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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犯罪研究》
简论反腐技术侦查程序制衡机制构建
【作者】 倪铁【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
【分类】 刑事侦察学【中文关键词】 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法治程序
【英文关键词】 crime of corruption and bribery; technical investigation; the procedure ruled under law
【期刊年份】 2012年【期号】 4
【页码】 13
【摘要】

当前,中国腐败现象较为严重,职务犯罪处于高发态势,犯罪手段不断升级,证据获取困难重重,这与检察机关缺乏有效地技术侦查措施有内在联系。可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赋予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权,并严格规定其适用范围、审批程序、执行程序和救济程序。相关程序的合理建构,有利于有效收集诉讼证据,落实刑事程序法治,顺应科技强检趋势,对接国际公约。

【英文摘要】

In China, some officials'corruption is egregious. And, corrupution affects the social stability. Corruption and bribery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intelligence and secrecy. The corruption is not accidental phenomena.There is a connection between corruption crime and ineffective technical investigation measurements. In order to resolve the corruption, China should reform the investigative power of The People′s Procuratorates. The procedure of technical investigation against corruption should be established.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3552    
  
  

腐败现象是困扰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突出问题之一。在2011年透明国际公布的世界清廉指数排名中,中国大陆的清廉指数(CorruptionConceptionIndex)为3.6,[1]比2010年的3.5提高0.1分;世界排名为75名,比2010年78名上升3位;排名低于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2]腐败犯罪已经成为严重侵蚀国家肌体的“政治之癌”:不仅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更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对国家工作人员的信赖,破坏了社会诚信体系,动摇了法律的权威。腐败现象最极端的表现就是职务犯罪,我国近几年职务犯罪整体呈上升势头,我国职务犯罪治理工作面临严峻形势。职务犯罪呈高发态势,固然有其深刻的转型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原因,但它的蔓延与惩治过程中侦查取证措施乏力有密切关系。

一、职务犯罪侦查面临的实然困境

我国司法当局保持对贪腐的高压态势,但由于职务犯罪行为特征和现行刑事诉讼法的限制,技术侦查措施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检察机关打击与预防贿赂犯罪的能力,职务犯罪侦查实践中面临着取证难、惩治难的窘境。

(一)职务犯罪手段不断升级

一方面,犯罪嫌疑人的学历普遍较高,反侦查能力较强。相对于一般的犯罪而言,贿赂犯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司国家公权力的行使,一般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他们往往具有错综复杂的人脉,往往在案发后动用手中的各种关系阻碍侦查,导致侦查过程步履维艰。另一方面,职务犯罪行为人的新型犯罪手段层出不穷,作案方式显现出多样化、复杂化和智能化的特点。职务犯罪一般在较为封闭或私密的空间实施,犯罪现场鲜有目击证人,侦查人员很难收集到其他形式的证据。如,近年来为人们所关注的雅贿犯罪等新形式职务犯罪,具有相当高的隐蔽性,赃款赃物不放入金融系统,无迹可寻;相较一般职务犯罪,其犯罪手法更具有隐蔽性,以调查普通犯罪的方式调查雅贿犯罪行为,显然是不符合该类犯罪行为的发案规律,难以取得有效证据。同时,相较于其他类型的犯罪,职务犯罪行为过程中缺少物证,这为侦查人员的案件侦办增加了难度。概而言之,职务犯罪本身就存在着“无明显被害人、遗留证据少、可利用职务作为掩护”之特征,常规侦查措施已经不能适应这种复杂隐蔽的高智能犯罪。

(二)传统侦查模式难以应对

职务犯罪往往具有行为隐蔽性特点,“由供到证”的传统侦查模式已经难以有效应对。在职务犯罪侦查过程中,侦查人员往往由举报获知案情,进而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再由口供向外辐射,以口供所提供的线索收集其他各类证据。无可否认,我国刑事诉讼中长期存在的“口供中心主义”是造成“由供到证”侦查模式的重要原因之一,职务犯罪行为隐蔽性也是“由供到证”传统侦查模式最直接的成因。在大多数职务犯罪—尤其是贿赂犯罪—案件中,一般也只有犯罪行为人和被害人(也包括贿赂犯罪中的行贿人)知悉犯罪过程,也只有他们能够提供收集证据的线索。而对于他们而言,无论是哪一方的招认,都是“双输”的格局。依照现行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侦查措施,难以在规定的诉讼期间内完成证据收集的任务。造成的弊端显而易见:在侦查实践中,为了突破案件,检察机关的有些侦查人员不惜采用骗供、诱供、甚至使用刑讯逼供的方法来获取口供,严重影响了职务犯罪侦查的程序公正。

(三)现行侦查措施体系缺陷

现行《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常规侦查行为,[3]如:询问证人、勘验检查、搜查等。对于职务犯罪而言,这些侦查措施缺乏必要的针对性。我国虽未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秘密侦查行为,但在《国家安全法》和《人民警察法》中对技术侦查做出了规定。《国家安全法来自北大法宝》10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因侦察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第11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可以查验组织和个人的电子通信工具、器材等设备、设施。《人民警察法》16条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这两部法律中规定的技术侦察,最初只能由国家安全机关使用,后来逐渐扩大到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4]1989年,鉴于实践中检察机关侦查犯罪的需要,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颁布了《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用技侦手段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对于极少数重大经济犯罪案件主要是贪污贿赂案件和重大经济犯罪嫌疑分子,必须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要十分慎重地经过严格审判手续后,由公安机关协助使用。”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但并没有明确检察机关的技术侦查权。

随着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的发展,职务犯罪行为人具有更多可控资源和更大影响力;在职务行为的掩盖下,其犯罪行为更加隐蔽;犯罪手段更具智能化和专业化;犯罪涉及人数更多,空间转换更大,[5]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的难度随之也不断加大。由于缺乏相应高等级的立法保障,检察机关在侦查职务犯罪过程中使用技术侦查措施仍处于“无法可依”的尴尬境地,在侦查实践中运用技术侦查措施也面临着诸多不便与障碍,而现有常规侦查措施难以有效打击日渐升级的职务犯罪。

二、职务犯罪技术侦查的应然价值

在职务犯罪案件侦查过程中,我国应对接国际公约和各国通行做法,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能够有效地提升职务犯罪惩治水平,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侦查程序的法治化变革。

(一)有效收集诉讼证据

赋予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权,能有效地发现犯罪线索、收集证据、证实犯罪和惩治犯罪。在现行刑事诉讼法的框架下,检察机关需要使用监听等技术侦查措施时,需要公安机关、安全机关的协助。但是,现行监听等技术侦查措施具有一定的敏感性,涉及的部门共检部门,审批环节也必然愈复杂,运作时间较长,往往容易贻误战机,不利于侦查取证。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在犯罪嫌疑人不知晓的情况下进行技术侦查,所固定的各项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更具有客观性与真实性。在职务犯罪侦查中,检察机关灵活运用技术侦查措施,有利于发现线索、扩大战果;能够有效应对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行为;减少侦查人员对口供的依赖性;同时还能起到固定言词,形成威慑与防止翻供的作用。

(二)落实刑事程序法治

在我国现行的基本法和法律这一立法层面上,对技术侦查进行规范的仅有《国家安全法》和《警察法》;且相关规定极为粗疏,适用范围、程序、救济等规则尚付阙如。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职务犯罪侦查中可以使用监听等技术侦查手段,实践中检察机关采取监听等技术手段确有存在,而法律相关规定的缺位,给侦查权的行使留下了肆意妄为的自由裁量空间,技术侦查手段确有被滥用的可能。正如丹宁勋爵所言:“每一社会均须有保护本身不受犯罪分子危害的手段……只要这种权力运用适当,这些手段都是自由的保卫者。但是这种权力也可能被滥用。而假如它被人滥用,那么任何暴政都要甘拜下风。”[6]检察机关技术侦查规则的立法真空,既不符合刑事程序法治的要求,也不利于技术侦查的规范化使用。因此,通过立法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完善相关程序规则,可以避免技术侦查的暗箱操作现象,减少权力运用的恣意性,使技术侦查措施走向规范化与制度化。

(三)顺应科技强检趋势

随着信息科技的广泛应用,职务犯罪侦查也必须要顺应信息化、科技化的时代主题,当前各级检察机关正在进行“科技强检”,建立并完善各级检察部门的技术系统,这为技术侦查提供了必要的信息技术平台。在职务犯罪重罪案件中的侦查中,只要符合必要性原则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技术侦查的措施。检察机关运用现代科技设备,进行麦克风侦听、电话侦听、窥视监控、邮件检查、外线侦查等,[7]秘密收集犯罪证据、查明犯罪嫌疑人。技术侦查措施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运用,正反映了“科技强检”的发展,也是检察专业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四)对接相关国际公约

从国际范围来看,针对职务犯罪进行技术侦查,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允许的反腐利器,也是各国在反腐败实践中所证明的行之有效的方法。《联合国反腐败公约》50条第1款规定:“为有效地打击腐败,各缔约国均应当在其本国法律制度基本原则许可的范围内,并根据本国法律规定的条件,在其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采取必要措施,允许其主管机关在其领域内酌情使用控制下交付和其他认为适当时使用诸如电子或者其他监视形式和特工行动等其他特殊侦查手段,并允许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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