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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关于我国企业集团发展战略中若干问题的法律分析
【英文标题】 Legal Anaylsis in Development of Business Group in Our Country
【作者】 王肃元 任尔昕【作者单位】 甘肃政法学院
【分类】 法律经济学【期刊年份】 1998年
【期号】 2【页码】 4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83773    
  
  企业集团理论是产业组织政策理论的重要内容。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深受“小而全”、“小而散”企业格局的困扰,因此政府产业组织政策的重点一直指向企业规模的扩大和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当前,面对国有企业改革所遇到的困境和海外跨国公司抢占我国市场的现实,“加快培育企业集团”更是成为我国产业政策的重中之重。通过企业之间的兼并、收购,组建航空母舰式的企业集团被决策界认为是提高国民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形成规模经济和提高市场竞争力的便捷之路备受推崇。我们认为这并没有错,但同时在经济发展与法治之间有须臾不可分离关系的今天,对我国企业集团发展战略中的若干问题从法律角度进行全面的分析、评论、观察,也是不无裨益的,这不仅可以规范企业集团,使其向法治化方向发展,而且有利于企业集团自身发展和我国企业集团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1]。
  一、企业集团发展的推进方式:政府直接干预、企业自组织、抑或产业催化
  在我国,以何种方式推进企业集团的发展,经济理论界对此有不同看法。政府干预论者通常认为通过政府直接干预组建企业集团应是我国企业集团发展的主要推进方式。其理由是:第一,因为我国从传统上讲是一个行政主导型国家,政府在经济事务中发挥着超乎寻常的作用,政府对企业集团化进程进行直接干预,可以达到便捷、高效的效果。第二,企业通过市场自发整合形成企业集团的前提是市场自动、迅速地筛选出有效的经济组织,而在这一过程中,竞争又扮演了重要角色,并且进程缓慢。在我国目前市场有序程度极低的条件下,完全靠市场演化形成企业集团不切实际,而这种缓慢的进程也是我们作为正面临国际竞争的发展中国家所无法接受的。企业主体论者则认为,通过企业自组织形成企业集团才是我国企业集团发展中的主要推进方式。因为,第一,由政府捏合的企业集团由于组建时缺乏较充分的信息,因此往往缺乏经济合理性。原因是,一个行业需要多少企业,各企业规模应为多大,这些问题很难不经过市场实践的检验就能得到回答。第二,参与兼并、收购的企业必须处于同一个政府管理之下,选择范围的狭窄导致了难以选择到合适的对象。第三,企业集团的组织费用极其高昂,由于人事管理的不同归口,企业间组织、职能的衔接将非常复杂,因而难以形成人员配置的真正优化。第四,政府作为经济学上的“经济人”,具有自私自利的特点,往往会把发展企业集团看作摆脱目前财政负担的方式,一味强调组织集团是要“优帮劣、强管弱、富扶贫”,把劣势、亏损、应淘汰的企业一并压到优势企业身上,而不考虑企业自身的发展战略和结构调整。结果可能会造成集团建立后竞争力和发展能力削弱甚至原优势企业被拖垮的现象。
  从法律上讲,企业是具有自己独立的人格、独立财产和独立的责任的经济组织,它不是政府的附庸,因此企业集团的发展中,政府对其干预应是非常有限的。但在我国目前,政府实际上是以行政管理者和资产所有者的双重身份出现的。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时,政府是一个管理者,它凭借公共权力,通过行政命令与财政收支维持正常的行政秩序;在行使资产所有者的权利时,政府又是一个资产所有人,代表国家享有对企业资产所有者的权利。因此,无论是通过政府直接干预还是企业自组织组建企业集团都有其法律上的依据:在政府直接干预的情况下,可视为政府在行使其作为企业资产所有者的权利,在政府未干预的情况下,可视为政府将本应由其享有的兼并、收购决定权委托给相关的兼并、收购企业行使。但这种牵强附会的分析并不能令人信服,原因是,政府同时作为行政管理者和资产所有者的现状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因为按照法学理论,资产所有权和行政管理权集于同一主体必然会产生腐败。在我国当前,这种两权集于政府一身的典型表现就是高度的行政垄断,行政垄断也是一种腐败,它导致了市场的地区和部门的分割,严重遏制了市场竞争。一方面,一些本有实施兼并、收购能力的优势企业,在政府急功近利和“鞭打快牛”式的政策下,被不断提高的经营指标和增加的社会摊派所困扰,无法实施自己的兼并、收购方案;另一方面,政府为摆脱财政负担,会进行一些“包办婚姻”式的兼并行为,把毫无希望、理应淘汰、破产的企业一并压到优势企业身上,结果是被兼并企业没有被救活,反而拖垮了优势企业。但这并不是说在没有政府干预、没有行政垄断的情况下,通过企业自组织形成的企业集团就会更好一些。事实上由于我国企业自组织能力普遍比较差,通过自组织形成的企业集团往往难以形成规模经济和达到“协同整合”的目的。尽管如此,我们认为企业自组织形成企业集团仍具有政府干预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因为企业自组织有效地排除了政府行政垄断,这不仅杜绝了政府在这一领域产生腐败的可能性,可以使企业按照市场要求和自身能力组建适合的企业集团,同时,使企业集团变成了真正的市场主体,这也是我国企业改革梦寐以求的目标。至于由于企业自组织能力差的问题,我们认为可以通过法律制度的创新来解决。
  具体来说,在我国企业集团发展中,企业之间的并购权应交由企业自己享有,政府应通过制定产业方面的法律、法规对企业的并购行为、企业的规模进行宏观调控,积极推动企业自组织力量参与企业集团化的进程。这种在经济学上被称为“产业催化”的企业集团发展的推进方式[2],从法律上分析,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第一,产业催化的前提是企业拥有自主权,这正是现代企业进入市场所必备的首要条件;第二,产业催化政策实质上是政府通过宏观调控手段对企业集团发展所进行的引导和规范,这种引导和规范大多是通过立法的方式完成的。如日本在五、六十年代就是通过颁布《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安全中小企业临时处理法》和《合并税额扣除制度》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对企业进行压力催化、利益催化和协调催化促使企业之间进行兼并和进一步集中的。第三,这种催化政策有助于政府行政管理职能和资产所有职能的分离,这在我国尤为重要。
  还有必要提到政府双重职能分离的问题。这一目标的最终实现要依赖于《国有资产法》的制定,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国有资产法》将政府作为行政管理者与国有资产管理者的双重职能、两种角色彻底分开,亦即将政府行为和经济行为分开。
  二、反垄断对象:垄断结构(企业集团)还是垄断行为(企业集团行为)北大法宝,版权所有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传统观念认为,经济政策的目的是推动和保护竞争,以竞争作为配置社会资源和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一种竞争的市场结构被认为是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而通过兼并组建企业集团则是被认为可迅速导致经济集中从而构成对社会市场经济和竞争秩序的重大威胁,因此企业之间的兼并被受到严格控制[3]。
  我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在我国除了政府的干预而形成的行政垄断之外,很少有真正的经济垄断存在,长期以来困扰和制约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是垄断,而是“小而全”、“小而散”的企业格局。因此,我国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不是反垄断问题,而是如何提倡和鼓励企业在自身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通过兼并、收购以扩大规模的问题。
  但这并不是说在我国目前就不需要反垄断。相反,由于近年来随着企业集团发展战略的实施,一些区域性、行业性的垄断组织已经开始形成。这些垄断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竞争秩序构成威胁,如果听任这种形式发展下去,势必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应不应该反垄断,而是应该怎样反。我们认为,在我国目前企业集团的规模还很小的时候提出“企业集团搞得不好要变成垄断,因此对企业集团的发展应持慎重态度”的观点[4],从而把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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