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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当代美国犯罪问题和刑事司法制度探析
【作者】 (美)弗兰克·莫恩 刘艺工 任尔昕
【作者单位】 美国伊利诺斯州州立大学 兰州大学法律系 甘肃政法学院经济法系
【分类】 比较法【期刊年份】 1998年
【期号】 4【页码】 44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83796    
  无论自然犯罪还是惩治它的机构——被统称为“刑事司法制度”——两者都反映着它所代表的文化和国家。这篇有关美国犯罪和刑事司法制度的文章就是试图反映美国和美国文化的特征的。我通过玻璃镜作为一个比喻,去考察反映该社会思想的犯罪和刑事司法制度。[1]有的时候,我们必须仔细而谨慎地观察,因为镜子的反射可能是灰暗的和模糊不清的。此外,这种有关我们自身的反映可能是违背事实的。因此,我认为我们照镜子也是盲目的。我深切感到,这些考察也可以适用于其他国家的犯罪问题和刑事司法制度。
  一、犯罪
  (一)犯罪状况:一面为公众所知的镜子
  美国以犯罪问题闻名于世,这实际上是说美国存在着大量的犯罪。这是美国社会广泛开放性的一种反映,它与其他国家的情况不同。例如,许多年来,前苏联的犯罪统计一直是国家的机密。前苏联当然存在着犯罪,只不过不向公众公开罢了。美国的犯罪向公众和世界公开至少有以下几种途径:
  首先,美国有一种《统一犯罪报告》,这是官方所做的犯罪统计。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警署必须定期就称之为“指数犯罪”的某些犯罪的实际情况向联邦调查局汇报。报告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重罪,包括杀人、强奸、抢劫、严重恐吓、盗窃财物、盗车和纵火。第二部分是一些比较轻微的犯罪,包括一般恐吓、伪造证券、欺诈、挪用公款、接受赃物、破坏公共设施、非法持枪、卖淫、吸毒、赌博、酒后驾车、家庭暴力、当众酗酒、行为不检点、寻衅滋事等等。这些资料不仅要让公众知道,也要求警察能够恪尽职守,这是美国民主和法治的一种体现。高犯罪率表明警察机关在犯罪行为挑战面前的无能,因此警察机关应公开接受批评。犯罪率下降则表明警察提高了办案技能,加强了执法力度。
  第二,美国的新闻媒体是自由和公开的。几乎从美国建国开始,新闻媒体就注重报道轰动事件和人们感兴趣的事件。某些早期的著名记者,如埃得加·波(Edbar Poe)、爱德华·克拉普斯(Edward Crapsey)、林肯·斯提芬(Lincoln steffens)等是比警察更优秀的警探。今天,国家和地方的新闻广播和报刊对于犯罪更是进行了过度的渲染。试想,谁能说出围绕O.J.辛普森案件,新闻媒体所作的有关公众对犯罪和刑事司法程序反应的报道到底产生了多大的作用。在美国社会,第一条宪法修正案就是有关保障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其目的之一是希望美国和世界公众能够认识美国的犯罪。娱乐媒体也提供了真实深刻的犯罪问题的资料。世界各地以前放映的有关美国犯罪的电影和电视正如美国滑稽室里的哈哈镜一样,尽管形象生动但都是对现实的极大歪曲。我的观点是,在任何自由和开放的国家,有关犯罪的状况和其他社会问题都应该为公众所知。因此,公众对犯罪问题的了解是美国社会开放性的一种反映。
  美国社会的开放性有三种反映:第一,美国因为其社会充满犯罪而闻名世界。当然,这在某些方面是真实的。但是世界上其他国家也许有着和美国一样多的犯罪,只是由于其社会是封闭的,因此其犯罪不被世人所知而已。第二,犯罪在美国已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本世纪60年代以来,所有当选总统和国会议员都视犯罪为主要问题。第三,如此广泛的犯罪知识影响了个人的行为。我们必须认识到,“犯罪实际”和“犯罪恐惧”是不同的。犯罪实际是某人必须有实施犯罪的直接经验。在美国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有这种经验。通常,老年白人与犯罪无关,其他白人也很少有这种经历。但少数民族,特别是年轻的黑人男性,占了罪犯中的大多数,或者是犯罪的直接受害者。黑人占美国人口的12%,但在监狱中服刑的黑人犯人却占了50%以上,黑人也是大多数杀人案的受害者。犯罪恐惧是指某些人极想实施犯罪,但实际上从未实施过。不仅如此,这些人的行为和生活方式的改变都是以害怕成为受害者为基础的。关于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市郊迁徙运动或“白人迁徙运动。”本世纪30至50年代,大多数城市美国人居住在市中心,60年代及其后,大多数在跑到郊区去住。这样做的结果是,他们实际上把城市变得贫穷。没有中产阶级的经济基础,社会状况就会恶化,城市就会变成更加危险的地方。有一种称之为“打破窗玻璃”(the broken window glass)的理论,这是一种典型的中产阶级观点——如果美国的确是一个中产阶级社会——这表明美国城市地区的犯罪状况可以由已被打破但尚未修复的窗户的多少来决定。许多人都畏惧犯罪,这反而使遗留下来的犯罪问题更加严峻。
  (二)、犯罪作为一面镜子的实质
  犯罪反映美国文化的另一种重要方式是其性质在不断地变化。尽管街头暴力犯罪——这个问题下面还要谈到——仍然是一个问题,但还有一些新出现的犯罪,这反映着美国社会性质的变化。例如:
  第一,白领犯罪。这概念是埃德文·苏斯兰(Edwin Sutherland)于1939年最早提出的。进入90年代,白领犯罪一直呈上升趋势。所谓白领犯罪是指某人利用职务或技术手段,在正式的商业交易中以权谋私,实施犯罪。它包括挪用公款、贿赂、政治腐败、价格垄断、盗用公私财物、逃避公司税和洗钱等。本世纪80年代的某些储蓄、贷款机构的丑闻实质上就是最大的白领犯罪之一。例如,查尔斯·基延(Charles Keating)的林肯储蓄及贷款协会破产,使纳税人250亿美元付诸东流。随着现代社会变得越来越商业化,此类犯罪不断增长,正如民间歌手及社会评论家乌迪·古斯里(Woody Guthrie)所唱的“更多的钱从笔尖下被盗走,而不是在枪口下被抢去。”
  第二,高科技犯罪在不断增长。计算机犯罪——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手段实施的犯罪——随着美国社会电脑的不断增长而增长。电脑可用于盗窃金钱,电脑入侵者案件从1990年的不足100起增长到1994年的2000多起。大公司还可能受到计算机病毒的威胁,病毒可导致计算机中重要的个人和商业文件遭到完全破坏。哎哟不错哦
  第三,女性参与的犯罪在不断增长。从历史上看,妇女往往是犯罪的相反方面,即她们大多数是受害者。当然在其他方面,她们也会因作为妓女卖淫、实施性犯罪而被拘捕。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反映出美国人对性问题的态度。她们因提供非法性服务而被拘捕,而男性嫖客则不负任何责任。1970—1994年间,男性犯罪增长了80%,在同一时期,女性犯罪则增长了163%,绝大多数下层妇女犯罪与吸毒和酗酒有关。然而,妇女的经济犯罪也在不断增长。例如,1970—1990年间,妇女因盗用公款被拘捕增长了160%多。这一资料反映了两种情况:首先,妇女在过去的20年里获得了更多的经济机会,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诱惑。第二,过去妇女是刑事司法制度严格保护的对象,根据刑事司法制度的术语——她们是与这一制度无关的。而现在,妇女同男人一样可以被逮捕、起诉和判刑,这在以前是不多见的。但某些女性犯罪从其他方面——常常是相互冲突的方面——反映着美国的观点和价值观。也许女性杀手可以对此作出很好的说明。
  一些记录在案的著名女性杀手警示着美国女性犯罪的出现。其中有一个叫沃尔诺斯(A.C.Wuorness)的女性,她因在搭便车旅行中将7名带她旅行的男子杀死而于1992年被拘捕,FBI将她戏称为“女性系列杀手的第一本教科书”,她已被判令坐电椅处死。但是,也许另两个女性杀手的结局可以更好地反映美国以往对女性杀手的矛盾态度。其中一名妇女名叫苏姗.斯密斯(Susan Smith),她因1995年淹死她的两孩子而被起诉。这种犯罪很有可能被判处死刑,但由于许多民众对这位中产阶级妇女的境遇流出了同情的眼泪,她最后在南卡罗莱纳州被判处终身监禁。很明显,很多美国人不愿意看到这样一名妇女被处死。但有些人可能会问,如果她被当作中性人来看待的话,这样做是否合适呢?另外,还有一个案件:塔克(K.F.Tucker)因其10年前杀人最近在得克萨斯州被处决。既使到了处决的时间,仍有着激烈的争论,这反映着美国人对死刑有着完全不同的观点。塔克的案件十分有意思,因为在监狱期间她已皈依了基督教,许多传统的基督教徒,对死刑问题以及塔克的命运都有着激烈的争论。
  第四,老年人犯罪或55岁以上人的犯罪呈上升趋势。在美国历史上,老年人犯罪一直占很小的比重,所谓“易犯罪年龄段”是指15至25岁。年龄越大,犯罪的企图就会越来越少。可是根据美国《统一犯罪报告》,被捕的老年人在1975—1994年间翻了一番,不过老年犯罪中暴力犯罪仍然较少,但与欺诈有关的老年人犯罪则增长了400%。很明显,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步入老年,也出现了大量的老年犯罪,这反映了美国社会犯罪老龄化的趋势。
  第五,仇恨型犯罪迅速增长。仇恨型犯罪是指因种族、宗教、性别、人种等方面的歧视而导致的犯罪,美国在这方面的犯罪已经有一个多世纪,但直到最近才制定出法律处理这些问题。从一个方面讲,这些犯罪反映了美国种族和人种的多样性。另一方面,这反映了美国白人因政府给少数民族以特别的待遇而感到不满。最近,另外一种仇恨型犯罪急速增长,这种犯罪来自某些人对联邦政府的仇恨。美国人有信仰自由权,但他们无权以卑劣的手段对付恶劣的行为。美国国内总是存在着一些恐怖分子。早期恐怖组织包括学生民主会组织“卫斯曼”(Weather—man),辛比奥尼斯(Symbionese)解放军,黑美洲狮,等等,都是左冀政治团体。但现在,某些组织对他们已取得的激进权力并不感到满足。三K党、新纳粹党、保税人党、光头党等,遍布全国各地。某些组织如白人爱国党已向所谓“犹太人控制的政府”(IOG)——即华盛顿政府宣战。该组织于1995年在俄克拉荷马州的俄克拉荷马市的市政大楼制造了爆炸事件,炸死了168人。
  美国的暴力犯罪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谋杀已成为不断困挠美国的严重问题。但谋杀也同时反映出某些有意思的现象。例如,大多数谋杀发生在朋友、亲属和熟人之间,而陌生人之间的谋杀则一直很少。因此,谋杀常常反映了人们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尽管人们经常呆在一起,但缺乏其他社会的和个人间的沟通,以减轻彼此间的紧张和压力。由于美国社会枪支的泛滥,使得这些杀人犯很容易得手。
  枪支——六发连射手枪——与国旗、秃鹰和苹果一样,同为美国的象征。历史上枪支被认为是美国人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最早的重要文献——宪法及其1791年第二条修正案中——公民持有和携带枪支的权利被规定为神圣不可侵犯。此后,无论是在理想还是在现实中,枪支都被视为美国向西部扩张的重要工具,某些人认为,美国的边疆拓荒经验——白人定居者在处理与恶劣的环境和土著印第安人的关系中——形成了暴力的特征,这种暴力场景仍不时在现代美国城市的街头上演。
  对于这种情况的反应自然是控制公民购买和拥有枪支,但这又使得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并再次反应了美国特有的价值观。某些尝试如布莱迪法(Brady law),该法是受到1981年针对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的预谋暗杀事件而制定的。但美国政治生活中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即利益集团起来反对枪支管制。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枪支泛滥导致的犯罪极具特色,它是美国文化及其价值观的反映。
  二、刑事司法制度
  (一)、概说
  狭义上的刑事司法体系是指处理犯罪行为和犯罪者的机构和制度,包括警察机关、刑法、法院以及犯罪矫正制度。简言之,它属于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广义上看,与政府地位平行的另外一些机构也对刑事司法体系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例如,立法机构——国会、州议会以及城市议会——制定有关犯罪的法律和惩罚制度,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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