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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理论探索》
全面依法治国之“全面”阐释
【作者】 杨在平【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山西省委党校
【分类】 法律社会学
【中文关键词】 全面依法治国,法的中国化表达,法的主体性,法的作用
【文章编码】 1004-4175(2018)04-0107-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4
【页码】 107
【摘要】

阐释好“全面”,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性和前提性工作,是深刻领会和把握全面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全面依法治国之“全面”主要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遵循法治逻辑的全面展开,法的中国化表达的全面体现,法的主体性的全面建构,法的作用领域的全面覆盖和作用方式的全面体现。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1731    
  
  从党的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围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再到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全面依法治国”,“全面”已成为中国法治建设的关键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求把法治建设事业视为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统筹考虑法治建设的内部要素与外部要素,使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能够得到全面有效落实。”{1}为此,从法治建设的内部要素与外部因素两个方面深刻理解和把握“全面”,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一项基础性和前提性工作,是深刻领会和把握全面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遵循法治逻辑的全面展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的法治建设都开启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这一历史起点,从这一历史起点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遵循法治逻辑呈现出全面展开的态势。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遵循法治逻辑,是指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语境下,通过法治话语体系、制度体系和具体实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全面塑造的过程。
  (一)由“无法可依”向“法制”的历史性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的法治建设都开启于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特定历史节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是一个特定历史节点,是因为以这一重要历史时刻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遵循法治逻辑开启了自己的历史进程。正是通过这一历史进程,不但在时空格局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法治建设联结在一起,而且从内在结构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法治的关联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延伸,这种延伸首先经历的是由“无法可依”向“法制”的历史性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遵循法治逻辑由“无法可依”向“法制”的历史性转变,集中体现在这样四个方面:其一,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法制建设经历过艰难曲折的历史,其间,虽然有过颁行《五四宪法》的辉煌成就,但逐步走向法律虚无主义是基本趋势,“文革”期间,更是有过法制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得不到法律保护的惨痛教训。鉴于此,十一届三中全会选择法制是对过去历史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对过去一度时期特别是“文革”期间“无法可依”状态的历史回应,其目的是使国家恢复正常秩序。其二,从政治的角度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中国是一个民主遭到严重破坏的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选择法制就是为了给民主提供保障。正如全会所强调的那样,“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其三,从现实的角度看,十一届三中全会选择法制也是为了给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基本保障。改革开放是对中国社会特别是经济领域影响深远的重大变革,这样一场变革要想正常有序地进行下去,必须有法制提供保障。正因如此,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敏锐认识到法制对改革开放的保障作用,这主要体现在邓小平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重要思想中。如邓小平强调:“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3}404“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4}152其四,从法治的角度看,这一历史性转变遵循的是法治的基础逻辑,是一种“法制主导”的单线条逻辑,遵循这一逻辑,首先解决的是有法可依的问题。“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就是这种“法制主导”的单线条逻辑最直接的体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遵循法治逻辑经历“无法可依”向“法制”的转变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法治建设在起步阶段所面临问题的直接性、现实性和对法治认识的局限性所决定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法治建设所经历的必然环节。但与此同时,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可以得出,正是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就高度重视法制的作用,才不但走出了过去那种大起大落的“运动式”治理的误区,而且为中国法治建设遵循“路径依赖”逻辑逐步走向成长,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在正常秩序中稳步推进奠定了重要制度基础。
  (二)由“法制”向“法治”的历史性转变。以党的十五大的召开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遵循法治逻辑开启了由“法制”向“法治”转变的历史进程。党的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提了出来。强调“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5}党的十五大报告“以如此集中的篇幅反复强调‘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以党的代表大会这样的权威性来确认和突出‘法治’概念,这是非同寻常的,史无前例的”{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遵循法治逻辑由“法制”向“法治”的历史性转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法治建设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层面而言,随着法律向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的不断延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容量大大拓展,法治面相越发凸显,在质和量两个方面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了明显影响,从而使得社会主义第一次与法治保持如此紧密的关联;就法治层面而言,“法制”向“法治”的转变,至少有这样三重意义:一是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虽然经历过重视法制的历史,但也经历过法律虚无主义的历史,由于“法制”向“法治”的转变,明确了法律的权威性和主导性地位,从而彻底改变了这种法律虚无主义的命运。二是近代以来,中国虽然有过清末政权企图通过立宪、大量移植西方现代法律制度变法图强的努力,但是,因为受制于时代局限,不但变法没能成功,苦心经营的封建政权也在风雨飘摇中走向覆灭。由于“法制”向“法治”的转变,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作出的自觉选择,从而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由于实力不济、受制于人、被动选择的命运,真正走上了立足中国国情、遵循规律推进法治建设的正常道路。三是几千年的中国历史,统治阶级基本上遵循的是“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治理格局,在这种治理格局中,法律一直处于从属地位,发挥的是工具性作用。由于“法制”向“法治”的转变,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场深刻革命,从而彻底改变了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关于法的观念和国家治理的方式,进而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基本的路径选择。
  (三)由“法治”向“全面法治”的历史性转变。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决定》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遵循法治逻辑进入全面化阶段。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本质是事物的内部联系,是决定事物性质和发展趋向的东西,从本质层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抓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方面。《决定》中“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论断,不但从更高的站位揭示了法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从本质层面揭示了法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联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的重要论断,则是在深化对法治重要性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了法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关联。这意味着,“全面依法治国”已经成为衡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准,坚持和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就是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法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提升到如此紧密和重要的高度,反映出我们党对法治重要性认识的进一步升华。其二,《决定》关于“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的重要论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遵循法治逻辑推向最高法层面。众所周知,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首先要依宪治国”“首先要依宪执政”,就是对宪法最高法、根本法地位的宣示。然而,仅仅止步于此还不够。因为这样的认识,仍然局限于宪法的一般性价值,还没有揭示出宪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关联。事实上,回顾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我们完全可以得出,宪法变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长保持着高度的同步协调关系,宪法变迁的历史就是一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度融合的历史。迄今,经过五次修宪,宪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容量越来越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品质也越来越突出,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也越来越有了坚实的现实基础和明确的法治基础。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虽然是对宪法的局部修改,但就其实质内容而言,这些局部修改,关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党建等各个领域,是顺应新时代发展需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次无缝对接,这样的无缝对接,在最高法层面反映了全面依法治国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关联,使1982年宪法客观上成为一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就是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有了全面、彻底和系统的宪法和法律依据。其三,《决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论断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着重于从制度层面明确这一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则着重于从总体国家层面明确这一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的确立,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系统的法治特质,从而使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确的目标追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遵循法治逻辑由“法治”向“全面法治”的历史性转变,对于人类法治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追求法制现代化,虽然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驶入正途却是始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表明,中国法治的成长进步,来源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力量的支撑。就内部力量来说,中国的法治建设,始终注重把现代法治所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理念、价值、方法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致力于现代法治的本土化再造,从而走出了一条既符合法治发展规律、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发展道路,这样一条法治发展道路,在汲取人类法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人类法治文明作出了中国贡献。就外部力量来说,弱国没有法治,依法治国之所以能够走向全面,是由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在走向全面。中国法治建设不断取得进步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把推进法治建设与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使法治建设始终有比较坚实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社会基础,获得不断扩展的外力支撑,并得以有能力面向全人类展示。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遵循法治逻辑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是一个由现实不断接近理想的过程。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分两个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设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遵循法治逻辑向前推进提供了清晰的时间框架,更高水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更高水平的中国法治建设将在这一时间框架内得到展现。
  二、法的中国化表达的全面展现北大法宝
  法是什么,是阐释“全面依法治国”的逻辑起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的成长历程其实就是对法是什么持续追问的过程,这一过程,遵循法制-法治-全面法治的基本逻辑,为我们展示出一幅关于法的定义的历史图景。
  面对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立法基本上处于空白的现实,我们坚持“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7}136-137的原则,快速开启立法,进入了一个由立法主导中国法治的时代。通过大规模立法,不但实现了由无法可依到有法可依的转变,而且实现了由“宜粗不宜细”到“科学立法”的转变,直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
  立法的历史与人类文明的历史一样久远,但就当代中国而言,完全可以说,没有立法就没有法治,就没有中国法治建设的今天,立法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奠基工程。立法通常有两种命运:一种是法制的命运。在这种命运中,法律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格局中居于次要和从属的地位,中国历史上的法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法,直至其他所有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总体上就处于法制的命运;一种是法治的命运。在这种命运中,法律的作用和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格局中居于权威性主导地位,发挥着在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的引领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和我们党对法治建设规律把握的走向自觉,我们党对法的认识实现了由法制向法治的转变。由法制向法治转变的重要意义在于,彻底改写了法律在中国历史上的命运,彻底改写了法律在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的命运,彻底改写了几千年来我国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思维方式和实践路径,随着法治建设的向前延伸,这一转变的历史地位将更加彰显。
  由“法制之法”向“法治之法”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依法治国战略的提出,虽然使法的身份发生了变化,由“法制之法”变为“法治之法”,但是,法的范围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仍然局限于立法层面。真正扩展法的边界,使法的范围指向走向全面的,是党的十八大报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提出,更准确地讲,是《决定》有关法治的一系列重要论断,党的十九大报告“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的重要论断,则是对“法治之法”的更高概括。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作为一个统领性的概念是对法的中国化表达的一次彻底的、革命性的全面拓展。全面依法治国表明法治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地位的极端重要性。这样的地位,“迫切需要一个符合法治规律、传承法治文明、思想含量丰富的统领性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就是这样一个统领性概念。”作为一个统领性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在定义法的方面至少具备这样三方面的优势:其一,由于从治理的角度定义法,彻底实现了由“法律之法”向“治理之法”的转变,从而把法治诉求与中国社会广泛深刻的变革关联起来,使法的规范性、程序性、普遍性、明确性等一般性特征与治理的丰富性、实践性、自主性和创新性等要求相融合,从而为法治注入更多的中国元素,体现出更多中国特色。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具有充分的开放性。相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追求静态体系上的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以其充分的开放性追求动态体系的功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开放性既体现在向内面对法治的开放,通过向内开放,可以不断地丰富法治的内容;又体现在向外开放,通过面向全国、全世界、面向社会各领域的广泛开放,从而不断增强法治的实践品格。在向外开放方面,“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实现对外开放、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抓手,另一方面,这一倡议又面临着诸多通过国际条约、协定等相对固定的、程序化的国际法治制度无法破解的难题,破解这些难题需要通过双边、多边谈判,一案一例等灵活多样的方式,显然,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向外开放的体现。
  (二)把党内法规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法的中国化表达的一大创新和突破。党规和法律的关系问题,是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其他法治国家未曾遭遇的问题,也是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未曾遭遇的问题,与此同时,也是中国选择了法治道路后必须着力回答的基本命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关系到中国法治建设的道路和方向,而且是检验中国法治建设是否走向成熟的一项重要标准。我们党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同样经历了一个由“法律体系”标准到“法治体系”标准的转变过程。所谓法律体系标准,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指党领导立法;另一个层次是指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正如现行《宪法》所强调的:“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由于法律体系标准将党内法规排除在外,因此只为党员和党组织确立了公民行为标准。法律体系标准面临的问题在于,在依法治国背景下,党内政治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对党员和党组织具有规范约束作用的党内法规,因为只局限于党内生活的范围,所以难以明确其性质和地位。《决定》将党内法规体系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将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并列,从而在回答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关系问题上,实现了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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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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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江泽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求是,1997(18):2-23.

{6}王贵秀.十五大对法治概念的确认及其意义〔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1998(1):9-11.开弓没有回头箭

{7}邓小平文选(1975-198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8}张文显:更好发挥法治引领和规范作用〔N〕.北京日报,2018-01-08(13).

{9}姚建宗,候学宾.中国法治大跃进批判〔J〕.法律科学,2016(4):16-31.

{10}蒋立山.为什么有法律却没有秩序——中国转型时期的社会秩序分析〔J〕.法学杂志,2005(4):10-12+42.

{11}P.诺内特,P.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M〕.季卫东,张志铭,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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