“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认为“不教而杀谓之虐”。孟子主张“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儒家的教化主要是对劳动人民灌输宗法伦常和等级观念,这不但有利于使统治阶级的思想迅速成为整个社会的统治思想,而且有利于使人们习惯于顺从而不反抗。
  儒家教化的另一内容就是“重义轻利”,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柯更反对“孽孽为利”,在重义轻利的思想指导下,先秦儒学有重农抑商或崇本抑末的传统,后来亦不断压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不可避免地阻碍了法律思想的发展。
  (三)宽猛相济,德主刑辅
  儒家虽然重教化,轻刑罚,但从不否定刑罚的必要性,当教化不起作用时,仍然主张诉诸暴力,使用刑罚。孔子主张使用“宽以济猛、猛以济宽”两手并用的统治方式。荀子也认为“治之经,礼与刑”。一般情况下,总认为刑罚是教化的辅助手段,亦即“德主刑辅,但重德必重教化,教化的主要作用在于防患于未然,比严刑峻罚更有利于统治,不但可以麻痹人民斗志,而且有利于使统治阶级的思想成为整个社会的主导思想。
  那么“德”又是从哪里发展来的呢?
  “德”的观念最早出于舜、禹时期。“慎厥身,修思永。”[9]“亦行有九德……彰厥有常吉哉!”[10]此篇系舜、禹、皋陶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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