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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教育研究》
论法科研究生理论素养的培养
【英文标题】 The Cultiv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Preparations of Masters of Laws
【作者】 魏胜强【作者单位】 郑州大学{教授}
【分类】 法律教育【中文关键词】 法科;研究生;理论素养;培养
【英文关键词】 law majors;postgraduates;theoretical preparation;cultivation
【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1(第十四卷)
【页码】 127
【摘要】

我国当前法科研究生理论素养不高在培养机制方面的原因是:对培养目标的模糊认识导致培养单位不注重培养研究生的理论素养,对不同学科的机械划分导致应用法学的研究生缺乏基本的理论修养,对学术研究的功利目的导致培养研究生的理论素养演化为个人行为,对研究生各种压力的认同导致培养研究生的理论素养成为奢侈要求。培养法科研究生的理论素养,需要从多方面入手,建立和完善培养机制。

【英文摘要】

In the present time,the inabilities of masters of laws can be traced the following reasons:lack of the cultivation goals,lack of attention on the theoretical preparations and the rough categorization of different subjects which leads to the lack of theoretical preparations. The goal of hunting for profits brings about the alienation between the students and the cultivation purpose. The pressure of the cultivation causes the theoretical preparations become a pipe dream.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the cultiv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preparations should start from various angles and construct a well-rounded cultivation mechanism.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5843    
  
  当前堪称我国法科研究生教育的蓬勃发展时期,研究生培养单位越来越多,研究生培养规模越来越大,培养的层次和类型越来越新,各类考生考取法科研究生的难度越来越小。由此带来的结果是,这种粗放式的发展导致法科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越来越低。博士教育硕士化,硕士教育本科化,似乎成了当前法科研究生教育的生动写照。对法科研究生培养质量不高的状况,许多教育工作者将其归咎于研究生教育泛滥,生源质量逐渐下降等。这种原因确实存在,但它不应该对法科研究生培养质量不高负过大的责任。因为研究生培养单位的任务是把所招收的研究生培养成为合格的硕士或者博士,它们的培养环节、培养机制、培养方式对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影响更大。当前法科研究生培养质量不高,也跟培养单位教育资源的增长赶不上研究生教育规模的膨胀有关。但是,培养单位在培养机制中的不足是更为直接的原因。这些不足中,比较具有普遍性的是不注重培养研究生的理论素养,以致当前的法科研究生在学习的内容、阅读的兴趣、关注的问题、思维的方式、就业的选择等方面,越来越接近本科生,而没有多少“研究”的特点,甚至一些法科研究生特别是跨专业考人的法科研究生,在专业领域还比不上中等程度的法学本科生。理论素养的高低,是研究生与本科生较为显著的区别,然而这一区别正在淡化。除了本科生的理论素养不断提高外,主要原因应当是研究生理论素养的下降。
  一、当前法科研究生理论素养不高在培养机制方面的主要原因
  当前法科研究生的理论素养不高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不但很多研究生对法学的基本概念、原理认识不清,而且相当一部分研究生写不出像样的学术论文,有些研究生甚至一谈到理论就头疼。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除了研究生个人的兴趣爱好、外界利益的影响等因素外,培养单位的培养机制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当前法科研究生理论素养不高,在培养机制方面的原因主要有四点。
  (一)对培养目标的模糊认识导致培养单位不注重培养研究生的理论素养
  自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恢复研究生教育初期,各个研究生培养单位关于法科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尽管表述不一,但基本上被定位为“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系统的法律专业知识,能够胜任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学研究工作,并且能够熟练运用一门外语的高层次专业人才”。这样的培养目标有点空洞,但基本上是培养学术研究型的人才。当时的法学专科教育占有较大的比重,能够取得法学本科学历的人已经称得上高素质的法律人才,因而法学研究生教育侧重的是理论研究和学术探索,而且当时法学研究生毕业后从事法学研究和教学的人数占很大的比重。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和统一司法考试在全国的推行,本科文凭成为法律职业从业者应当具备的最低文凭,法科研究生教育随即迅速膨胀,再加上在职法律硕士、法律硕士(非法学)和法律硕士(法学)等研究生教育类型相继出现,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目标不断调整和修正,于是在当前的法科研究生教育中,尽管培养目标在表述上没有明显改变,但无论是培养单位还是研究生本人,在培养目标上基本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博士阶段的研究生教育主要是培养学术研究型的人才,硕士阶段的研究生教育主要是培养应用型人才。而且在事实上,只有取得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才有可能到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从事法学教育和研究工作,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往往从事法律实务工作或者非法律工作,即使少数硕士研究生在高等院校工作也只能从事行政管理或者学生管理工作,难以融入法学教育和研究的行列。
  当前不少研究生培养单位自己也说不清法科研究生教育是应当培养学术研究型的人才还是应当培养法律实务型的人才,它们可能在对外宣传中会强调既培养研究生的理论创新能力又培养他们的法律应用能力,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但在实践中往往把培养目标主要定位为培养从事法律实务的人才。这种做法突出培养了研究生的专业知识而忽视了他们应当具有的坚实的理论基础,于是,研究生教学逐渐向本科生教学看齐。在教学方式上,研究生越来越脱离“研究”的场景而走进本科生的课堂。“那种几个研究生与授课教师围圆桌探讨学术问题的教学样式似乎渐渐远离教学生活,司空见惯的是一位教师在偌大教室里给几十个乃至上百个研究生传经布道。授课教师与研究生在课堂上鲜有时间相互讨论学理问题、交流学术心得、发表个人论点。”[1]在教学内容上,研究生越来越重复本科生的课程。不少研究生所学习的课程与本科阶段的差别并不大,甚至有些教师对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讲授同样的内容。在法律硕士的教学中,教学内容与本科生重复的更多。同时,研究生在学习上还有更多本科生所不具备的“自由”,如研究生的课程较为稀疏,自己支配的时间更充足,课程考核往往只需要提交一篇作业等。总之,“研究生教育的职能和目标,历来是模糊不清的”。[2]由于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在事实上与本科生差别不大,研究生的理论素养不大可能明显高于本科生。
  (二)对不同学科的机械划分导致应用法学的研究生缺乏基本的理论修养
  我国的法学从政治学中分立出来成为一个独立学科后,其内部的划分越来越细,由此形成了所谓的法学体系。法学内部进行分科是必要的,毕竟现实生活中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过于庞杂,而法学教育和研究人员不可能是全才,只有做到“术业有专攻”才能更好地进行教学和研究。法学的学科划分在本科教育阶段并无明显的裂痕,因为本科生需要全方位地学习法学各学科的知识,无论哪一个法学学科对他来说几乎都同样重要。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学科划分的裂痕显著地表现出来。对研究生导师来说,由于他只是某个学科的专门研究人员,其思维方式难免受到该学科的限制,而对其他学科会形成或多或少的误解。“我国法学内部的划分相当细致,而不少学者固守这样的划分,导致各学科之间互不了解。例如,在我国物权法制定的过程中,少数法理学者即对物权法草案误解很深;也有个别宪法学者指责物权法草案违宪,这反映了法学内部各部门之间的隔阂很深。甚至同一学科内部又有更进一步的知识壁垒。例如,民法学分为总论、物权法、合同法、侵权法等学科,有的学者据此而有主要的研究领域,以至于研究物权法而不关注侵权法,研究合同法而不关注物权法。”[3]对研究生来说,由于他是法学某个二级学科或者专业的研究生,他所接受的只能是该二级学科或者专业的专门化教育,所选择的只能是该二级学科或者专业中具有更专门的学术造诣的导师。“当法学院被分割为一个个‘学位点’之后,研究生培养注定被封闭在‘学位点’之内。”[4]
  研究生教育由各二级学科或者学位点分别培养,固然可以使学生更加专业,更容易成为专门化的人才,但由此导致研究生教育成为各个二级学科或者学位点的研究生导师甚至是学术带头人的“私人领域”,除了政治、英语等公共课教学外,几乎所有的培养过程别人都难以干涉。由于对不同学科的机械划分以及各学科负责人和研究生导师的误解或者偏见,法学理论专业的研究生被想当然地认为是从事抽象的理论研究的,因而应当培养他们对抽象理论的兴趣,而刑法学、诉讼法学等专业的研究生被想当然地认为是从事具体学科领域的理论研究或者是从事法律实务的,因而应当培养他们对具体学科的理论兴趣和对法律实务的兴趣。随着不同学科进一步的分裂和学位点进一步的“私有化”,再加上精简研究生课程和开设本学科新课程的需要,培养研究生的理论素养越来越被认为是理论法学专业的事情,与应用法学无甚关系。于是,在一些应用法学的研究生培养计划中,理论法学的课程逐渐被清除,一些应用法学的导师也向其专业的研究生宣扬理论法学研究过于脱离实际没有实用价值等观点。而各种层次的法律硕士由于在培养目标上基本被界定为应用型人才,理论法学的课程更显得多余。显然,对不同学科的机械划分,导致应用法学的研究生缺乏基本的理论素养。
  (三)对学术研究的功利目的导致培养研究生的理论素养演化为个人行为
  在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什么这一问题上,人们也许会有完全不同的认识,不过对实用学科来说,学术研究的目的应当主要是探索实践中的问题,经过系统地分析论证后提出解决方案,进而推动实践的发展。法学虽然也是实用学科,但在法学领域,这种目的很难实现。由于法律是国家各种制度的基本框架,不可能轻易发生改动,再加上法律活动始终受政治的影响,因而法学研究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法律实践,但这种影响非常小,而且较为滞后。显然,法学研究不可能像理工科的学术研究一样,能够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
  担任研究生导师的教员多是在学术研究中有一定成绩的人,而且一般来说,研究生导师的分量、名望与他们的学术成绩成正比。作为被培养对象的研究生,也被要求从事一定的学术研究,至少应当对学术研究有一定的了解和掌握。然而学术研究对研究生导师和研究生本人的意义仍然有很大的差别。不少研究生导师的主业是从事学术研究,学术研究是他们在研究生导师队伍中得以立足和获得其他利益的资本,因而这种学术研究无论是否具有实用性,对研究生导师来说都是实用的。对研究生本人来说,情况却大不相同。研究生进行学术研究需要付出极大成本,毕竟学术研究不是他们的职业,他们开展学术研究需要经过艰苦的磨炼,而且学术研究的收获甚微,因为他们不像导师那样可以获得学术研究体制内的各种利益。加上法学研究对法律实践的影响微乎其微,他们更不可能指望像理工科的研究生那样通过学术研究而获得专利或者一夜成名。于是,对学术研究的功利目的使大量法科研究生难以产生学术研究的动力,他们宁愿把时间和精力投人社会兼职、职业考试或者个人休闲中,有些研究生一听到学术、理论等字眼就反感。只有少数真心喜欢学术研究的研究生,才会关注学术问题,只有少数热爱探究学理问题的研究生,才会重视法学理论。在这种情况下,研究生是否关注理论,是否注意提高理论素养,已经演变为个人行为。
  (四)对研究生各种压力的认同导致培养研究生的理论素养成为奢侈要求
  与本科生比起来,研究生往往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从生活方面说,研究生处于独立生活的年龄阶段,其生活来源不可能像本科生那样依赖家庭的支持,多数研究生要独立谋生,他们不得不穿梭于兼职劳务市场。虽然他们名为研究生,看似有知识有学问,但是研究生的名号不可能给他们带来多少致富的机会,涉世不深的他们只能成为廉价的劳动力。从就业方面说,研究生一入校就认识到必须为就业做准备,于是他们热衷于考取各种证书如英语、计算机等级证书,司法资格证书等,并积极应对各种公务员考试。这其中,司法考试和公务员考试对他们的影响最大,直接决定着他们的就业前景和人生方向,因而多数研究生除了谋生外,将大部分精力用在准备司法考试和公务员考试上。而司法考试、公务员考试与研究生教育几乎没有内在关系,反倒是出现了博士生考不过硕士生、硕士生考不过本科生的“规律”。司法考试对法科研究生教育的冲击最大。由于司法考试考察的多是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涉及法学理论方面的很少,与研究生所学习的专门领域的知识和理论几乎不沾边。“专业方向上的深入对于司法考试的辐射面而言,是很狭窄的,甚至是在司考所考的相同的科目内帮助不大,甚至可以被认为没有帮助,比不上看几天法条来得有效。”[5]法科研究生毕业后从事法律职业,即使具有司法资格证书,大部分人也必须通过公务员考试,而公务员考试只考查少量的法律基础知识,与法科研究生所学专业的关系更小。显然,研究生的理论素养即使很高,对这些就业方面的考试也没有帮助。
  对研究生在生活和就业方面所面临的各种压力,培养单位和导师都非常明白和同情,而且也为自己的研究生在各种职业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而感到骄傲,有些培养单位还把研究生在这些方面取得的成绩视为自己在培养方面的成就,因而培养单位和导师心照不宣地放松了对研究生理论素养的培养,并为研究生从事各种社会兼职活动和准备各种职业考试提供便利。比如,有些培养单位和导师个人为了不影响研究生备考而默认研究生逃课,有些研究生在各种课堂上专心致志地做职业考试的习题等。培养单位和导师似乎已经达成一种共识:研究生能够在解决生活问题和就业问题上有所收获,本身就说明这样的研究生很优秀,可以带来皆大欢喜的结果,何苦逼着他们把精力放在没有多大意义的理论研究上呢?生存第一,学习第二,理论探讨、学术研究本身都是没有生存压力的人做的事情,对多数研究生来说属于奢侈品。对喜欢理论研究的研究生可以单独辅导,对不喜欢或者无心从事理论研究的研究生,何必强求其加强理论学习呢?
  (五)小结爬数据可耻
  当前的法科研究生,无论在什么起点考入、带着什么考研动机、有着什么学习规划、选择什么专业领域,他们理论素养普遍不高,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外界环境干扰、研究生自身素质不高、导师培养方式不当等原因上,而应当认真审视当前的培养机制,结合培养机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改进。只有建立良好的培养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法科研究生理论素养不高的问题,从整体上提高法科研究生的理论素养。研究生的培养是一个长期和连贯的过程,涉及培养目标、日常教学、学术研究、论文写作等多个方面,因而可以从这些方面入手,建立和完善培养法科研究生理论素养的机制。
  二、重新理解培养目标—培养法科研究生理论素养的认识前提
  所有的教育活动都有培养目标,培养目标的定位对整个培养活动具有显著的指导意义。提高法科研究生的理论素养,必须从培养目标的界定开始。科学界定法科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并使之在理论素养的培养方面与法学本科教育具有明显区别,是提高法科研究生理论素养的认识前提。我国当前的法科研究生培养目标不明确,通通冠之以既有理论基础又能从事实务工作的“高级法律人才”,实际上却对培养理论素养重视不够。在法科研究生教育中到底应当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许多培养单位自己也很模糊。因此,在当前的法科研究生教育中,必须重新理解培养目标。
  (一)培养法科研究生的理论素养是教育法的基本要求
  关于研究生教育的目的,可以从1980年通过的《学位条例》中找到答案。该条例第1条规定:“为了促进我国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特制定本条例。”第4条规定:“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成绩优良,达到下述学术水平者,授予学士学位:(1)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2)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第5条规定:“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的研究生,或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的人员,通过硕士学位的课程考试和论文答辩,成绩合格,达到下述学术水平者,授予硕士学位:(1)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2)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第6条规定:“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的研究生,或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的人员,通过博士学位的课程考试和论文答辩,成绩合格,达到下述学术水平者,授予博士学位:(1)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2)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3)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从这些规定来看,提高学术水平是设立学位的重要原因,而获得学士学位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在要求上的重要区别就是学位申请者的理论水平不同。也就是说,研究生只有具备坚实的基础理论,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或者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才能申请硕士学位,申请博士学位的要求更高。对法科研究生来说,具备坚实的基础理论是其获得学位的必备条件。
  培养研究生的理论素养,在1998年通过的《高等教育法》中也有体现。《高等教育法》第16条规定:“高等学历教育分为专科教育、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高等学历教育应当符合下列学业标准:(1)专科教育应当使学生掌握本专业必备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的基本技能和初步能力;(2)本科教育应当使学生比较系统地掌握本学科、专业必需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掌握本专业必要的基本技能、方法和相关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3)硕士研究生教育应当使学生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系统的专业知识,掌握相应的技能、方法和相关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博士研究生教育应当使学生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相应的技能和方法,具有独立从事本学科创造性科学研究工作和实际工作的能力。”这一规定强调研究生应当具备坚实的基础理论,同时具有从事本专业工作的实际工作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
  从《学位条例》、《高等教育法》等法律看,法科研究生必须具备较高的理论修养,这是其成为合格研究生和获取学位的必要条件之一。我国高等教育制度中设立研究生教育,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从整体上培养人才的理论水平和科学研究能力。培养单位对此必须有明确认识,在界定培养目标时必须把培养研究生的理论素养放在重要位置。当前一些培养单位不重视培养法科研究生的理论素养,显然是对研究生培养目标的误解。
  (二)培养法科研究生的理论素养是法学学科的品性要求
  法学是一门实践学科,这是所有从事法学教育和法律实务的人都明白的道理。但是,如果把这一命题扩大就会发现,这一命题不过是一句正确的废话,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包括法学在内的一切认识都来源于实践、用于指导实践并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尽管与文史哲等学科比起来,法学的实践性更为明显,也不能把法学完全界定为实用学科。“从学科的本质来看,法学天生就应当是一种应用性的学科。然而,从诞生之初,法学就有一种脱离具体的法律实践而自成一体的倾向。作为大学最早的系科之一,法学的诞生并不是源于对实定法的经验研究,而是出于对古代罗马法的学术性探究。”[6]法学的发展历史表明,法学研究中的许多内容即使与研究者所处时代的法律实践有一定的关系,研究的成果对法律实践也难以产生多大影响。而且,法学研究中有不少领域属于纯粹的学术领域,学术观点只能增加人们对法律现象的认识,而无法指导实践。
  关于法学研究和法律实践的关系,应当明确三点:(1)法学研究不可能完全为法律实践服务。法学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应当服务于法律实践,以解决法律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为使命,但这不是法学研究的全部,有相当一部分法学研究并不服务于法律实践。正因为有些法学研究不服务于法律实践,法学才得以具有或者保全其学术品位。如果法学研究完全为实践服务,那么这种研究将不再是学术活动,而是对法律实务机关的疑问给出的咨询意见。这样的话,法学研究人员将不再是独立的知识分子,而是法律实务机关的参谋。(2)法学研究总是会脱离法律实践。由于理论存在于头脑中,大多属于理想状况下的认识,而实践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障碍,理论与实践很难统一起来。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统一起来更难,这是因为法律活动调整的是个人、社会、国家等主体之间的重大利益关系,而不是研究者或者认可某种法学理论的人调整自我的行为,在没有外在强制力的情况下,任何一种理论成果都难以做到让所有社会主体心悦诚服地接受并指导自己的法律实践活动。特别是当前的法学理论研究与我国的法律文化传统之间有较大的距离,更加剧了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的脱离。(3)脱离法律实践的法学同样是法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法律实践活动、研究者个人兴趣、各种利益的诱惑等因素,都可能成为法学研究人员进行学术研究的动机。因此,研究者既可以关注实践问题,也可以完全不考虑实践,只从自己的兴趣爱好出发而探讨相关问题。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有解决法律实务问题、具有实践性的学术研究才属于法学。脱离法律实践而仅仅关注与法有关的抽象问题的研究不仅属于法学,而且属于法学中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这种研究或许对法律实务活动不会产生影响,但对关注法律实务问题的法学研究具有重要影响。
  由此看来,尽管法学具有实践性,会关注法律实践中的问题,但说到底法学是一门系统的理论知识和理论体系,法学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理论上的探讨和深入,法学的兴盛往往通过学术研究的繁荣表现出来,法学的成就往往通过理论成果的丰硕表现出来,理论性、学术性是法学的重要品性。研究生教育要求培养对象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法学领域许多理论性、学术性的内容显然属于研究生必须掌握的理论和知识。退一步来讲,法科研究生教育即使是以培养法律人的职业技能和法律应用能力为目标,被培养对象也必须掌握较高的理论知识,这是法学学科的品性要求。否则的话,“既然法学和非法学本科生有同等机会参加司法考试,法学院的本科教育又可以被三周左右的司法考试培训班所代替,用四年攻读法学本科、用三年攻读法学硕士、用三年攻读法学博士,也就变得没有什么理由了”。[7]
  (三)培养单位的培养能力决定了只能培养法科研究生的理论素养
  在高等教育迅猛扩招的情况下,人们观念中所认为的那种由于热爱科学研究而考取研究生的情况已经发生很大改变。有关调查显示,当前只有大约一半研究生是因为热爱本学科而希望深造的,其他人考取研究生的心态非常复杂。同时,由于研究生教育的扩招,各种考生考取研究生的难度已经大大降低,致使不少高校法学院的研究生规模超过了本科生。从当前研究生的就业情况看,只有博士学位获得者才可能进人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从事法学教育或者研究工作,硕士学位获得者几乎没有这种机会。同时,在各种人才招聘或者公务员考试中,法律或者法学专业的岗位往往要求应聘者或者报考者具有硕士以上学历。特别是在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规模显著扩大的情况下,博士研究生与硕士研究生在就业方面的分野更加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自然地会产生一种看法:把博士研究生教育视为培养学术研究型和法学教育型人才的教育,把硕士研究生教育视为培养应用型高级法律人才的教育,把法学本专科教育视为培养应用型中初级法律人才的教育。
  这种看法在法学教育界得到不少支持。例如,有学者认为:“法学硕士研究生教育应该以培养具有良好法学理论素养的高级法律实务人才为主,同时培养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后备人才,前者可以称为实务人才或者应用型人才,后者可以称为理论型或者学术型人才。这一定位可以较好地与法学博士和法律硕士的培养目标区别开来,法学博士研究生应当是培养从事法学理论研究和法学教育的高级法律人才,而法律硕士则是培养中初级法律实务人才”。[8]这种观点还得到了教育部政策的认可。教育部2009年发布的《关于做好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为促进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更好发展,必须重新审视和定位我国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进一步调整和优化硕士研究生的类型结构,逐渐将硕士研究生教育从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向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转变,实现研究生教育在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等方面的协调、可持续发展。”然而,无论是学者们的认识还是教育部的意见,都不过是基于研究生在规模、就业动向等方面的现状而提出的主观设想,尽管合乎逻辑,却很难实现。“博士生一走廊,硕士生一礼堂,本科生一操场”的现状是促使这种设想形成的原因,而不是说博士研究生教育和硕士研究生教育理应分别被定位为学术研究型和应用型教育。即使一些用人单位动辄要求录用博士或者硕士以上学位获得者从事法律实务工作,也不意味着这种工作岗位所要求的专业水准非常高,而可能意味着岗位竞争者的学历学位非常高导致高学历贬值。
  即使把法科硕士研究生教育定位为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育,这一培养目标在现实中也很难实现,培养单位的师资力量决定了法科研究生所接受的不大可能是应用型教育。在当前的法科研究生教育中,能够担任导师或者授课教师的人基本上是具有博士学位或者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研人员,而这些人大多不从事或者很少从事法律实务工作。他们能够登上研究生教育的讲坛,不是因为他们的实践经验如何丰富,而是因为他们在学术研究中有一定的成绩。有些教研人员由于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法律实务工作上而荒废了学术研究,他们往往很难成为研究生导师,至少不能成为导师队伍中的主流。即使有些导师或者授课教师具有丰富的法律实务经验,他们也主要是以律师、代理人的身份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以法官、检察官、立法者、行政执法者身份从事实务工作的可能性极小。不具有多少法律实践经验的教师,在教学中无非是进行理论探讨,他们怎么可能培养研究生的应用能力呢?他们所培养的研究生,最多能在理论素养的提升方面有所收获。此时的培养单位如果不注重培养法科研究生的理论素养,所带来的结果必然是,研究生在理论方面没有提升,在实践方面没有收获,仅仅是耗费几年时间考得一些证书和取得一套文凭而已。
  三、适度加强理论教学—培养法科研究生理论素养的基本平台
  明确培养法科研究生的理论素养在培养目标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之后,如何培养法科研究生的理论素养成为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研究生的培养途径和环节很多,对研究生理论素养的培养必然贯穿和融合于各种培养途径和环节当中。其中首先需要做的是在教学计划中加大理论课程的比重,并采取有效措施完成理论课程的教学计划。适度加强理论教学是培养法科研究生理论素养的基本平台,只有搭好这一平台,才能为进一步的培养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一)合理确定理论法学课程在统一教学计划中的比重
  一些培养单位为了给研究生提供充足的自学时间,往往尽量压缩课程总数。然而,政治、英语等公共课属于必修课,不能压缩,在突出法学的实践性、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开设新兴课程等观念的左右下,看似无用的理论法学课程成为首当其冲的裁减对象。声称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的法律硕士专业自不必说,法学二级学科中的应用法学专业不断削减甚至取消其教学计划中的理论法学课程,身为“冷门”学科的法学理论专业为了追求实用性,在其教学计划中也逐渐用一些部门法学课程取代理论法学课程。于是,理论法学课程在法科研究生的培养计划中越来越受排挤。
  如果从整体上提高法科研究生的理论素养,使研究生对法学基础理论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掌握,防止研究生在系统学习本专业的知识和理论时陷人僵化和机械理解的局面,就必须在教学计划中开设一定比例的理论法学课程。为了确保理论法学课程在教学计划中的牢固地位,应当综合考虑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技能要求、修业年限等因素,合理确定理论法学课程在总课程中的比重,并通过统一的教学计划把理论法学课程固定下来,所有的法科研究生都应当执行统一的教学计划。理论法学课程有多门,可以把其中对法科各专业研究生的学习具有共同指导作用的基础性课程如《法哲学》《法社会学》等列为必修课,以此奠定研究生的理论基础,其他课程列为选修课,以此拓宽研究生的知识面。同时,考虑到法学硕士研究生与法律硕士研究生在培养目标上有区别(姑且假定这两类研究生在培养中有实质性的区别),在确定培养计划中理论法学课程的比重时可以区别对待,前者更应当注重增加理论法学课程。
  在法学二级学科的研究生教学计划中增加理论法学课程,不但是培养二级学科研究生的理论素养所必需的,而且对这些研究生深入学习本专业理论知识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二级学科划分已经成为教学科研资源分配的基准,以此进行法学硕士研究生招生和培养,具有与相关资源相适应的合理性,以及有助于相关工作的统一规范。由于硕士点数量往往是学科评定的重要指标,法学硕士研究生教育中二级学科分工得以进一步强化,并体现在课程设置之中。”[9]目前不少法学二级学科的研究生课程对其他二级学科发展特别是对理论法学的发展关注不够,形成学科局限性。有学者指出,“现有的‘法学二级学科’人为地分割法学教育,限定学生的知识兴趣,增加学生的爬数据可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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