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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版权》
美国《音乐现代化法》及对数字音乐市场的影响
【作者】 孙远钊【作者单位】 美国亚太法学研究院{执行长}
【分类】 国际知识产权法【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6【页码】 45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2490    
  
  美国联邦参议院在2018年9月18日以无异议方式全票通过了一项名为《音乐现代化法》的法案。众议院在2018年4月25日也以无异议的方式通过了同一个法案。[1]为了纪念即将退休、对著作权保护一向极为支持的犹它州共和党党籍参议员奥林·海奇(也是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担任了多年的原主席)和最早提出这个法案的众议院现任司法委员会主席、弗吉尼亚州的共和党党籍众议员鲍勃·古拉特,这个法案在即将获得通过之际更名为《海奇一古拉特音乐现代化法》,并已由总统在同年10月11日签署正式生效。[2]虽然其中的许多细节还需要由联邦版权局通过施行细则来逐一具体落实,但这个新法的通过标志着:未来在美国,线上流媒体的音乐许可将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局面。
  一、一揽子强制(法定)许可与集体管理机制
  在之前的制度下,数字音乐提供者必须按照单个的乐曲分别向权利人所属的集体管理组织提出"意向通知书"来完成许可程序。新法把这个程序完全废除了,应能对被许可方带来相当的便利。[3]作为替代,新法修改了美国《著作权法》第115条关于强制许可(在美国著作权法的概念下就是法定许可)的规定。[4]新法开创了在"互动式数字串流"的环境下对于著作权当中"机械权"的一揽子强制许可机制。[5]另外将由数字音乐提供者共同出资成立一个新的、非营利或公益性质的"机械权许可集体组织"(MLC)来专门负责实际的线上许可运营工作,包括向数字音乐服务的提供者(被许可方)征收的许可费及相关的行政费用等。至于其中的管理将由音乐词曲作品的出版商和个人出版者共同负责。
  《音乐现代化法》也要求这个新的集体管理组织建构和维护一个可供公众使用的数据库,以明确显示究竟有哪些音乐还未能与其词曲作者以及(或是)出版者产生对应或对接,从而让音乐的词曲作者或(唱片)出版者得以主张权利并获得使用人所支付的许可费。法律并赋予音乐作品的词曲作者和出版者一个"稽核权",以便核实作者所应享有的报酬与实际支付的金额是否无误。
  这些都是以往所没有的新制,其立法目的是希望能让整个体系更加地公开、透明,让音乐作品的许可制度能跟上时代、科技与市场的变化,融入其中。这就意味着一方面要符合消费者对于"体验"流媒体的需求,尽量让相关的著作权许可在后台以最为简易有效的方式,在"不经意"之中便已完成,以符合让社会公众能在最大程度取用各种创意作品的首要立法宗旨;[6]另一方面要改革原来的法律规制所造成的太多不便和不公,包括以不同技术所从事的音乐创作却获得不一致与不适当的报酬等问题。[7]
  二、费率与行政费用
  这次修法一个重要的环节是设定许可费率的审批标准。原来的体系在国会制定《1909年著作权法》时便已确立,但当时连录音技术都还没有出现。等到国会制定《1976年著作权法》时,一开始是规定成立一个"著作权许可费法庭"来处理相关的事宜,后来几经变革.到了2004年改回到由三位在性质上是行政法官所组成的"著作权许可费理事会"以合议的方式来负责审理,其中的审理委员则称为"著作权许可费法官"(CRJs)。[8]
  在"机械权"的许可费费率制订方面,以往是采取了"目标导向"的方式,依循美国《著作权法》第801条第(b)款所定的要求来做研判。然而实践却表明,此种方式往往无法确切反映出特定作品的真正市场价值。因为双方当事人在资质和对市场的影响力等各方面往往存在相当大的不对称,也就是从谈判筹码而言,在本质上就有着相当的落差。而且因为这是由执法部门来介入审定强制(法定)许可的费率,本来就没有真正的商业协商可言,许多的"情境"都是基于各自的"设想"举证与主管门基于有限的因素自我推敲(类似自由心证)而得,也自然经常会与市场的复杂现实显著脱节。[9]下跌你应该笑还是哭
  有鉴于此,新法改采了更能反映市场实际状况的所谓《自愿买方或自愿卖方》标准,亦即"能够最为明确代表在市场中如果由一个自愿买方与自愿卖方会协商出的费率和条件"。[10]由于这个标准原本就已经适用于对音乐作品的公开表演权许可,现在一并扩大适用到对于机械权的许可就不至于产生更大的问题。
  在表演权的许可费费率制订方面,美国传统的三个相关集体管理组织当中最具规模的前两名——美国作曲者、作者和发行商协会(ASCAP )和广播音乐公司(BMI )——在1941年的反垄断诉讼便与联邦司法部分别达成了和解,并由法院签具了两个"协议执行令",让所有与其运营相关的许可都必须受到法院的监管。[11]在实际操作上,过去几十年一向都是由法院对这两个单位分别指派一名固定的法官来审理费率的相关案件。这样的做法显然已经无法跟上当前的市场环境与需求。
  新法采取了所谓的"车轮式"方案,改由位于纽约南区的联邦地区法院以电脑随机分案的方式指派不同的法官来审理个别涉及费率设定或一揽子强制许可合同被不当终止等争议。[12]此一立法举措是为了减轻案件的积压,并且让不同的法官以不同的视角来审理,避免先入为主,受制于先前案件所造成的刻板印象。此外,过去当法院在审理音乐作品词曲作者关于录音(机械权)的许可费率时,法律明文禁止提呈任何关于唱片出版(表演权)的费率设立基准作为证据,于是这就对于词曲作者造成了相当不公的局面。新法已经废除了这个条款(原第114条第(i)款),从而可以让法院参酌更为广泛的证据资料,也让作者们有机会获得更为公允的报酬。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发展是联邦司法部反垄断部门已经在2018年开始对仍然有效的1300多个"协议执行令〃全面展开重新评估,包括音乐作品表演权的监管与执行。负责该部门的助理部长梅肯·德乐亨表示,如果在经过了长时间的实践之后发现这些当初的和解协议已经倒过来成了对于促进竞争的障碍,就是不合时宜,应该予以撤销。[13]不料此一宣示却立刻激起了千层浪,至少在音乐无线电广播领域,相关组织纷纷"揭竿而起",认为既有的两个"协议执行令"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稳定市场价值,不能轻易废除。
  鉴于强制(法定)许可毕竟是以市场机制的失灵为前提所不得不采取的最后手段,如果音乐作品的权利人和数字音乐提供者之间能够以自愿协商的方式达成许可协议,自然要以此为优先。因此新法表明,凡是当自愿协商许可与强制许可的范围产生竞合时,使用者在竞合的部分就完全依照协商所设定的机制支付相关费用,不需要再向"机械权许可集体组织"缴费,以避免产生双重征收的问题。
  除了许可费,依据新法的规定,著作权许可费理事会还必须透过另外一套行政(公共听证)程序来审定音乐作品使用者(包括一揽子许可的被许可方和"相当程度上的非被许可方")所应支付的行政费用,作为支应成立这个新的"机械权许可集体组织"所需的启始费与合理支出。在此可以看到,新法创设了一个新的类型——"相当程度上的非被许可方",顾名思义,主要是针对上述的竞合情形所规制,亦即在相当程度上是依据自愿性的许可而从事运营或操作的被许可方(数字音乐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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