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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经济法论丛》
国家投资经营法的独立地位再证成
【副标题】 以国家救市为视角
【英文标题】 Rejustification for the Independent Status of the National Investment and Management Law
【英文副标题】 From the Angle of National Bailout Qi Sijian
【作者】 漆思剑【作者单位】 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博士}
【分类】 经济法学【中文关键词】 国家投资经营法;独立地位;国家救市
【英文关键词】 National Investment and Management Law; Independent Status; National Bailout
【期刊年份】 2013年【期号】 1(第1期)
【总期号】 总第二十四卷【页码】 173
【摘要】

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市场缺陷的存在,而国家救市则是挽救金融危机的一种重要方式。本次世界性金融危机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各国政府的积极救市。通过国家救市'化解金融危机为经济法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它雄辩地证明了即使是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国家投资经营法依然是经济法体系的独立组成部分。

【英文摘要】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is the existence of market imperfections, while the national bailout is an important way to save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 solution to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largely depends on the Governments of actively bailout. Defuse the financial crisis through the national bailout for Economic Law of the new material, which eloquently proved that even in the new economic situation, the State Investment Business Act still is an independent part of the Economic Law System.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3545    
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波及了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虽然危机的阴霾早已散去,但留给我们的思考则是深远的。人们从不同角度对金融危机的产生原因及其影响、对再次危机的防范和治理进行了一系列深入反思。于经济法学而言,本次金融危机的产生和解决给经济法学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素材,是对国家投资经营法在经济法体系中独立地位的再次证成。[1]
  在我国经济法学界,对国家投资经营法的经济法性质,基本上得到了一致的认可。但对于国家投资经营法在经济法体系中的地位,还一直存有争论。特别是在西方国家大规模的私有化和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入之后,否定国家投资经营法独立地位的学者较以前增多。比如,有学者对国家投资经营法进行分解,分别归类。[2]也有学者不分解国家投资经营法,但同样否认国家投资经营法是经济法的独立组成部分,将其全部归之于经济法体系的其他组成部分,特别是归入宏观调控法中。[3]
  其实,私有化并不能成为否认国家投资经营方式和否认国家投资经营法独立地位的依据。西方国家的私有化也并没有把国有企业全部化掉。如作为私有化肇始地的英国,还保留了大量国有经济;2002年对一条铁路还进行了国有化;并相继有国家投资经营的相关立法。因此,私有化的本质并非否认国家投资经营,而是根据现实社会经济需要,通过国家资本的不断进入和退出的方式来调节经济,正是国家投资经营调节社会经济的本质所在。正是因为把握了国家调节经济的特点,有学者坚持认为,即使是在西方国家大规模的私有化和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入之后,国家投资经营依然是国家调节经济的一种方式,国家投资经营法依然是经济法的独立组成部分;因而,我们也不能把它归并于宏观调控法。“国家调节说”是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4]这种观点目前也得到众多经济法学者的认可。[5]而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各国都通过国家救市(即国家投资经营)来化解经济危机并颁布了大量相关法律,为国家投资经营法的独立地位提供了新的强有力的证明。
  一、金融危机的根源:市场唯利性缺陷的存在
  在人类漫长的封建社会,主要以自给自足的产品经济为主。自从人类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后,市场经济不断得以完善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竞争经济。在自由竞争阶段,由于没有形成垄断或者垄断不甚严重,价值规律的作用得以正常发挥,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基本可以自发推动社会经济不断完善和发展。因此,国家也就不需要运用财政、金融等手段来调节经济。故此,在19世纪以前也基本没有金融危机一说。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优胜劣汰不可避免,于是产生了垄断。垄断的出现却妨碍了自由竞争。于是便出现了一个悖论:市场经济需要自由竞争;而自由竞争必然产生垄断,进而妨碍自由竞争。悖论为何产生?这是因为自由竞争是经济学的一个理论,而经济学的理论都是建立在假定的前提之上。完全的自由竞争只存在市场经济发展不充分阶段,此时市场还需要经济主体大量投入资金。而一旦市场发育成熟,资金达到饱和状态,便必然产生垄断竞争。既然前提存在问题,那么,由前提而推导出来的结论必然不科学。市场自发调节就不能适用于市场经济的全过程,这也说明市场机制本身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国家调节说”把市场缺陷归结为三个方面,[6]市场缺陷的存在是国家调节经济的主要根源所在;经济人假设也为市场唯利性缺陷理论提供了哲学证成。
  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导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各国都在积极寻求应对策略。寻求和应用对策的过程,就是寻找病情和对症下药的过程。要寻找治愈经济危机的有效对策,必须寻找出金融危机的产生原因及其本质所在。
  对于本次金融危机的产生,学界有多种说法。比如,有学者认为,本次金融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房价高涨和只涨不跌的预期;再者与金融衍生品(资产证券化)膨胀和缺乏法律规制有关。也有学者认为,本次金融危机的总根源在于过度超前的消费心态,金融机构贪婪的赢利冲动,以及当时国家没有妥善引导、约束和予以法律规制,对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和泛滥采取放任或监管不力。如果从本次金融危机发生的全过程来进行考察,我们就会发现,本次金融危机首先是由次贷危机引起的,继而发展到社会信用危机(金融机构信用危机),乃至影响到实体经济(整个社会信用危机),最后导致危机的产生。而究其根源乃是市场唯利性缺陷所致。
  为什么这样说呢?众所周知,金融手段是美国调节经济最为重要的手段;同样也成为市场主体追逐利益的主要工具。故此,所谓的金融创新在美国层出不穷,金融衍生品的花样也不断翻新。在不断的金融创新下,美国巨额债务逐步消失,投资收益却不断攀升,使其成了极大的受益者。[7]如此,所谓的金融创新更加肆无忌惮,次贷规模也不断扩大。比如,早在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就开始导致经济衰退,格林斯潘连续11次降息,房价不断上涨。自2004年起,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房地价格开始出现负增长。即便在这种情形下,金融机构为了自身利益,仍然不断进行金融创新,最终泡沫破裂,金融信用危机自然也无法避免,金融危机于是产生。
  美国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追逐利润的过程,纯粹是为了利益而展开的。在金融创新过程中,往往把经济利益作为唯一追求的市场目标。其结果必然引发金融信用危机,金融危机自然无法避免。因此,从金融危机产生的全过程加以考察,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本次金融危机的产生,归根结底是市场唯利性缺陷的存在,是金融机构长期贪婪地追求利益的结果。[8]如果不唯利是图,即便是金融创新,也会遵照客观经济规律。如此,自然不会引发金融信用危机,金融危机也无从产生。故此,从美国金融危机的全过程加以考察,市场唯利性缺陷依然是本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所在。[9]
  二、国家救市:通过弥补市场缺陷来挽救金融危机
  在本次金融危机之中,各国都采取积极的措施来挽救市场。而通过国家投资来救市成为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最为主要的途径。
  在本次金融危机肇始地的美国,从小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共动用了7800亿美元救市。这些资金主要用于支持两房(房利美和房地美)、汽车公司和银行;购买优先股,或收购某些公司股份,实行国家控股。上述方式都是典型的国家投资方式。更有甚者,美国政府于2008年9月7日接管了房利美和房地美,对两房果断地采取国有化措施。美国政府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国有化才能彻底保证两房的安全;只有国有化后才能使住房市场出现复苏可能,促进整体经济走出低谷。
  欧洲国家与美国一样,纷纷对银行实行国有化政策。[10]最为典型的当属英国。比如,2008年2月,英国国会通过了把北岩银行暂时国有化的法案。2008年10月,英国财政部以200亿英镑换取皇家苏格兰银行60%的股份;另外170亿英镑注资购并劳埃德TSB银行和哈利法克斯苏格兰银行,持有合并后银行的40%股份。[11]曾经是私有化肇始地的英国,其国有化的力度却最大。法国政府以购买债券的方式向本国包括巴黎银行、农业信贷集团和兴业银行在内的6家大型银行注资105亿欧元。瑞典政府为本国银行高达2000亿美元的债务提供担保,这个数字相当于瑞典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一半。[12]
  我国也是如此。2008年中国政府先期共投资4万亿元来救市。这4万亿元主要是基础性投资,如投向铁路、公路、机场城乡电网1.8万亿元;地震重灾区重建投资1万亿元;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3700亿元;生态环境3500亿元;保障性安居工程2800亿元;自主创新结构调整1600亿元;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事业400亿元。在2008年第4季度,中国政府增加了1000亿元的投资。这1000亿元的投资重点解决民生问题、基础设施问题、生态环保问题。而仅这1000亿元涉及的建设工程,在其后两年中大体需要4万亿元配套投资。配套资金也大体通过国家投资来解决。此外,国务院还制定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包括钢铁、汽车、船舶、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及房地产业。根据规划所确定的投资体制和投资方案的资金安排,需要投资11800亿元。[13]可见,国家救市的过程其实就是国家通过投资来弥补市场缺陷、从而挽救金融危机的过程。在各国救市过程中,人们对新经济自由主义重新质疑,再次认识到国家干预和政府监管的重要性。正是在这种经济背景下,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成为新凯恩斯主义的领军人物,荣膺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着凯恩斯主义的高调回归。国家干预市场在冰岛、美国和欧洲等地大有回归趋势,国家的有形之手又开始发挥作用。
  三、金融危机的不可避免性:国家投资经营法独立性的理论依据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自1825年以来,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每隔一段时间就爆发一次经济危机,而且大都是从金融领域开始的。如1873年由维也纳的债券交易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1901年的美国交易所危机、1907年的美国银行危机、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1938年美国金融危机、1948年美国金融危机、1981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87年日本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芬兰与瑞典及挪威银行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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