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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论社会信用的刑事规制
【英文标题】 On the Criminal Regulation of Social Credit
【作者】 胡捷【作者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
【分类】 刑法学【中文关键词】 社会信用;刑事规制;现状和不足;完善
【英文关键词】 social credit;criminal regulation;current situation and defects;improvement
【文章编码】 1008-4355(2012)06-0097-05【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2年【期号】 6
【页码】 97
【摘要】

良好的信用是每个社会成员、企业和单位立足于社会的必要条件,是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前提。针对失信横行的现实,基于道德规范约束的失效和其他部门法调整的不足,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理应要加强对信用犯罪的规制。但如何有效规制,就不仅需要完善信用犯罪刑事立法,扩充实体罪名,降低入罪门槛,提高罚金刑执行到位率,搭建法律衔接平台,更重要的是,要加快社会征信系统建设,完善信用犯罪的预防体系,才能从根本上减少信用犯罪的发生。

【英文摘要】

Good credit is an essential condition for every citizen,enterprise and work units to keep a foot-hold in society,and it also is the precondition of developing economic society soundly. The present study focu-ses on the problems such as a lack of integrity and moral degradation,and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of regulating social credit by criminal judicature,exercising the criminal law’s defensive func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6261    
  信用,代表着一种秩序价值,良好的信用是每个社会成员、企业和单位立足于社会的必要条件,是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前提,而信用缺失,不仅会侵蚀民众利益,破坏市场和社会秩序,还会损害公平正义,妨碍社会文明进步。但目前无论是关乎民生的市场食品安全,还是政府公信力建设,各行各业都多少存在着诚信缺失、道德水准下降的问题,如何重建信用、规范秩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从刑事司法层面规制社会信用,发挥刑法的最后一道防线功能,应该说具备相当的现实必要性。
  一、刑事规制社会信用的必要性
  刑法具有谦抑性,要求刑罚手段不能过分干预私人的生活和自由,但基于社会生活中各类信用犯罪活动泛滥、道德约束弱化、其他部门法调整失效的现实,有必要在刑事领域中对信用犯罪进行更为严格的规制。
  (一)信用犯罪泛滥的现实考量
  信用犯罪,顾名思义,就是危害信用制度的犯罪,从现行立法内容看,包括诈骗类、伪造类、假冒伪劣类、背信类信用犯罪,信用犯罪的泛滥最为直观的反映就是刑事立案数量的增加,以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为例,2009年起诉信用犯罪类案件数量190宗,2011年则增长至245宗,并且涉及的罪名范围不断扩大,从2009年的18个罪名,逐年增长至2011年的24个罪名,有学者对当前社会的无信无序状态作了如下描述:“从普通人恶意透支,到一些官员言行不一道德败坏学历造假;从股市内幕交易,到会计事务所等中介机构‘蛇鼠同穴’;从为人师表的教授剽窃他人著作,到足球场上‘黑哨满天飞’”{1},说明我国的个人、企业、中介组织乃至政府,普遍存在着信用缺失问题。
  (二)道德规范约束的失效
  据笔者统计,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2009年至2011年起诉的1171名信用犯,约78%的被告人为非深户籍,表明了在邻里熟人关系基本消解的陌生城市,外来人口为了追逐经济利益,更容易突破道德底线铤而走险,从事坑蒙拐骗等信用犯罪活动,道德规范约束力下降甚至失效。另外,“道德是刑法的基础,刑法是道德的底限”{2},法律是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而道德主要靠社会舆论和自律来维持,道德规范手段具有的“天生软弱性”,注定了其在规范社会信用过程中,并不能占据主导性的地位,需要依托法律强制手段特别是刑罚手段的制裁。
  (三)部门法规制调整的不足
  民商法和行政法对于社会信用的保障是必不可少的,但其本身的局限性决定了其失信行为面前“力有不足”。比如,信用危机典型表现的恶意逃废债务行为,即是如此{3}。民法面对恶意逃废债务行为显得软弱无力,民事责任主要是一种财产责任,不具有人身惩罚性,因而缺乏足够的威慑力量。在行政法层面,恶意逃废债务还没有上升为一种行政违法行为,尤其是缺乏相应的行政责任跟进作保障{4}。因此,在面对恶意逃废债务行为问题上,民法和行政法显得捉襟见肘,难以达到有效威慑和遏制债务人恶意逃废债务的效果,为了强化法律对债权人利益及市场信用的维护,引入刑法规制危害甚大的恶意逃废债务行为,成为必然的选择。可见,加强刑事领域社会信用的保护,可以弥补民法与行政法的局限性,凸显了刑法的“最后手段”功能。
  (四)信用犯罪的实质危害性
  我国现行《刑法》虽没有明确把“信用制度”列为犯罪的客体,但诸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虚报注册资本、虚假出资、虚假破产等罪名,其实也包含着对信用制度的保护。另外,近5年来,我国陆续通过《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增设了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背信运用受托资产罪、恶意欠薪罪等罪名,也集中凸显了加强信用刑法保护的立法意图,换言之,信用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在立法层面上已逐步受到重视,可以说,信用犯罪一方面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另外一方面还直接损害了生命财产安全等其他法益,具有多层的社会危害性,刑事领域应加强对其打击和预防的力度。
  二、刑事规制社会信用的现状与不足
  现行《刑法》有不少条款涉及到社会信用的保护,但面对现实中信用缺失的种种新情况、新问题,立法层面仍显不足。从司法实践看,刑法对信用犯罪的规制也存在着执法困境。北大法宝,版权所有
  (一)我国信用犯罪刑事立法与司法现状
  我国信用犯罪的现代刑事立法,可追溯到1979年《刑法》,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刑法典,虽诞生于改革开放之初,但仍带有计划经济色彩,明显的表现就是规定了“投机倒把罪”这一口袋罪,如第117条规定了违反金融、外汇、金银、工商管理法规的投机倒把犯罪行为、第118条规定了走私投机倒把的犯罪行为,都意在严厉保护当时的计划供应信用秩序。1979年《刑法》关于信用犯罪的另一立法特点,就是条款稀疏规制面较窄,整部刑法典仅有11个条款涉及到信用犯罪,并且大多是伪造票据、证件类和诈骗类传统犯罪,几乎没有涉及妨害公司、企业管理秩序、破坏金融管理秩序、侵犯知识产权等新型信用犯罪,如仅在第127条规定了假冒注册商标罪,而侵犯著作权、专利权等其他知识产权的刑事违法行为,完全没有涉及,甚至现今引起强烈关注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犯罪行为,同样找不到相应的条款规定。总体而言,1979年《刑法》对信用制度的保护,虽契合了当时的计划经济立法背景,但具有相当的立法滞后性。
  随着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制假售假等信用违法行为开始猖獗起来,越来越多的信用违法行为因具备实质的社会危害性,逐步被纳入到刑法规制的范畴,对比1979年《刑法》,现行《刑法》至少有58个罪名涉及到信用犯罪,无论是罪名还是数量,都有大幅度的提升,虽然立法没有直接明确将信用制度列为犯罪客体,但现行《刑法》还是通过分散式立法模式,将信用制度保护与公司财产、企业管理制度、知识产权等其他法益结合起来,共同构成特定犯罪行为的复合客体,从而发挥其在信用秩序的保护功能,“我国刑法中对侵犯社会信用行为的规制在内容上还是比较丰富的,这些不同类型的罪名设置,对广泛保护社会信用,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市场经济和社会健康有序地发展,保护社会民生,无疑有着积极的作用”{5}。而在司法实务中,公检法机关也一直严厉打击信用犯罪,以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为例,2009至2011年受理的各类刑事案件共4737件7538人,其中信用类为620件1171人,分别占到13%和15%。但总体而言,当前刑事司法对信用犯罪的规制,侧重于刑事打击制裁,犯罪预防稍显不足,导致信用犯罪再犯现象较多。
  (二)我国信用犯罪刑事立法的不足
  大陆法系代表性国家德国、日本和英美法系代表性国家英国、美国,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历程相对较长,对信用犯罪的刑事立法较为完善,对比这些国家的刑事立法,可以发现我国现行信用犯罪的规制范围、立法模式、刑罚种类等方面都存在不足。
  1.规制范围不够宽泛
  为将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诈骗行为纳入到刑法评价范围,德日刑法规定了欺诈罪,英美刑法也有类似规定,但我国现行《刑法》却规定诈骗行为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于“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诈骗行为不进行评价,不动用刑罚手段规制;另外,通过合法诉讼形式的外衣进行非法公私财物占有的行为,即诉讼诈骗,因诉讼诈骗的对方是法院而不是被害人,且被害人系慑于法院的威严而被迫交出其财物,根据我国现行刑法规定,不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适用刑罚将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实践中往往对诉讼诈骗者,只是适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予以制裁,这严重损害了诚实信用原则和司法的公信力,而在德日刑法中,诉讼欺诈属于三角诈骗的一种表现形式,通说和判例都主张诉讼诈骗成立诈骗罪;还有,日本《刑法》明确规定了侵犯他人信用的犯罪,注重保护自然人、法人(包括非法人组织)这一具有人格和潜在财产属性的权益,但我国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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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吴亮.重建信用中国[J].新华文摘,2002,(3):53.

{2}储槐植.美国刑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2.

{3}汪维才论恶意逃废债务行为的犯罪化[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1):91.

{4}罗开卷.市场信用的刑法保护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8:39.

{5}邱灵论侵犯社会信用行为的刑法规制[J].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11,(1):3.

{6}苏海健.论我国行政刑法的立法不足与完善[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8,(3):43.

{7}张明楷.行政刑法辨析[J].中国社会科学,1995,(6):95-96.

{8}杨继诗,潘伟.罚金刑执行难及对策思考[EB/OL].(2012-04-18)[2012-08-30].http://www. gy.yn. gov. cn/Article/spyf/dyg20l0/zwxd/201104/22541. html.

{9}王尊权,孙渝.财产刑执行不力原因[N].人民法院报,2009-04-26(08)

{10}张明楷.关于增设背信罪的探讨[J].中国法学,1997.(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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