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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武大国际法评论》
国际投资法中间接征收的损害赔偿研究
【英文标题】 The Research on the Damages for Indirect Expropriation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作者】 朱明新【分类】 国际投资法
【中文关键词】 间接征收;重大公共利益;全有或全无模式;估价日期;估价方法
【英文关键词】 Indirect Expropriation Pre-eminent Public Purpose All-or-Nothing Model Valuation Date Valuation Methods
【期刊年份】 2012年【期号】 1
【页码】 270
【摘要】

在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混合仲裁庭关注的焦点在于案件的法律基础与自身管辖权,相反,很少关注案件的具体损害赔偿问题。间接征收的损害赔偿多采取直接征收损害赔偿的“全有或全无”模式,但是这种模式的运作将会过分保护外国投资者,为此,有必要对此模式进行破旧立新。首先,对于不构成间接征收的东道国管制行为,东道国免于承担任何损害赔偿责任;其次,当东道国行为构成间接征收,则应区分间接征收的合法性与否,并对合法/非法间接征收适用不同赔偿标准;再次,对于免于赔偿性间接征收而言,当东道国行为超过必要限度给投资者造成过分损害时,东道国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最后,混合仲裁庭在确定间接征收的赔偿数额时,需考虑影响最终数额的相关因素。

【英文摘要】

In the realm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practices, the focuses of the mixed tribunals lie in legal basis of special cases and its own jurisdiction, by contrast, the mixed tribunal hardly pay attention to compensation and damages. In the practices of investment arbitration, the damages for indirect expropriation has been dominated by a model named all-or-nothing. Its operation will offer an over-protection for foreign investors, so, it's necessary to put an end to this model and take a new model. Frankly speaking, Firstly, the host states bear no liability for its measures falling out of indirect expropriation, Secondly, in the context of existence of indirect expropriation, the host states need to distinguish lawful indirect expropriation from unlawful indirect expropriation and apply different compensation standards, Finally, In determining the amount of compensation for indirect expropriation, there are many relevant factors need to be considered by the mixed tribunals for reducing the final amount of damage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4151    
  目次
  一、间接征收的合法性要件
  (一)公共利益要件
  (二)非歧视要件
  (三)正当程序要件
  (四)补偿要件
  二、间接征收以及免于赔偿间接征收例外情况的赔偿标准
  (一)间接征收的损害赔偿标准
  (二)免于赔偿的间接征收的例外情况及其赔偿标准
  三、间接征收损害赔偿的估价日期、估价基础以及估价方法
  (一)间接征收的估计基础
  (二)间接征收的估价日期
  (三)间接征收的估价方法
  四、影响间接征收损害赔偿的相关因素
  (一)共同过错
  (二)损害的减轻义务
  (三)投资风险
  (四)危急状况
  (五)国家公共属性
  结语
  一、间接征收的合法性要件
  一般而言,在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投资仲裁庭对间接征收的损害赔偿多采用“全有或全无”模式。{1}但这种模式的运作过度保护了外国投资者,因此,徐崇利教授认为,应在间接征收补偿问题上废除现行“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做法,主张改采“或全有,或部分有,或全无”之新制。其从赔偿目的出发,将间接征收分为三个类型:不构成间接征收的正常管制行为、合法间接征收以及非法间接征收。{2}笔者倾向于将间接征收分为两类:即免于赔偿的间接征收和可赔偿的间接征收。前者指,存在着间接征收事实,但由于存在免于赔偿的依据,所以实施这类间接征收的国家被免除赔偿的责任,但不能因此否定国家实施了间接征收的事实;后者指,存在间接征收事实,同时也不存在免责的依据,为此国家需要承担赔偿的责任。根据免于赔偿的不同依据,我们可以将免于赔偿的间接征收进一步细分为两种类型,第一,以“重大公共利益”(Pre-eminent Public Purpose)作为免责依据的间接征收;第二,以国家管制行为的国内合法性作为免责依据的间接征收。对于可赔偿的间接征收而言,通常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类指合法性间接征收,第二类是指非法性间接征收,第三类是指免于赔偿的间接征收的例外情况。由于直接征收的损害赔偿相对确定,因此,本文重点在于研究可赔偿性间接征收。{3}
  通常,国际投资协定将直接征收和间接征收规定在相同的征收条款中,并使之遵守共同条件。目前,对国家征收权存在着四个普遍认可的限制条件,即是公共利益、非歧视、正当程序以及支付赔偿。晚近,有学者将前三个条件合称为行为要件(Conduct Requirements),而将第四个要件视为赔偿要件(Compensation Requirement)。{4}
  (―)公共利益要件
  为了使得一个征收合法,必须考虑政府征收的公共利益目的。最初,该要件由1959年德国—巴基斯坦BIT第3(1)条引入,后成为征收需要满足的主流要件之一。此后,在1974年的《国家经济权利义务宪章》中,公共利益要件被忽视,但现在,这个要件已经被认为是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迄今,如果一个征收要被认为合法,其必须要考虑公共利益要件。当前,大多数国际投资协定的征收条款均规定措施的采取必须为了公共利益。但在国际仲裁实践中,仲裁庭大多不情愿再次认定(Second-Guess)公共利益的独特性质。其中原因可能在于公共利益的概念太泛,以至于其不能经得起其他国家的再次检验。但正如晚近案例所表明的那样,这种检验并不是完全不必要。一般认为,在征收纯粹是为了统治精英的私人利得、或征收严重违反了人权、人道罪或种族灭绝罪时,这种征收显然不满足公共利益的要求。
  (二)非歧视要件
  在习惯国际法和大多数国际投资协定中,非歧视是审查征收合法性的标准要件之一。通常认为,歧视性征收一般只针对特定个人或团体,同时这种挑选没有合理基础。{5}因此,如果一个征收行为只针对外国人、或特定国籍的外国人、或特定的外国人,那么这种征收应该被认为具有歧视性,因此违反了国际法。有时,学者甚至认为非歧视标准要求政府措施和程序在对待同样一群外国人时不得歧视。从历史上看,种族歧视驱动的征收通常被认为具有明显的歧视性征收。“二战”期间,德国纳粹政府征收犹太人财产的“雅利安化”政策就是一个明显具有歧视性的征收。从总体上看,在国际投资仲裁的实践中,国际投资仲裁庭清楚地确认了非歧视原则在征收案件中的相关性。
  (三)正当程序要件
  通常,征收必须依据正当法律程序常被用做确定征收合法性的特殊要件,但至于该条件是否已经具备习惯国际法性质,目前还没有定论。在以条约为基础的投资法领域,正常程序要求经常出现在大多数投资协定中。该要件要求征收必须依据正当法律程序,但多数条约通常对于何为正常程序没有进一步定义。在某些国际投资协定中,正当程序条款主要是要求征收应当遵守国内法。{6}虽然正当程序常常仅仅被当做是征收合法的要件,但有些国际投资协定含有对正当程序要求的进一步解释语言,该解释提供了复审征收,特别是征收补偿数额的可能性。事实上,由于正常程序要求本身并不是一个十分具体化的要求,相反,其仅仅是一个程序化义务,目的只是保证实体要件的遵守。目前,关于正当程序要件的投资仲裁案件较少。在 Goetz v. Burundi案,该案仲裁庭扩大化地解释了“以一种合法方式”。其认为,为了使得其在国际层面的合法,这个措施不但具有合法理由作为支撑,其必须还要遵守合法程序。{7}因此,相对于公共利益和非歧视这两个要件,正当程序要求这个要件在习惯国际法上的地位还不明确。但是,正当程序要求被广泛规定在国际投资协定中,虽然其表述形式不同。有时正当程序要求被表述为征收必须要遵循国内法和程序,然而在其他国际投资协定中,正当程序要求被描述为要求审查征收特别是赔偿决议的权利。
  (四)补偿要件
  BITs中的征收补偿要件源于FCN实践,直至20世纪上半期,在国际实践中,征收的充分补偿标准相对稳定。比如美国—巴拿马求偿委员会在de Sabla案中认为,政府剥夺外国人财产而没有补偿的行为必然招致国家的国际责任。此外,同样简洁的要求还出现在美国国务卿戈登·霍尔发给其墨西哥的外交换文中,即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在没有提供及时充分有效补偿的情况下,政府无权征收私人财产。该条规定已经被广泛认为是习惯国际法的表述。但是今天,霍尔公式中包含的传统共识已经不再被认为是习惯国际法的表述了。整个20世纪,在东欧发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征收事件、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国有化实践、广大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联大会议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努力以及联大发布的相关决议已经侵蚀了这种传统的共识。虽然这些努力没有提出新的规则支撑其非赔偿的征收,但是,主流观点认为,仍然存在着要求征收时至少给予某些补偿的习惯国际法。{8}
  从上述分析可知,合法性征收需要满足四个要件。这四个要件又可以分为“行为要件”和“赔偿要件”,“行为要件”从东道国的行为性质保证征收的合法性,而“赔偿要件”则是从行为结果上保证征收的合法性。因此,可以认为这两类要件具有不同的功能。就间接征收的合法性要件而言,笔者认为,间接征收的合法性要件应该有别于直接征收的合法性要件。如果东道国间接征收行为违反了“行为要件”中的任一要件,那么可以认定东道国间接征收行为非法。但是如果东道国行为满足“行为要件”,但是违反了“赔偿要件”,并不能因此认定东道国行为必然非法。因为东道国违反“行为要件”的行为是前行为义务,不具有事后补救的性质。相反“赔偿要件”是后行为义务,只要东道国履行了赔偿义务,则东道国行为的不法性可以得到救济。比如索纳那贾(Sornarajah)教授认为,在国际法中,国家有义务赔偿被征收财产的外国人,但是赔偿的未支付并不能影响征收的合法性。{9}此外,伊恩·布朗利(Brownlie)教授也认为,缺乏赔偿并不自动导致征收行为违反国际法。{10}在欧洲人权法院制度下,法院区分了“天生(Inherent)”的非法征收与“非赔偿导致”的非法征收。{11}为此,只能对“天生”的非法征收采取较为严格的赔偿标准,即公平市场价值标准。而对于因为没有及时支付赔偿导致的非法征收,赔偿数额不需要反映财产的公平市场价值。{12}同样,在欧洲法院的实践中,法院认为,虽然非支付赔偿的征收是非法的,但是因为这种原因导致的非法征收并不能适用与“天生”非法征收相同的赔偿标准。{13}相反,在国际投资仲裁的实践中,这种区分并未得到很好的遵守。比如布朗(Brower)教授和布卢斯科(Brueschke)教授指出,多数伊美求偿庭认为,在习惯国际法下,及时支付赔偿是确定征收是否合法的一个相关因素。{14}即便认为及时赔偿是合法征收的一个要件,但是为了使得一个征收合法,这种及时支付应该采取何种形式,目前仍然没有定论。{15}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认为,在习惯国际法上,“赔偿要件”并不是认定间接征收合法与否的必要条件。{16}
  二、间接征收以及免于赔偿间接征收例外情况的赔偿标准
  在习惯国际法上,霍茹夫工厂标准确认了合法/非法征收的不同结果。该案中,常设国际法院认为,非法行为的首要救济方式是恢复原状,如果不可能,则支付与恢复原状需要支付的费用相等同的金钱数额。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判决恢复原状或金钱赔偿不能涵盖的额外损失。虽然法院没有直接处理合法征收的后果问题,但在其陈述中,法院认为合法征收并不要求恢复原则,其仅仅需要支付被征收财产的公平价值,这种价值应以该财产被征收时的公平市场价值为基础,并加上征收日至实际支付时的本金利息。{17}
  (一)间接征收的损害赔偿标准
  目前,学者及仲裁实践对于间接征收合法/非法对于赔偿的影响仍持有不同意见,但笔者认为,依据征收要件将间接征收划分为合法/非法征收,并对之适用不同的赔偿标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如果对合法/非法间接征收行为适用统一的赔偿标准,那么将会动摇间接征收要件存在的基础,只体现了措施的“单一效果”,而没有考虑东道国行为的主观目的,与当前的国际仲裁实践中的“兼采目的效果”原则不符。
  1.合法性间接征收的损害赔偿标准
  笔者认为,只要东道国政府采取的措施满足公共利益、非歧视、符合正当程序,当这些措施导致了征收效果时,这些征收应该被认定为构成合法间接征收。{18}原因在于,在直接征收情形下,东道国政府通过直接征收行为将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收归己有,从而能够获得财政收入。因此,对于这种直接征收行为采取全部赔偿的做法具有一定合理性。然而,间接征收则明显不同,首先,东道国政府采取管理措施根本目的不是征收外国投资者的财产;相反,只是东道国的管理行为产生了“外部性”效果,这种效果干预了外国投资者的投资价值,其实质只是间接地损害了外国投资者的财产权;其次,在直接征收情况下,东道国将外国投资全部收归国有,相反,在间接征收情况下,外国投资者通常会持有投资的剩余价值。{19}对于这种管理性间接征收,应该区分案件的不同情况,而不是全部要求东道国政府对外国投资者支付充分补偿。具体而言,对于合法性间接征收的赔偿,存在着这样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东道围只需给予外国投资者直接损失以“补偿”;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合法间接征收补偿标准等同于非法性间接征收赔偿标准。通过对上述两种观点的比较分析可知,对于合法征收有全部补偿与部分补偿之分。上述第二种观点将合法间接征收与非法间接征收赔偿等同视之,实际上体现了“单一效果原则”,从而使得国际投资条约区分合法间接征收与非法间接征收的动机与意义落空。比如索纳那贾(Sornarajah)教授认为,在任何法律体系中,必须区分合法行为与非法行为造成的损害。{20}如果合法征收与非法征收将会导致相同的经济后果,那么这种做法将会损害法律的普遍预防功能。{21}因此对于东道国政府合法管制行为造成的合法间接征收,其赔偿应该区别于非法间接征收的赔偿,外国投资者者只能得到针对直接损害的补偿。
  对于东道国而言,公共利益、非歧视和符合正当程序等行为要件的成就并不难。可以认为,晚近东道国政府管制行为导致的征收一般都是合法间接征收。但是,在国际仲裁实践中,将这些合法间接征收的补偿标准等同于非法间接征收,并不区分合法或非法间接征收,从而一概要求东道国支付全部补偿,显然偏袒了外国投资者。为此,学者认为对于间接征收的补偿应采区分制,合法间接征收的补偿标准不应等同于非法间接征收;或者,即便主张二者在补偿标准上相同,至少在补偿额的计算上前者应低于后者。从宽泛意义上说,就是在合法间接征收情况下,外国投资者不应得到全部补偿。{22}
  在区分了合法征收与非法征收不同赔偿标准之后,笔者认为,对于合法间接征收而言,应该采取部分补偿标准,其估价基础仅限于恢复投资者遭受的实际损失。但是在合法间接征收的情况下,也要区分不同情况,从而针对不同情况裁定不同赔偿数额。不同赔偿数额取决于对一系列因素的综合考虑,比如东道国政府行为“适当性”和“必要性”、外国投资者合理期待的受损程度以及东道国所要实现的社会公共利益等。
  2.非法性间接征收的损害赔偿标准
  当前,影响外国投资者财产最普通的方式是通过逐渐征收(Creeping)、税收和管制(Regulatory)征收等间接方式进行。但是对于非法间接征收赔偿的讨论非常少,里斯曼和斯隆教授在讨论间接征收时更加侧重于计算赔偿的相关日期{23},默瑞尔(Merrill)教授则认为,间接征收不能导致与直接征收同样的充分赔偿后果。{24}托马斯·沃尔德教授则认为,正确方法应该是遵循“霍茹夫工厂案”的原则。{25}
  当东道国政府采取的措施没有满足公共利益、非歧视性以及符合正当程序这三个要件。{26}东道国这些措施均构成非法间接征收。相对于直接征收,在间接征收情况下,投资者通常继续持有财产(虽然财产价值很小)和财产权利,但是随着赔偿的支付,投资者应该有义务转移剩余财产以及财产权给相关政府。因此,这里的问题在于,直接征收赔偿标准是否可以直接适用于间接征收,或者这种间接征收是否需要一种对现行赔偿标准进行一定修正的新标准,也就是在遵守原制与另创新规则之间作出抉择。{27}根据上面分析我们认为,对于非法间接征收,其损害赔偿应该有别于上述合法间接征收的赔偿标准,非法间接征收赔偿标准应该遵循霍茹夫工厂原则,外国投资者不仅可以获得直接损失的赔偿,同时也可以获得间接损失的赔偿。
  虽然,非法间接征收可以适用充分赔偿原则,但是,这种原则的适用需要考虑具体案件事实,需要考虑非法征收行为违反的具体合法性要件,不同要件可能会在损害赔偿方面具有不同权重。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假设加以说明,假设东道国政府行为没有违反歧视性和正当程序原则,但是该行为违反了公共目的要件,由于不同公共目的具有不同的损害后果,所以在假定非歧视性和正当程序原则不变的情况下,公共目的和损害赔偿结果之间成正比例关系,即是当国家行为违反公共目的程度越高,那么对投资者投资造成的损害就可能越大,因此国家为此行为支付的赔偿数额也应越高,反之亦然。同理,在假设公共目的和正当程序要件不变情况下,东道国的行为违反非歧视性要件的程度与损害赔偿的程度成正比例关系。总之,对于非法间接征收而言,现在提出一个明确标准为时过早。正确方式应该是,一方面考虑国家管制政策合法性,另一方面考虑到投资者的实际困难。因此需要借鉴欧洲人权法院的比例性法理,在综合考虑各种情况后,减少充分赔偿的适用,强调部分赔偿。
  (二)免于赔偿的间接征收的例外情况及其赔偿标准
  当投资者发起投资仲裁程序,其可能在仲裁庭上宣称东道国行为违反相关投资条约并构成间接征收,因此主张东道国应承担赔偿责任。但东道国可能会以政府管制行为具有“重大公共利益”为由进行抗辩。{28}此外,东道国还可以依据投资者的投资已经被东道国国内法合法终止为由进行抗辩。如果这两种抗辩得到投资仲裁庭的支持,那么东道国将会被免除赔偿投资者的义务。在此情况下,如果投资者能够援引特殊情况证明,东道国的免责不具备合法性基础,那么投资者的这种抗辩可以构成对东道国间接征收免责例外的“例外情况”。因此,当投资者这种“例外情况”抗辩获得投资仲裁庭的支持,那么实施间接征收行为的东道国必须承担赔偿责任。但是这种赔偿责任需要根据“例外情况”加以认定,具体而言,这种“例外情况”主要具有如下几种表现形式。
  1.特定承诺义务例外以及赔偿标准
  当前,国际投资保护主要通过国际投资条约进行。当东道国通过投资条约、投资合同或其他形式,向投资者或投资作出了特定承诺,假如此后国家的相关行为违反了这些特定承诺,即便东道国存在着免责理由,东道国也不能被免除赔偿的责任。具体而言,外国投资者在做出投资之后,其应该能够对东道国将来可能采取的管制措施进行大体的预测,并相应调整自己的正当预期。但是,对于东道国已经作出的特定承诺,投资者将会产生一个特定预期,这个预期具有相对稳定性。当东道国相关行为或措施违背其原先作出的特定承诺,并造成间接征收外国投资者投资的后果,即使东道国这些措施具有免责理由,东道国都不能免除赔偿投资者的责任。
  在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对于这种间接征收的损害赔偿,投资仲裁庭首先应该审查投资者的这种正当期待是否确实存在。通常,对于这种正当期待的认定多从东道国作出的特定承诺开始,比如东道国在投资合同中的特定承诺、发布的针对特定投资者或投资的声明等。这些都可能成为投资者正当期待的根源。接着,仲裁庭应当审查东道国这种特定承诺是否具有时间期限,如果这种特定承诺具有一定的时间期限,则仲裁庭需要进一步审查东道国采取相关行为的时间是否处于这个特定时间期限之间。如果东道国采取相关行为的时间点恰好落入特定承诺的时间区域,那么,东道国应该为其违反特定承诺的行为造成的间接征收后果承担“充分赔偿”责任。在确定具体的赔偿基础时,仲裁庭不能采用投资的“公平市场价值”作为估价基础,相反,仲裁庭应以投资者正当预期的实际损害作为估价基础,即合理预期的应然状态与间接征收发生时的实然状态之间的差额。
  2.国内合法性例外的例外情况及其赔偿标准
  通常,投资者在东道国进行投资活动时,其承担着遵守东道国国内法律或规章的义务。当东道国依据国内立法间接征收了投资者的投资权益,东道国不承担赔偿义务。在此种情况下,投资者可以反驳认为,东道国这种间接征收行为的实施是以一种武断或非法方式进行的,即东道国间接征收行为没有遵循正当法律程序。科尔(Coe)和鲁宾斯(Rubins)教授认为,即便东道国行为具有合法目的,但仍然存在着以预审或监督投资活动为幌子的可能性,通过这种伪装,政府官员的行为可能非常武断或不成比例,从而背离原来的合法目的。{29}因此,投资者这种反驳可能构成东道国免于赔偿的例外,即当东道国依据国内法终止投资者权益时,如果其行为的实施没有遵循正当法律程序,那么东道国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在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Metalclad案便是这种例外情况的有趣例证。该案中,仲裁庭认为,墨西哥一个市政府通过非法拒绝签发许可证的行为间接征收了投资者的投资,从而导致了一个可赔偿征收。{30}因此,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该案中,该市政府拒绝签发许可证行为的非法性导致了国家的赔偿责任。此外,国家应该遵循的正当程序的缺位也可能将一个合法剥夺行为转化为一个间接征收。在 Middle East Cement案,由于东道国对投资者的财产进行查封并进行了后续的拍卖行为,但东道国却没有履行对投资者进行适当告知的义务,因此,投资者的投资被一种效果等同于征收的措施夺取,所以投资者享有赔偿的请求权。{31}爱法律,有未来
  从上述分析可知,当东道国合法终止投资者权益时,并不导致东道国的赔偿责任。但是,东道国在行使该项权利时,东道国具有遵守正当法律程序的义务。当东道国没有遵守这种正当法定程序时,这种行为方式的非法性可能会将一个合法行为转变为一个可赔偿的间接征收。笔者认为,对于这种因行为方式非法性导致的间接征收应该进行“充分赔偿”。仲裁庭需要比较分析两种状态,即国家行为方式合法性情况下的投资者权益的应然状态与行为方式非法情况下的投资者权益的实然状态,这两种状态之间的差额构成仲裁庭估价的基础。同时,在确定赔偿数额过程中,仲裁庭需要考虑东道国行为非法性的程度,并适当调整最终的赔偿数额,对于这种调整额度,仲裁庭享有自由裁量权。
  3.重大公共利益例外的例外情况及其赔偿标准
  当东道国采取的管制措施具有重大公共利益时,即便该管制措施间接征收了投资者的投资,东道国也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对于这种依据重大公共利益的合法性剥夺,投资者可以依据该管制措施具有武断性作为抗辩理由,从而主张东道国应该承担赔偿的义务。在仲裁实践中,这种武断性主要表现为“非合理的武断性”和“不成比例的武断性”。
  通常,“非合理的武断性”主要在于考察政府部门努力的诚信度,即东道国政府采取相关措施的主要目的。在Methanex案中,申请者质疑加利福尼亚政府采取的某些环境措施的合理性,同时质疑“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合理关系。其认为,加利福尼亚知府采取措施的真正目的在于保护美国乙醚生产商,而非保护环境。虽然该案仲裁庭承认了进行合理性审查的必要性,但是其选择了一种过程为基础的审查,显示出高度尊重国家援引的证明其新措施的事实认定。{32}不可否认,在合理性审查背景下,国家目的确实起到重要作用。目前,学者和仲裁庭已经探寻了措施目的在赔偿确定中的适当作用。{33}诚然,当东道国措施虽然具备重大公共利益,但是,当这种措施造成了不成比例的后果,那么,外国投资者可以以此为依据,主张东道国的赔偿责任。通常,申请者多主张这种措施加重的负担可能会造成投资者特定的过分牺牲。{34}目前,已有仲裁庭承认了间接征收案件中适用比例原则的可能性。在Tecmed案中,仲裁庭首先认为不能将管制行为和措施从征收性行为的定义中排除;接着,仲裁庭审查了这些措施或行为的否定性经济后果;最后,仲裁庭认为,为了认定这些措施或行为是否具有征收性,仲裁庭还必须考虑这些措施或行为和可能需要保护的公共利益与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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