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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现代法学》
从概念到规则:网络虚拟财产权利的解释选择
【英文标题】 From the Argument of Concept to the Application of Rules:The Choice of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yber Virtual Property Rights
【作者】 沈健州【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分类】 民商法学
【中文关键词】 网络虚拟财产;债权说;物权说;解释选择;民法学方法论
【英文关键词】 cyber virtual property; the creditor’s right theory; the real right theory; the choice of interpretations; methodology of civil law
【文章编码】 1001-2397(2018)06-0043-11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8.06.05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6
【页码】 43
【摘要】

尽管网络虚拟财产权利已被《民法总则》列为民事权利,但其权利性质仍不清晰。学界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见解,很大程度上是选择何种路径对其加以解释、描述和表达的分歧。对此,讨论的重点不应停留在“网络虚拟财产是否属于物”这一纯粹的概念性问题上,而应转向具体的规则适用层面,并将后者的结论作为前者的讨论前提。从规则适用的角度考察:在网络虚拟财产权利的取得、行使和消灭上,债权说与物权说的解释力不相伯仲;在权利受到侵害时的救济上,债权说也仅比物权说略逊一筹;而在网络虚拟财产权利的变动上,尤其在无权处分及多重让与的场合,物权说的解释力则明显强于债权说。因此,从规则适用的逻辑融贯与简练上考虑,应将网络虚拟财产作为特殊的物权加以解释。

【英文摘要】

Although the cyber virtual property has been listed as civil rights by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Civil Law, its nature is still not clear. The different opinions on this issue are mainly about the choice of interpretations, that is, to choose different paths to describe and express the cyber virtual property. In this regard, the focus of the discussion should not be the purely conceptual issue of whether Internet virtual property belongs to property, but should turn to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pecific rules. The latter’s conclusion should be the prerequisite for the former.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ules: in the acquisition, exercise and extinction of the cyber virtual property rights, the creditor’s right theory and the real right theory have the same explanatory power; in the remedies of the infringement, the creditor’s right theory is only slightly inferior to the real right theory. However, in the alteration of the cyber virtual property rights, especially in the occasion of unauthorized disposition and multiple sales, the explanation of the real right theory is obviously stronger than the creditor’s right theory. Therefore, considering the logical coherence and conciseness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ules, the cyber virtual property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a special real right.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2549    
  一、问题与方法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网络虚拟财产已经融入人类的日常生活,其价值也得到了社会的充分肯定。对此,《民法总则》127条明确将网络虚拟财产确认为一种民事权利。但网络虚拟财产的权利属性究竟为何,其具体规则又应如何设计和安放,学界至今未能达成共识[1]。从《民法总则》数次审议稿中相关条文的变化来看,立法机关也有意回避了网络虚拟财产的权利性质这一问题{1}。
  在方法论层面,有学者提出在构建具体规则时应当以“关系范式”代替“权利范式”,即略过网络虚拟财产的权利属性,直面可能涉及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关系,如网络虚拟财产的交易、继承等{2}。这一主张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其本质上是强调,相较于网络虚拟财产权利属性的解释选择,具体的价值判断问题更值得关注。但这并不意味着学界关于网络虚拟财产的讨论就应止步于价值判断。在对价值判断结论达成共识之后,如何构建一套逻辑融贯、简明精当的理论体系随即成为待议之题。通过“关系范式”平铺直叙地表达价值判断结论,看似巧妙地避免了网络虚拟财产的属性之争,却与民法“从具体到抽象”的体系化思维方式相抵牾,而毋宁是一种权宜之计[2]。
  网络虚拟财产的权利属性是当下民法学理论构建需要面对的问题{3}。时至今日,较为有力的观点是物权说和债权说{4-5}。这无疑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债物二分法律体系和思维方式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应突破债物二分的藩篱,比照知识产权,创设“虚拟财产权”概念{6}。对此,应当意识到,知识产权法中存在相当数量的公法性、程序性规范,其权利的产生、行使和救济等规则均不同于债权或物权,但网络虚拟财产并非如此。较之于债权与物权,如果说知识产权更多体现出异质性,那么网络虚拟财产更像是横跨两个权利类型的“骑墙者”。无怪乎“新型财产权”论者也认为网络虚拟财产体现了债权和物权的融合{7},甚或是包含了多种既有权利类型的权利束{8}。另一方面,在创设新概念之前,必须先穷尽运用既有概念加以解释的可能,这也是体系化思维的应有之义[3]。因此,在我国债物二分的民法体系下,对网络虚拟财产权利性质的讨论无法绕过债权说与物权说之争。
  在论证路径上,既有的债权说与物权说所选择的逻辑起点多为传统民法学理论中物权的特性。物权说的论证路径主要有:(1)网络虚拟财产具有排他性和支配性,故而属于“特殊的物”[4];(2)电能等无形财产的出现使得“物”的概念得到扩张,因此网络虚拟财产尽管无形,但依然可以归为“物”[5]。债权说则多通过论证网络虚拟财产不是“物”来立论:(1)网络虚拟财产本质上属于电磁记录或数据代码,对运营商存在技术依赖性,不可独立存在,故不是“物”[6];(2)“物必有体”是物权客体的通说,网络虚拟财产无体,将其归为“物”须突破这一通说{5}。可见,以上讨论的争议焦点最终落在了“网络虚拟财产究竟属不属于物”这一概念性问题上,而评判标准则在于纯粹民法学理论中关于“物”的特性的归纳。也有学者从网络虚拟财产的规则适用方面着手,试图探讨债权说与物权说对于权利人保护规则的实质区别{4}。毫无疑问,规范层面的讨论远比概念层面的讨论更富现实意义,这也使讨论的范围不限于纯粹民法学领域,而有了更多的实定法面向。
  通过对两种学说的梳理可以发现:(1)对于“网络虚拟财产本质上是一串代码”这一认识论层面的描述{9},债权说与物权说均无异议,可见两者分歧并不在于事实判断;(2)对于网络虚拟财产是否应当保护,以及应在何种程度上加以保护,债权说与物权说也存在基本共识,可见两者的核心分歧也不在于价值判断;(3)债权说与物权说的核心分歧在于,究竟应该如何对网络虚拟财产的一系列价值判断结论加以解释、描述和表达。这属于解释选择层面的分歧。无论在解释上选择债权说还是物权说,其结论均不存在真伪、对错之分,但有优劣之别{10}。在民法解释选择问题的分析框架下,何种解释路径逻辑更为融贯,逻辑环节更少,更符合知识共同体的理解习惯,则更富解释力,也更为可取。有鉴于此,下文将围绕网络虚拟财产的取得、行使、变动、救济和消灭中可能涉及的利益冲突及价值判断结论,分别考察债权说和物权说两种解释路径的优劣。
  二、网络虚拟财产权利的取得、行使和消灭
  网络虚拟财产权利人于开始接受运营商提供的网络系统服务时取得权利。以电子邮箱、微信账号、网络店铺等为例,用户在运营商的网络系统注册时取得登录凭证,得以登录网络系统,取得电子邮箱、社交软件账号和网络店铺等虚拟财产权利。用户所取得权利的内容,则取决于运营商提供的服务内容。例如,同样作为社交软件的QQ和微信在功能上就有所不同:QQ用户可以在QQ空间设置各种装饰和背景音乐,但微信朋友圈无此功能。在价值判断上,对于运营商未提供的服务内容,用户并不享有权利,例如,任何微信用户均无权请求运营商开放微信朋友圈的装饰和背景音乐功能。对此,在债权说下,可解释为服务协议中并无约定这一服务;而在物权说下,可解释为运营商所让渡的物本就无此功能。两者的解释效果并无差异。
  网络虚拟财产权利的行使有赖于运营商连续不断的网络运营服务。在价值判断上,运营商的主要义务体现在:(1)持续、稳定地提供网络运营服务的义务,如不得随意关闭服务器,定期对服务系统进行维护;(2)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并在用户权利受到第三人侵害时履行提供相应帮助的义务,如用户被盗号时提供密码找回服务;(3)不侵害用户权利行使的消极义务,如不得随意删除网络游戏用户的游戏道具{11}。在解释路径的选择上,依债权说,运营商的上述义务来源于与用户之间的服务协议及附随义务{5}。依物权说,运营商的义务(1)和(3)来源于物权的对世效力,义务(2)可从《侵权责任法》37条确立的公共场所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中推导{12}。可见,债权说与物权说在对网络虚拟财产权利行使的解释上均不存在障碍。
  网络虚拟财产权利的消灭,发生于运营商终止运营网络服务平台,或权利人终止使用网络服务平台之时。在价值判断上,权利人有权选择放弃权利,故其可随时终止使用网络服务平台。而运营商则无权任意终止网络服务平台的运营,除非继续运营已客观不可能或不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在解释选择上,网络虚拟财产权利人通过注销账号等方式放弃网络虚拟财产权利的,依债权说,可解释为债务免除;依物权说,可解释为所有权的抛弃。运营商终止网络服务平台运营的,依债权说,运营商的行为属于债务不履行,但在继续履行已客观不可能或不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时,债权人无法请求继续履行,而网络虚拟财产也因此消灭[7];依物权说,运营商停止运营的行为导致网络虚拟财产毁损,但此时由于客观不能或不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权利人不得请求恢复原状,这也使得网络虚拟财产终局性消灭。
  可见,对于网络虚拟财产权利的取得、行使和消灭,债权说和物权说均有充足的解释力,逻辑的融贯及简练程度相当,两者平分秋色。
  三、网络虚拟财产权利的变动
  (一)网络虚拟财产基于法律行为的权利变动
  通过买卖、赠与等方式转让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行为,在符合《民法总则》143条的情况下,原则上应当认定为有效。而争议之处则在于运营商能否通过服务协议禁止或限制网络虚拟财产的转让。根据现有的价值判断共识,此类协议条款的效力取决于其是否具备客观合理性[8]。若禁止或限制转让网络虚拟财产的服务条款具备合理性,则该条款有效,用户对网络虚拟财产的处分权因此受到限制;反之,若该种条款不具备合理性,其可能因“排除对方主要权利”而依《合同法》40条被认定为无效。
  在基于法律行为的权利变动语境下,除法律行为本身的效力之外,权利变动模式更是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并且,权利变动模式存在体系效应,即在逻辑上限定了交易风险的分配及交易安全的保护方式,这在无权处分和多重让与中体现得最为突出。而这也是物权与债权的核心区别之一。因此,要比较物权说与债权说对于网络虚拟财产的解释力,必须考察网络虚拟财产的权利变动模式及其体系效应。
  1.网络虚拟财产的权利变动模式
  我国物权变动以形式主义为原则,仅在土地承包经营权、地役权、动产抵押权等个别领域采意思主义;而债权变动则在债权转让合同生效时发生,无须交付、登记等形式要件。因此,要评判物权说与债权说对网络虚拟财产权利属性解释的妥适性,必须考察网络虚拟财产的权利变动模式。果然是京城土著
  以网络游戏道具的交易为例,支持道具交易的网络游戏均设有交易系统,不同用户将用以交易的道具、虚拟货币等放置于交易界面,待双方确认后交易完成。在交易完成后,该游戏道具在出让人的游戏账号中消失,而在受让人的游戏账号中出现。由于游戏账号的用户仅对其账号中的游戏道具有事实上的管领力,故而这一交易过程与动产的现实交付相似。相应的,在用户违反与运营商之间服务协议的情况下,运营商对其采取的如冻结账号等一系列措施,也仅作用于该用户的账号及其账号内的游戏道具[9]。这意味着,在游戏道具的转让协议生效之后,道具通过交易系统移转“占有”之前,若出让人的游戏账号被冻结,该游戏道具将一并被冻结;若受让人的游戏账号被冻结,该游戏道具并不受影响。可见,依据网络游戏中的交易习惯和既有规则,网络游戏道具的权利变动并非于转让合同生效时发生,而是通过移转对游戏道具事实上的管领力而完成,这与形式主义的权利变动模式相近。
  在处分权未受限制的情况下,网络服务平台的账号(包括社交平台、交易平台、网络游戏等账号)也存在交易的可能[10]。网络服务平台的账号可分为实名制账号与非实名制账号。就非实名制账号而言,用户必须输入正确的账号和密码才可登录该网络服务系统,并享有该账号之下的一系列操作权限。若用户忘记密码,运营商往往通过各种方式提供密码找回服务,如提出用户事先设置好答案的提示问题,或要求用户描述账号内的设置信息,等等。因此,非实名制账号事实上的管领力,就体现为用户知晓账号和密码及一系列密码找回信息。而要移转这一事实上的管领力,至少需要出让人将账号和密码及密码找回信息告知受让人。同时,出让人对该账号事实上之管领力的消灭,往往体现为受让人更改账号和密码及密码找回信息。这一过程与交付存货仓库的钥匙相类似,属于形式主义的权利变动。就实名制账号而言,实名权利人只要证明其身份,即可享有包括修改登录密码在内的全部操作权限[11]。要转让该实名制账号,使受让人获得该账号事实上的管领力,必须将账号的实名权利人由出让人变更为受让人[12]。这一过程与不动产的转移登记相类似,同属形式主义的权利变动。
  2.无权处分网络虚拟财产中的交易安全保护
  与网络虚拟财产权利变动模式密切相关的是无权处分下的交易安全问题。典型的无权处分是出卖他人的网络虚拟财产。其一,出卖他人的网络游戏道具。例如,甲将某网络游戏道具出借给乙,乙将该道具以合理的游戏币价格出售给善意的买受人丙并在游戏中完成“交付”。其二,出卖他人的网络服务平台账号。首先是无权处分非实名制账号的情形,例如,甲因故将其非实名制账号密码告知乙,乙将该账号以合理对价出售予善意的丙并告知账号密码,丙登录账号后修改密码及账号信息,导致甲无法找回该账号;其次是无权处分实名制账号的情形,例如,运营商错将甲账号的实名权利人登记为乙,乙将该账号以合理对价出售予善意的丙,并将该账号的实名权利人由乙变更为丙。
  如前所述,要使网络虚拟财产权利发生变动,除转让合同生效外,尚须受让人获得网络虚拟财产事实上的管领力。同时,该事实上的管领力具备外部可识别性,受让人可通过网络虚拟财产事实上的管领力判断权利归属{13}。若事实上管领网络虚拟财产的是无权利人,也同样将产生权利外观。这类似于无权利人占有动产,或无权利人被错误登记为不动产权利人。并且,在利益冲突的构成上,前述各例中甲与丙之间的利益冲突均符合善意取得所适用的情形。因此,若丙通过合理对价善意地从出让人乙处获取了网络虚拟财产事实上的管领力,则应当认为丙可战胜真实权利人甲而取得该网络虚拟财产。
  对于这一价值判断结论,在物权说之下,网络虚拟财产属于物,可径直以善意取得制度加以解释。而依债权说,网络虚拟财产是运营商向用户提供的游戏服务,本质上属于用户对运营商的债权。在此基础上,债权说可选择的解释路径是将网络虚拟财产的外部表征视作债权证明文件。尽管我国并无类似《德国民法典》第405条的证书债权善意取得规则[13],但也不排除将作为债权的网络虚拟财产类推适用善意取得的可能。诚如是,债权说也能在逻辑上较为自洽地解释和表达这一价值判断结论。但相较于物权说,此处债权说的逻辑环节更多,并且需要进行类推适用,终归稍逊一筹。
  3.多重让与网络虚拟财产中的权利归属
  无论多重让与的是债权还是物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均不受影响,区别仅在于标的物权利的归属上。在我国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要使物权发生变动,动产需经交付,不动产需经登记。在物权的多重让与中,最终只能由受领了交付或办理了变更登记的受让人取得标的物所有权。而债权的转移则发生于债权让与合同生效之时。我国《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债权的多重让与无明确规定,依通说,在第一个债权让与合同已生效的情况下,第二次让与并未使得第二受让人取得债权,即便债务人善意地向其清偿而免除债务,第二受让人也须向第一受让人返还不当得利{14}。
  反观网络虚拟财产,由于其权利变动发生于受让人取得事实上管领力之时,即便取得事实上管领力的买受人所订立的合同在后,其也可以优先于前买受人而取得网络虚拟财产。并且,前后两个买受人之间也不因此发生不当得利。这一价值判断结论与物权变动的解释路径基本契合。
  考察债权说,指名债权让与的规则显然与这一价值判断结论不符,即便将网络虚拟财产解释为证书债权,也同样存在逻辑障碍。在债务人出具债权证书的场合,债权让与也并不以债权证书的交付为生效要件,即便债权人未将债权证书交付受让人,受让人也因债权让与协议的生效而取得标的债权{15}。在债权出让人与第一受让人之间的债权让与协议生效后,第二受让人纵受领债权证书,也并不取得该债权。只不过,该债权让与证书与债权让与通知具有同一效力,若债务人善意地向第二受让人清偿,将消灭其债务。但于此情形,由于第二受让人并不享有标的债权,在其受领债务人的清偿后,仍须向第一受让人返还不当得利。
  当然,若将网络虚拟财产解释为证券债权,可以较为圆融地解释上述价值判断结论,但其解释成本终究高于物权说。一方面,证券债权区别于普通债权,本就是立法者基于鼓励交易、助长流通的立法政策考虑,在证券化债事制度中注入动产物权的规则{16}。在权利变动上,与其将网络虚拟财产理解为物权化的债权,倒不如径直将其理解为物权来得简明清晰。另一方面,证券债权的权利变动方式虽大体上采形式主义,但不同类型证券债权的具体转让规则也因特别法的规定而存在差异,如票据的转让由《票据法》加以规范,债券的转让须遵循《证券法》《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存款单的转让须遵循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大额存单管理暂行办法》。而网络虚拟财产的权利变动在现行法律体系中并无规定,最终仍须准用《物权法》第二章关于物权变动的具体规则。如此,在规则适用层面,将网络虚拟财产作为证券债权的解释方式也略显舍近求远。
  (二)网络虚拟财产非基于法律行为的权利变动[14]
  1.继承
  学界对于网络虚拟财产的继承问题讨论已久,而这一问题起源于对网络虚拟财产继承的现实需求与立法层面的规则缺位[15]。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学界对网络虚拟财产应当纳入继承范围这一价值判断结论已经达成共识[16]。而《民法总则》将网络虚拟财产权利确定为民事权利,无疑也为网络虚拟财产继承的解释路径铺设了逻辑前提[17]。
  在认可网络虚拟财产具有可继承性这一价值判断结论的基础上,须考察债权说与物权说各自的解释力。在现行规则之下,债权和物权均在可继承范围之内;在权利变动的时间点上,债权和物权均于被继承人死亡时发生转移。两者的区别在于,依《物权法》31条,继承人在为继承所得的不动产办理登记之前,无法再将该不动产转让与他人。
  考察网络虚拟财产,网络游戏道具由于只能在特定的网络游戏中存在和流通,其继承一般与网络游戏账号难以分离,故此处仅讨论网络服务平台账号的继承问题。非实名制的网络服务平台账号不存在相应的权属登记,其事实上的管领力通过账号密码体现。在继承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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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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