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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厦门大学法律评论》
我国民事立法的回顾与展望
【作者】 柳经纬【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
【分类】 民事诉讼法【期刊年份】 2003年
【期号】 1(第五辑)【页码】 1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5138    
  目次
  ―、改革开放前的民事立法
  二、改革开放与民事立法的恢复
  三、有计划商品经济目标的确立与民事立法的发展
  四、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民事立法的新发展
  五、民事立法的展望——民法法典化问题
  一、改革开放前的民事立法
  (一)建国初期的民事立法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由此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纪元。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新中国的民事立法同整个法制建设一样,并没有沿着民国时期的法制轨迹发展,而是在废除旧的法统的基础上,根据新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需要,重新构建新中国的民事法律制度。
  延续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并无独立的民事立法,历代封建王朝颁发的律令都采取以刑为主、民刑不分的形式。[1]及至清末,内外交困的清王朝统治者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得到启示,同时迫于国内民众变法图强的要求,引进西方的法律文化,始有独立的民事立法,并于1911年完成“大清民律草案”(史称“第一次民律草案”)。进人民国时期,民事立法得以延续,北洋政府于1926年完成“第二次民律草案”。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加快了民事立法的步伐,于1929年至1931年之间先后颁布了民法典的总则、债、物权、亲属和继承五编以及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等四部商事特别法,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善的民商法体系。
  国民政府时期颁布的民法与其他法律一样,被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是“保护地主与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工具”、“镇压与束缚广大人民群众的武器”,[2]而遭到废弃。1949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与确立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明确宣布必须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法律的形式宣布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在废除旧的法统的同时,法制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创建新的法律制度,为建立新民主主义和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社会关系和秩序,为新生政权和新型社会制度的稳定和发展创造条件,为各项社会事业的创立和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3]与这一任务相应,民事立法的任务就是在摧毁封建或半封建的民事法律制度的同时,建立符合新民主主义社会要求的民事法律制度。具有临时宪法地位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立了民事立法的基本原则:(1)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2)将封建或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3)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实行男女婚姻自由;(4)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
  根据《共同纲领》所确立的原则,建国之初的民事立法具有鲜明的特点,立法的着眼点主要不是对现有民事关系的规范与调整,而是“破旧立新”,即以法律的形式摧毁旧的民事关系和法律秩序,创设新的民事关系和法律秩序。(1)在土地制度领域,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明确宣布“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规定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贫雇农。(2)在婚姻家庭制度领域,1950年4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明确宣布“废除强迫包办婚姻,实行婚姻自由”,“禁止重婚、纳妾”,规定“结婚须男女双方本人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3)在债务问题上,政务院于1950年7月20日颁布《新区农村债务处理办法》,规定解放前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所欠地主的债务,一律废除。(4)在合同领域,政务院财经委于1950年10月3日发布了《机关、国营企业、合作社签订合同契约暂行规定》,要求当事人之间有重要业务而不能即时结清的,应当签订合同,并规定合同的履行须以银行为结算中心,当事人须将合同抄送当地人民银行一份。(5)在知识产权领域,政务院于1950年7月颁布了《商标注册暂行条例》,8月颁布了《保障发明权和专利权暂行条例》,创建了新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上述法律、法规的颁布和实施,尤其是土地改革运动和婚姻法的实施,较为彻底地摧毁了封建或半封建的民事关系,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民事关系,初步建立起新中国的民事法律制度。
  (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民事立法
  早在1949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4]经过建国初期三年的努力,我国的国民经济得到全面的恢复和发展,为实现中国革命的这两个转变创造了条件。1953年,中共中央适时地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一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5]自此,新中国进人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时期。
  这一时期的民事立法主要是为三大社会主义改造服务的。而且,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场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对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革的运动,因此这一时期的民事立法具有鲜明的特色,即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党的政策的体现,党的政策与法律常常是交杂在一起,发挥着规范的作用。(1)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通过互助组、生产合作社等形式,引导农民走农业合作化道路,变农业生产资料的农民所有制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1953年10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1955年11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1956年6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这些“决议”、“章程”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政策和法律的指导。(2)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了类似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通过手工业生产小组、供销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等形式,引导手工业者走合作化道路,逐步将手工业者个体所有制改变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手工业的改造的依据主要有国务院1956年2月发布的《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和7月发布的《关于对私营工商业、手工业、私营运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问题的指示》。(3)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历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在初级阶段,主要通过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等形式,将资本主义工商业纳人国家经济计划的轨道。在髙级阶段,则通过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使企业成为社会主义或半社会主义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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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成为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的企业。1954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财经委《关于1954年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的报告》和《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1955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决议草案》;1954年9月,政务院颁布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1956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这些政策和法规成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直接依据。
  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农民、手工业者劳动群众个体所有制基本上转变成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资本家所有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基本上转变成为国家所有制。就是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已经建立起来。[6]
  随着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的逐步建立,我国在经济运行体制上,按照前苏联的经济体制,逐渐将经济活动纳入国家计划轨道,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农业生产方面,1953年11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对油料采取统购政策,不允许私商收购。同年11月,政务院发布《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决定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私商不得私自经营。1954年9月,政务院发布《关于棉花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规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棉花统购统销,并规定所有纺织企业生产的机纱棉布等纺织产品,实行统购统销,不得自行销售。1955年8月,国务院颁布《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对城镇居民实行粮食计划供应。为贯彻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国务院于1955年8月还颁布了《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这样,农业生产完全被纳入了国家的计划体制。在工业生产方面,早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初,国家就通过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等形式,将其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7]随者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通过国家计划组织生产的工业运行体制也得到全面确立。1955年10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1956年国家统一分配物资及中央各工业部分配物资申请、分配、订货程序的规定》,11月国务院批准了《煤炭统一送货暂行办法》,1956年2月国务院颁发《煤炭供应条例(草案)》。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民事立法中,值得一提的是建国后第一次民法典的起草。早在建国前夕,在起草《共同纲领》时,就有人提议起草民法典,但由于建国之初忙于医治战争的创伤和新生政权的建设,此项工作未及开展。1954年宪法的颁布,奠定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也为民法典的制定提供了宪法的依据。因此,1954年冬,全国人大常委会组建专门班子,起荜民法。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先后形成民法草案的各编:总则、所有权、债、继承。[8]但是,由于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法制遭受否定,民法起草工作于1958年被迫停止。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民事立法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确立了党和国家当时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解决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国家由此进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但是,从1957年反右扩大化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在这长达20年的时间里,由于政治运动不断,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受到严重干扰,民事立法与其他法制建设一样极为薄弱。只是在60年代初由于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制定出一些具有民事法律效力的政策和法规。其主要有:中共中央1961年3月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6月通过(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即“商业四十条”),9月通过《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国务院1963年颁布《商标管理条例》、《发明奖励条例》和《技术改进条例》等。
  1962年,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不仅刑法要,民法也需要”,“刑法、民法—定要搞”的讲话精神,第二次组织起草民法,至1964年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试拟稿)》,该稿包括总则、财产的所有和财产的流转三编,计262条。但是,由于“四清”运动的全面开展,这次民法典的起草同样是半途而废,未能进入立法程序。
  (四)小结
  从建国初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国家还是比较重视通过立法来创设和规范新的民事关系,立法上也取得一定的成就,尤其是《土地改革法》和《婚姻法》的颁行,对于废除封建或半封建的土地关系和婚姻家庭关系,建立新型的民事关系,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是,从1957年以后,随着国家政治运动的频繁发生,民事立法遭受很大的挫折,几乎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由于这一时期国家处在社会制度急剧的变革之中,民事立法的任务主要是为这种社会变革服务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破旧立新”,即立法的任务是废除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非社会主义的民事关系,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民事关系。这样的民事立法虽说也是必要的,但是它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除了个别法律以外,多数立法由于破旧立新任务的完成很快就失去其对社会关系的规范作用。例如,《土地改革法》随着土地改革运动的完成而基本丧失其作用,《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则随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而完全丧失其作用。
  由于民事立法存在的不足,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指示在调整和规范民事关系方面发挥着特殊的作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共中央通过的众多决议,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共中央通过的“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和“商业四十条”,实际上替代了国家的立法,起着法的规范作用。
  因此,总体上看,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国的民事立法是不理想的,在民商事的许多领域,立法几乎处于空白或半空白状态,我国的立法没有完成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事法律制度的历史任务。这一历史任务不得不推延到改革开放以后来完成。
  在改革开放前长达30年的期间里,我国未能建立和健全民事法律制度,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从经济条件上看,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排斥和否定商品经济,使民法缺乏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
  商品经济是民法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没有商品经济的必要发展,民法将无“用武之地”。旧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在封建统治者奉行“重农抑商”政策下,商品经济没有得到发展,亦无民法的生存基础。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下,商品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为清末民初的民事立法提供了经济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基于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采取“一边倒”的政策,全面学习苏联。在经济理论界和经济建设中,一直信奉斯大林的“半商品论”,逐渐建立起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9]这种经济体制实际上是排斥和否定商品经济的,所谓“半商品论”实质是产品经济论,因为它不承认占主导地位的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商品经济。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民法失去其赖以生存的最为基本的经济条件。第一,政府通过指令性计划直接支配着企业的经济活动导致政企不分,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不能成为独立的生产经营者,法律上不具有独立的人格,法人制度无以成立。经济体制改革前,我国曾经制定过一些关于企业组织的规范,如1961年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1962年的《工商企业登记管理试行办法》,但都没有赋予企业以法人地位。第二,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过分强调单一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的优越性,强调国家财产的特殊地位,否定企业有独立的财产权,并受前苏联法学理论的影响,把所有权以外的物权看作是私有制的产物,否定物权理论。因此,除了所有权外,物权制度完全被废弃。第三,在计划体制下,从企业的原材料供应到产品的销售,从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到农产品的收购,从生产资料的供应到消费生活用品的分配,都纳入计划体制。虽然有关规范性文件上还保留合同的形式,但是合同只是落实和实现国家计划的工具,而非商品交换的法律形式。合同不再是当事人基于自愿而达成的协议,传统民法以契约自由为内涵的合同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主体、物权和合同是民法的三大基本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民法的三大基本制度已无以存在,民法体系也变得支离破碎。
  其次,从政治体制上看,“人治”代替了法治,法律虚无主义盛行,民法缺少生存的政治条件。
  法治与人治是两种完全对立的国家治理方略。法治强调的是通过法律来治理国家。在法治社会,法律是至高无上的,任何人都必须服从法律,不允许超法律的权力存在。人治强调的是依靠个人或少数人的意志治理国家。在人治社会,尽管也有法律,但掌权者可以置身于法律之外,凌驾于法律之上。健全的民事法律制度是法治的重要内容,只有实行法治,民法才有生存的条件。在建国初期的社会变革阶段,法治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尚能注重运用法律手段,摧毁封建或半封建的民事关系,以建立新的民事关系,因此民事立法也取得一定的成就。《土地改革法》、《婚姻法》等法律、法规的颁行在社会变革时期也确实发挥了巨大的规范作用。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法律虚无主义思潮开始蔓延,法治受到否定,人治因素不断滋长,并逐渐代替了法治,民事立法与国家的整个法制建设一样无以生存。50年代和60年代先后两次起草民法,最后均告流产,其直接的原因都是法治的破坏和法律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1954年开始的建国后第一次民法起草工作,由于对法治的否定而迫于流产。1958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的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90%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刘少奇在会上也说:“到底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基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法制的否定的讲话精神,中央政法小组于1958年12月20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提出,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已经没有必要制定民法。[10]1962年开始起草、历经两年完成的民法(试拟稿),也由于“四清”运动而再度流产。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无政府主义盛行,法律秩序荡然无存,所有立法活动完全停止,更谈不上民事立法。
  二、改革开放与民事立法的恢复
  (一)工作重点的转移与改革开放
  1978年12月,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中国从此迈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改革开放为我国民事立法的恢复创造了必要的政治经济条件。
  首先,经济体制改革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民事立法奠定了必要的经济条件。
  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决定将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为明确改革的方向,会议进一步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的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种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坚持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11]
  虽然改革之初并没有确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在改革者看来,改革不适应经济发展的管理体制(即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扩大工农业企业自主权,重视市场调节对计划经济的辅助作用,一定程度上允许商品经济的发展,却是明确的。早在1978年7月至9月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上,人们就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口号。[12]1979年3月,陈云在谈到计划和市场的问题时说,我国的计划制度中一个明确的缺点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他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必须有两个部分:(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让它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调节的部分)。”[13]11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时也指出“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14]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提出要“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15]改革的实践也证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始终是朝着商品经济的方向发展的。
  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性的进展。1977年,在万里的主持下,中共安徽省委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内容包括建立生产责任制、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等。1978年,四川省在赵紫阳的主持下,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改革的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内容包括开展多种经营、兴办社队企业、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其后,以土地承包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扩展到全国。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第一个中央1号文件[16]),肯定了包产到户等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社会主义性质。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提出改革农产品统一派购制度、大力帮助农村调整产业结构、进一步放宽山区林区政策、积极兴办交通事业、鼓励农民发展采矿和其他开发型事业、放活农村金融政策、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和商品经济的要求积极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制等发展农村经济的政策,在第一项政策中,明确规定从今年起,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按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订购和市场收购。”并特别强调“任何单位都不得向农民下达指令性生产计划。”从此,我国延续30多年的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基本取消,标志着我国农村进入商品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的。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确定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同年7月,国务院连续发布了《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规定》等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文件,要求各部门各地区选择少数企业进行扩权的试点。到1981年,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在全国国营工业企业中全面展开。198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进一步明确了企业在生产经营计划、产品销售、产品定价、物资选购、资金使用、资产处置、联合经营等方面的经营自主权。与扩大企业自主权相应的是,改革计划体制,逐渐减少指令性计划调整的范围,允许部分产品实行市场调节,企业在确保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自行安排增产国家建设和市场需要的产品;在产品销售方面,除国家特别规定不准自销者外企业可以自销;关于自销部分工业生产资料,企业可以在20%的幅度内自行定价;企业有权自行选择供货单位。以扩大企业自主权和计划体制改革为内容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其次,对人治的批判和法制目标的确立为民事立法恢复提供了政治条件。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讲话对我国的法制状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对法制工作提出具体的意见。他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他指出:“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作‘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因此他提出:“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他还指出:“现在立法的工作量大,人力很不够,因此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有的法规地方可以先试搞,然后经过总结提高,制定全国通行的法律。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不要等待‘成套设备’。总之,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17]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民主和法制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邓小平上述讲话的精神被写进三中全会公报,成为全党的共识。[18]对建国后三十年法制建设的反思,对人治的批判,使法制工作得到应有的重视,为民事立法的恢复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条件。
  (二)民事立法的恢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法制工作开始逐渐恢复,立法工作以崭新的姿态迎接着社会主义法制时代的到来。在民事立法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民事法律、法规,初步建立起各项民事法律制度,取得了较为突出的立法成就。
  1.企业法
  (1)国营企业法。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方针,国务院于1979年发布了《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规定》,1983年4月颁布了《国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条例包括十章84条,规定了企业的法人资格、企业的领导体制、企业的开办和关闭、企业的权限和责任、企业与主管单位、地方政府以及其他企业、企业与职工的关系。关于企业的法人地位,条例第8条规定:“企业是法人,厂长是法人代表。企业对国家规定由它经营管理的国有财产依法行使占有、使用和处分的权利,自主地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承担国家规定的责任,并能独立地在法院起诉和应诉。”关于企业的管理体制,条例第4条规定:“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第1款)“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第2款)“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实行党委集体领导、职工民主管理、厂长行政指挥的根本原则。”(第3款)关于企业的权限和责任,条例规定了企业在生产计划、物资选购、产品自销、产品定价、产品出口、资产处置、机构设置、员工录用、职工奖惩等方面的自主权(第3章)。例如,关于生产计划,条例规定“企业在保证完成企业主管单位下达的计划任务的前提下,如原材料、能源有保证,有权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和市场霈要,编制自己的生产经营补充计划,并报主管部门备案。”(第23条)关于物资选购和产品自销,条例规定:“企业在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许可的范围内,有权自行选购计划分配以外的物资。”(第25条)“企业按计划完成国家订购任务后,有权在国家规定范围内自销产品。”条例还规定,企业可以按照经济合理、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的原则,依自愿或按照国家有关领导机关的安排,与其他企事业单位实行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第13条)。
  (2)外资企业法。为了加快我国经济的恢复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对外开放的政策,提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19]为了加强对吸引外资的规范,1979年7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是我国第一部利用外资和规范企业的法律。1983年,国务院进而颁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设立、组织形式、注册资本、出资方式、管理体制等做了更为具体的规定。依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合营公司具有中国法人地位,受中国法律的保护和管辖;合营企业的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合营各方以各自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营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合营企业设董事会,董事会是合营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合营企业的一切重大问题;合营企业设经营管理机构(总经理制),负责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
  2.财产法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私有财产不仅在总量上大大减少而且在性质上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公民拥有的个人财产基本属于个人生活资料。这些个人生活资料主要来自公民个人的劳动,源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因而具有社会主义属性。[20]而且,经过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抄家”、“破四旧”等对私有财产的不法侵害,人们的财产法观念严重缺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法制的恢复,强化对财产的法律保护成为民事立法的重要任务。1982年《宪法》在宣布“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第12条)的同时,也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第13条);保护华侨、归侨和侨眷的合法权益(第50条)。与此同时,国家积极推行落实房产政策,将私有房屋社会主义改造中不适当加以改造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错误接管、侵占的私有房屋归还业主。[21]1983年,国务院颁布了《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1982年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发布《关于城市(镇)房地产产权、产籍管理暂行规定》,1984年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还发布了《关于外国人私有房屋管理的若干规定》,为私有房产提供了有利的法律保障。《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初保护私有财产最为重要的一部行政法规,共六章28条,重申了国家保护私有房屋所有权的原则(第3中小学减的负已经加到家长身上了条),对私有房屋的产权登记、买卖、租赁、代管等问题作了原则性规定。
  3.合同法
  合同是商品交换的法律形式。改革开放之初,在计划体制下,我国商品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促进了合同法律制度的恢复。例如,1979年,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颁布了《建筑安装合同试行条例》、《勘察设计合同试行条例》;同年,国家经委发布《关于管理经济合同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1980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颁布了《关于工商、农商企业经济合同基本条款的试行规定》;1981年,国家经委颁布《工矿产品合同试行条例》。1981年12月13日,五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了《经济合同法》,这是我国第一部合同法,它标志着我国合同法律制度进入了全面恢复的阶段。此后,国务院先后颁布或批准了《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条例》、《农副产品购销合同条例》、《加工承揽合同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条例》、《建设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条例》、《借款合同条例》、《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仓储保管合同实施细则》等合同法规,构建起我国经济合同法律体系。此外,全国人大于1985年还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以调整对外经济贸易往来的财产关系,形成了内外有别的合同法律制度。
  《经济合同法》是我国民事立法恢复时期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部重要法律。该法共七章57条,规定了经济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或解除、违约责任以及纠纷的解决等基本制度以及购销合同、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加工承揽合同、货物运输合同、供电合同、仓储保管合同、财产租赁合同、财产保险合同、技术合同等具体合同的基本规范。《经济合同法》确立了合同法的基本理念,包括(1)合同的订立必须贯彻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等价有偿的原则,任何一方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非法干预(第5条);(2)合同依法成立即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必须全面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第6条);(3)当事人由于过错不履行合同义务或不能完全履行合同义务,应承担违约责任(第32条)。这些合同法的基本理念充分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涉外经济合同法》由于其调整的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往来的经济关系,受国家计划的影响要小些,因此其内容更多地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例如,《经济合同法》中关于国家计划对经济合同的约束力的规定,在《涉外经济合同法》中则无;《经济合同法》禁止经济合同的转让,将转让合同定为违法行为,《涉外经济合同法》则允许合同的转让(第26条);《经济合同法》设有经济合同的行政管理制度,《涉外经济合同法》则无。总体而言,《涉外经济合同法》较多地反映了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民法理念,而较少国家对合同活动进行行政干预的内容。
  4.知识产权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科学技术知识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破坏的知识产权管理工作和立法也逐渐得以恢复和发展。
  (1)商标法。1978年9月,国务院成立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决定恢复商标管理工作。1979年4月,国务院批准的《关于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局长会议的报告》提出在商标管理方面,要“从速恢复统一注册制度”。同年10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发《关于恢复商标统一注册的具体手续和注意事项的通知》和《关于恢复全国商标统一注册工作的通知》。与此同时,商标法的立法工作也在进行,1982年8月23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通过了《商标法》。之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还颁布了《关于申请商标注册要求优先权的暂行规定》(1985年)、《商标印制管理暂行办法》(1985年)、《商标法实施细则》(1988年国务院批准修订)等法规、规章。我国的商标法律制度得到全面的恢复。
  (2)专利法。1978年3月,全国科技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论点,迎来了科技发展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我国关于鼓励发明创造的立法也开始了从发明奖励制度向专利制度与发明奖励制度并重的历史转变。1978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发明奖励条例》,1979年6月批准了《优质产品奖励条例》,同年11月颁发了《自然科学奖励条例》。1980年1月,国务院批准国家科委《关于在我国建立专利制度的请示报告》,决定实行专利制度,并批准成立中国专利局,正式启动专利法的起草工作。1984年3月12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4次会议通过了《专利法》。之后,1985年1月,国务院批准中国专利局发布了《专利法实施细则》,1985年9月又批准发布《专利代理暂行规定》。我国的专利法律制度得以全面建立。与此同时,我国还积极开展保护专利权的国际合作,1980年3月3日正式加入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984年12月19日加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
  (3)著作权法。相对于商标法和专利法,著作权的立法工作明显薄弱,但也取得一些成果。1977年10月,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发出《关于试行新闻出版稿酬及补贴办法的通知》,部分恢复了因“文革”而中断达10年之久的作品稿酬制度。此后,国家有关部门先后颁布了《关于书籍稿酬的暂行规定》(1980年)、《美术出版物的稿酬暂行办法》(1980年)、《关于故事片各类稿酬的规定》(1984年)、《书籍稿酬试行规定》(1984年)、《付给戏剧作者上演报酬的试行办法》(1985年)等文件,全面恢复了作品稿酬制度。1981年8月,国家出版局发出《关于维护出版社权利的通知》,1982年广播电视部发布了《录音录像制品管理暂行规定》,1984年6月文化部颁布了《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对作者和出版者的权利以及表演者的权利作了规定,为后来制定《著作权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5.婚姻法和继承法
  (1)婚姻法。从建国到改革开放之初的30年期间,我国社会经济生活各个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婚姻家庭领域也呈现出一些新的问题。1950年颁行的《婚姻法》已经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生活和婚姻家庭关系的变化。因此,在全面恢复法制工作以后,修订婚姻法,保护婚姻关系当事人各方的合法权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势在必行。1978年底,全国妇联会同最高法院等单位成立了婚姻法修改小组,1980年9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了新的《婚姻法》。新的《婚姻法》共五章37条,除了重申50年婚姻法的基本原则和行之有效的规定外,根据新时期婚姻家庭关系的变化,不少内容上做了必要的修改和补充,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婚姻家庭制度。例如,关于婚姻的基本原则,增加了保护老人权益和实行计划生育原则的内容(第2条);提高法定婚龄,规定男22周岁、女20周岁,并提倡“晚婚、晚育”(第5条);废止中表婚,明令禁止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结婚(第6条);将婚姻法调整的婚姻家庭关系范围扩大到祖父母、外祖父母和孙子女、外孙子女之间的关系以及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第22条、第23条);增加了离婚标准的规定,将“感情破裂”定为离婚的标准(第25条);确定了夫妻财产制的原则,除特别约定外,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双方共同共有(第13条)。
  (2)继承法。直至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法律关于继承的规定,仅有《婚姻法》中关于夫妻之间和父母子女之间相互有遗产继承权的内容,[22]有关财产继承纠纷的处理主要依靠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和其他有关部门的文件。例如,最高法院1979年《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和1984年《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都对财产继承问题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为人民法院审理和解决财产继承纠纷提供依据。1979年恢复民法起草工作后,由于继承法部分相对成熟些,1984年形成了继承法草案并印发征求意见,1985年1月提交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步审议,同年4月10日六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了《继承法》。《继承法》共五章37条,规定了财产继承的原则、遗产的范围、继承权的取得、行使和消灭、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遗产分配的原则、代位继承、遗嘱、遗嘱继承、遗赠、遗产的处理等内容。1985年9月,最高法院做出《关于贯彻执行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司法解释。至此,我国财产继承法律制度得以建立。
  (三)小结
  应当肯定的是,改革开放之初的短短几年时间里,我国颁行了《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婚姻法》、《继承法》、《商标法》、《专利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以及《国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等一批民事法律、法规,在民法的多数领域初步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为今后的民事立法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且,在上述民事法律和法规中,主体地位平等、民事权利受法律保护、民事活动应当遵守自愿原则等民法的理念得到初步的确立,为公民、法人进行民事活动和法院处理民事纠纷提供了基本的准则;外资企业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突破了计划体制下国营企业的模式,为企业法人制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国营企业的法人地位在民法中得以确认,基本确定了此后运用法人制度重塑国有企业的思路;实现了对发明创造采取奖励制度和专利制度并重的历史转变,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法律的保障。
  但是,在改革之初,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尚未明确,计划经济体制仍占着主导的地位,商品经济的发展还很有限,因此这一时期的民事立法虽然也有反映商品经济要求的内容,但未能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许多法律保留着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其典型莫过于经济合同制度。《经济合同法》明确规定了国家计划对经济合同的约束力。首先,经济合同的订立必须符合国家计划的要求(第4条),违反国家计划的合同被认定为无效合同(第7条);其次,国家计划的修改或取消构成经济合同变更或解除的法定事由(第27条);其三,为了确保国家计划的实现,严令禁止经济合同的转让,将倒卖经济合同或利用经济合同买空卖空、转包渔利等商业行为界定为违法行为(第53条);第四,《经济合同法》还确立了经济合同的行政管理制度,赋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等行政机关对经济合同的监督检查职能(第51条),赋予银行通过信贷和结算管理监督经济合同履行的职责(第52条),反映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具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
  由于在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我国的民事立法基本上是在一个空白的基础上展开,亦无成例可循;而且,由于经济体制改革本身存在着诸多不确定的因素,因此在改革之初的民事立法问题上,逐渐形成了“宜粗不宜细”和“条件成熟论”两种立法指导思想。所谓“宜粗不宜细”,是指法律不宜规定的太细,可以粗些、原则些。所谓“条件成熟论”,是指由于改革本身具有不确定的因素,因此立法上应当考虑条件是否成熟,成熟的先规定,不成熟的不规定。王汉斌在谈到这一时期的民事立法问题时指出由于民法牵涉范围很广泛,很复杂,经济体制改革刚开始,我们还缺乏经验,制定民法典的条件还不成熟,只好先将那些急需的、比较成熟的部分,制定单行法。”[23]受这种立法的指导思想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初的民事立法存在着两点明显的不足:
  第一,民事立法显得凌乱、松散,未能形成一个相对健全的法律体系。虽然在企业法、合同法、财产法、婚姻法、继承法以及专利、商标等民法的基本领域,都有单行法,但在物权、著作权这些领域并无专门的法律。而且,已经颁布的各单行法所涉及的自然人、法人、法律行为、民事权利、民事责任等民法中更为基础性的法律问题,立法上仍属空白。
  第二,已经颁布的法律,其内容也大多过于原则,有的明显存在缺漏现象,这就大大降低了法律的规范作用。以合同法为例,《经济合同法》内容包括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合同的订立、履行、违约责任、合同管理、纠纷解决以及购销合同等十种具体合同,总条文只有57条。其中有关每种具体合同的规定不过2个条文,一条规定其应具备的条款以及订立问题,一条规定其违约责任。这样,经济合同的规范不得不依靠后来国务院以及有关部门制定的相关合同的条例、细则。而且,《经济合同法》和《涉外经济合同法》对于合同订立中的要约和承诺规则、缔约过失、涉及第三人的合同、债的保全等,基本上没有规定。合同法如此,继承法、婚姻法等也或多或少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三、有计划商品经济目标的确立与民事立法的发展
  (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目标的确立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初,商品经济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并没有被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来认识。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究竟是商品经济还是计划经济,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在决策者内部都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应当是商品经济。例如,何伟指出:“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他还指出“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时,不能同时废除商品经济,不能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就像不能把货币和资本等同一样。”[24]他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可以划分为商品社会主义和产品社会主义两大阶段。商品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低级阶段,是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家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经的阶段。”[25]有些经济学家不同意“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提法,仍然强调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例如,著名的党内理论家胡乔木认为在我国,尽管还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是决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如果做这样的概括……就势必模糊有计划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界限,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26]有一些经济学家则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是从不同方面共同反映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如同生产资料所有制和按劳分配一样,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可缺少的基本特征”。[27]
  随着改革的发展和理论探讨的深入,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逐渐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中共十二大确立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原则,允许对部分产品不作计划,实行市场调节,并提出“今后,要继续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但在市场调节的范围内实行商品经济是明确的。198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给予了进一步的肯定。《决定》指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决定》还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28]
  《决定》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述,理论上突破了将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经济属性,围绕着社会主义经济本质属性的争论也暂时告一段落。而且,《决定》关于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目标的提出,也确定了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此后,随着我国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环节的各项改革事业的深入和发展,我国商品经济呈现出较大的发展趋势。
  (二)我国民事立法的发展
  有计划商品经济目标的确立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我国民事立法的发展。
  1.《民法通则
  改革开放之初,法制恢复时期,我国重新启动民法典的起草工作。1979年11月,法制工作委员会成立民法起草小组,开始起草民法。至1982年5月,先后草拟了四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29]由于当时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不久,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全面开展,整个社会经济体制尚未定型,而且民法又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立法难度大,因此人们认为,制定一部完整的民法典的客观条件还不成熟。有鉴于此,法制工作委员会决定采取“零售”的方针,先制定单行法,暂不考虑制定民法典。根据这一原则,在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继承法、专利法、商标法等单行民事法律颁行的同时,法制工作委员会会同最高法院和一些法律专家经过反复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在民法草案(第四稿)的基础上,于1985年11月形成了《民法通则草案》。1986年4月12日,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民法通则会让它误以为那是爱情》。《民法通则》共计9章156条,规定了民法的基本原则、公民(自然人)、法人、民事法律行为、代理、民事权利(包括所有权以及相关的财产权、债权、知识产权、人身权)、民事责任、诉讼时效等民法基本制度和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为了更好的实施《民法通则》,最高法院于1988年发布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计200条。
  《民法通则》的颁行是我国民事立法进程中的一个界碑,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民法通则》的颁布从立法上解决了多年来学界围绕着民法调整对象而展开的争论。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由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改革的目标尚未明确,法学界围绕着民法的调整对象以及民法与经济法在调整对象问题上的关系,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讨论,形成了各种各样关于民法和经济法调整对象的不同理论主张。[30]由于经济法学界引进苏联学者拉普捷夫的“纵横关系说”,主张经济法调整的对象包括纵向的经济关系和横向的经济关系,因而与民法学界所主张的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产生了严重的冲突。1986年《民法通则》的颁布从立法上结束了这一关于民法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论争。《民法通则》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和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的王汉斌,1986年4月2日在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做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草案的说明》,他指出:“民法主要调整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即横向的财产、经济关系。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国家和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内部等纵向经济关系或行政管理关系,主要由经济法、行政法调整,民法基本上不作规定。”这就从立法上基本划清了法学界多年来关于民法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论争,也为此后的民事立法确定了基本的方向。
  其次,《民法通则》的体系构建以民事权利为中心,体现了民法的权利本位理念。民法为权利法,民法应以充分确认和保障权利为己任,以权利为中心构建法律之体系,已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之通说。然而,在80年代初,学界对民法的权利本位理念的态度是不明朗的。其时关于民法的本质,人们习惯于从传统的社会主义法学观点出发,即从法律与经济基础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以及法律与政治、思想、文化、道德等上层建筑的相互制约关系,揭示民法的本质。[31]然而,《民法通则》不论是在体系构建上还是在关于民法基本原则的规定上,都体现了权利本位的理念。在体系构建上,《民法通则》的章节安排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以民事权利为中心的法律体系,它规定了权利的享有者(第2章“公民”、第3章“法人”)、权利的取得(第4章“民事法律行为与代理”)、权利的具体类型(第5章“民事权利”,包括所有权等财产权、债权、知识产权、人身权),权利的救济和保障(第6章“民事责任”)。在民法基本原则问题上,传统的社会主义民法理念基于维护公有制的需要,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我国1982年《宪法》第12条也规定了这一原则。《民法通则》颁布之前起草的四稿民法草案,在“基本原则”一章中对此也有不同形式的规定。[32]《民法通则》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这一传统的观念,虽然通则也规定了“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第73条),但是在“民事权利”中,而不是在“基本原则”中。在“基本原则”一章中,规定的是“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第5条)。在民法基本原则的层面上,《民法通则》的规定初步体现了民事权益平等保护的原则和私有财产权益同样神圣的新观念。
  再次,《民法通则》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民事立法开始走向体系化。民事立法恢复以后,我们制定了一批民事单行法,这些单行法只是对某一领域的民事制度的规定,无法构成一个相对健全的法律体系,有关民事法各个领域所涉及的一些共同性的问题,则缺乏必要的规定。因此,在适用法律上,不可避免地出现当涉及到类似法人、法律行为、代理、诉讼时效这样一些民法的基本法律问题时,无法可依的情况。《民法通则》的颁布,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民事立法中的这一问题。《民法通则》第一章规定了民法的调整对象(第2条),民法的基本原则(主体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权利神圣、社会公共利益等,第3~7条),民法的效力(第8条);第二章规定了公民(自然人)制度;第三章规定了法人制度;第四章规定了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和代理制度;第五章规定了财产权、债权、知识产权和人身权等具体民事权利;第六章规定了民事责任制度(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第八章规定了诉讼时效制度;第九章规定了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应属国际私法)。由于《民法通则》的颁布,我国民事立法进入了体系化的阶段,形成了以《民法通则》为核心包括《经济合同法》、《婚姻法》、《继承法》、《涉外经济合同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单行法的相对完整的民事法律体系。
  2.企业法
  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是国有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对于国有企业改革,《决定》提出了“两权分离”的基本思路。《决定》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社会主义的实践,所有权同经营权是可以适当分开的。”要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决定》还提出,国家要实行政企职责分开,简政放权;企业要建立以承包为主的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
  根据《决定》确定的企业改革思路,1986年《民法通则》规定了企业法人制度,明定了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法人地位(第41条),并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对国家授权它经营管理的财产依法享有经营权”(第82条)。同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12月发布《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决定》。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这是一部充分反映这一时期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思路的法律。该法第2条第2款规定:“企业的财产属于全民所有,国家依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授予企业经营管理。企业对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依法处分的权利。”该法第三章“企业的权利和义务”,进而对企业在生产计划、产品自销、产品价格、对外合作等方面的经营自主权作了规定,以法的形式对经营权作了界定。第四章规定了厂长的责权利,明确了厂长在企业生产经营组织中的中心地位。第六章规定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明确了政府有关部门应按照“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目标,为企业提供服务,并依法对企业进行监督和管理。为了落实企业经营权,国务院于1992年7月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进一步规定了国有企业享有的14项经营权。
  根据《决定》关于建立以承包为主的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的精神,国务院于1988年2月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7月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小型工业企业租赁经营暂行条例》。为了规范股份制改革试点工作,国家体改委于1992年5月制定了《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和《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
  除了上述国有企业立法外,在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方面,也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国务院1990年发布的《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1991年发布的《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1988年发布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1986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外资企业法》,1988年通过了《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至此,形成了包括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富有特色的企业法体系。
  3.财产法
  这一时期有关财产的民事立法主要是围绕着土地制度改革而展开的。我国土地公有制确立之后,形成了与计划经济体制相应的以行政管理为主要特征的土地制度。这种土地制度的特点:一是将土地长期排除在商品之外,法律禁止土地的任何商品化交易。即使进入改革开放初期,也是如此。1982年《宪法》第10条第4款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1986年《民法通则》第80条第3款也规定土地不得买卖、出租、抵押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1986年6月的《土地管理法》第2条重申了这一原则;二是国家对企事业单位用地,采取的是单一的行政手段进行划拨和调剂,实行无偿和无限期使用。这种土地使用制度致使不少用地者往往多征少用、征而不用,造成了我国土地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和严重浪费。[33]
  然而,商品经济从体制改革一开始就渗入到土地制度领域,冲击著旧的土地制度。依《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5条规定,场地使用权可以作为中方的投资,未作为中方的投资的,合营企业应向中国政府缴纳使用费。外商投资企业的“场地使用权”使土地具有了商品的意义。[34]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农户通过与集体经济组织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而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也使得土地具有一定的商品性。1987年4月,国务院第一次提出了“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的政策,责成国家土地管理局等部门研究制定,并同意国务院特区办关于在天津、上海、广州、深圳四市开展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改革试点的建议。[35]1987年11月,中共十三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建立包括房地产市场在内的社会主义的市场体系。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该修正案第2条规定将宪法第10条第4款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同年12月,按照宪法修正案的规定,通过了修改后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和“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商品化的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从此建立起来。
  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确立,促进了以规范和保护土地使用权为主要内容的财产立法。虽然1986年的《民法通则》和《土地管理法》仍禁止任何形式的土地交易,但对于以土地的使用、收益为内容的土地使用权,已经有相应的规定。[36]1990年,国务院发布了《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和《外商投资开发经营成片土地暂行管理办法》。《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共8章54条,规定了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转让、出租、抵押以及划拨土地使用权等内容。依据《暂行条例》的规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可依有偿出让和行政划拨两种方式取得,依出让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属于有偿取得,土地使用者应向国家支付土地出让金;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年限因土地用途不同而有区别,最高为70年;出让方式包括协议、招标和拍卖;在使用年限内,土地使用者可以依法转让出让土地的使用权,可以将土地使用权出租,可以设立抵押。依行政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属于无偿取得,也无使用年限的规定,但除了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外,土地使用者不得将划拨土地出租、抵押或转让;政府也可以因城市建设发展的要求,无偿收回土地。与以往的土地使用不同,实行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后,土地使用权成为一项独立的财产权。[37]
  4.合同法
  这一时期合同立法的主要成果是《技术合同法》的颁行。技术合同原作为经济合同的一种而规定于《经济合同法》,但《经济合同法》的规定很笼统。1985年,中共中央做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加快技术市场的发展,《经济合同法》的规定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技术合同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制定的。该法于1987年6月23日经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同年11月1日起实施。《技术合同法》共7章55条,规定了技术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解除、违约责任、纠纷的解决以及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具体合同。1989年,国务院批准、国家科委发布《技术合同法实施条例》,计134条,对技术合同的有关问题做了更具体的规定。
  《技术合同法》的颁布,连同此前颁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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