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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适用》
诉讼时效法定性的法理解析与司法适用
【英文标题】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Statutory Nature of Limit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in Courts
【作者】 余冬爱【作者单位】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分类】 诉讼制度【期刊年份】 2008年
【期号】 11【页码】 23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8298    
  “时效制度,基于维持社会秩序之公益上之理由而设,故关于时效之规定为强行法”,[1]具有法定性。诉讼时效的法定性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不允许当事人对诉讼时效期间做出缩短或者延长的约定;二是不允许义务人预先放弃诉讼时效利益。
  一、诉讼时效法定性的法理分析
  (一)关于诉讼时效能否由当事人约定延长或缩短的问题
  当事人可否约定延长或缩短诉讼时效期间,学说及各法域立法例并不一致,主要有三种主张。
  其一,不允许延长但允许缩短。时效制度的设立动机,系基于社会公益,因此关于时效的规定,为强行法规定。如果当事人双方协议延长诉讼时效期间,无异于鼓励权利人怠于行使权利,与诉讼时效制度督促当事人行使权利的立法目的不符,不足为取。但若当事人协议缩短诉讼时效期间,这实际上更加督促权利人行使权利,更有利于财产秩序的正常流转,更符合时效设立之宗旨,有利于社会公益,应予准许。[2]2002年1月1日修订前的《德国民法典》第225条规定:“消灭时效不得以法律行为排除或加重”。《日本民法典》虽无明文规定,但判例、学说多赞同此见解。
  其二,允许协议约定延长或缩短。诉讼时效期间虽然属于强行法范畴,但在具体案件上体现为当事人之间的私益,只要当事人的协议不危及社会道德,则应该允许当事人协议加长或缩短诉讼时效期间。现行《德国民法典》第202条第1款规定:“在因故意而引起的责任的情况下,不得预先以法律行为减轻消灭时效”。这一规定从反面肯定了在非故意的场合均可以合意的形式缩短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可以根据一般的合同自由以协议加重或者减轻消灭时效。[3]不仅如此,现行《德国民法典》还对缩短诉讼时效期间到什么程度做了限制性规定。例如现行《德国民法典》第475条第2款规定:“在瑕疵被告知经营者之前,不得以法律行为减轻第437条所呈请求权的消灭时效,但以该协议导致自法定的消灭时效起算点起短于2年,在用过的物的情况下,短于1年的消灭时效期间为限”。现行《德国民法典》虽然在原则上允许当事人协议缩短诉讼时效期间,但在某些情形下如果诉讼时效期间被缩短得过短,则可能会引发道德危机,故立法做出了限制性规定。与此同时,现行《德国民法典》规定长期时效不得再延长,短期时效则可酌量延长,但不得超过一般的长期时效期间。该法第202条第2款规定:“不得超出自法定的消灭时效开始进行之日起30年的消灭时效期间以外,以法律行为加重消灭时效”。这表明,虽然允许当事人协议加长诉讼时效期间,但不得无限制地加长,加长的幅度限定在30年期间之内。2002年1月1日修订前的《德国民法典》没有加长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第225条),现行《德国民法典》作如此修改,主要是基于现行《德国民法典》已将原30年普通诉讼时效期间改为3年,赋予当事人延长诉讼时效期间的权利,主要是为了减轻因诉讼时效期间的缩短给权利人带来的压力。
  其三,既不允许延长也不允许缩短。时效期间属关乎社会公益的规定,应一概为强行性规定,无论延长或缩短诉讼时效期间均有害于社会公益,因此,不仅不能延长,也不能减短。我国学者梁慧星教授认为,民法关于时效的规定具有强行性,不得由当事人依自由意思予以排除,时效期间不得由当事人协议予以加长或缩短,其关于排除时效适用、变更时效期间的约定,依法当然无效。[4]《瑞士债法典》第129条规定:“时效期间不得由当事人协议变更”。《意大利民法典》第2936条规定:“任何一个旨在改变消灭时效法律规定的约定,均无效”。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47条规定:“时效期间,不得以法律行为加长或减短之”。《澳门民法典》第293条规定:“法律行为旨在变更法定时效期间者属无效”。
  (二)关于诉讼时效利益能否由当事人预先放弃的问题诉讼时效的预先放弃,是指当事人对尚未取得的诉讼时效利益进行放弃。关于当事人可否预先放弃诉讼时效利益,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为肯定说,认为诉讼时效问题属于私权范畴。依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只要在法定范围内,当事人即可以自由处分自己的私权利,预先放弃诉讼时效利益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特别是在社会诚信意识缺失,债权人利益往往因债务人的不诚信行为遭受损害的情形下,认定当事人预先放弃诉讼时效利益的约定有效更有利于保护债权人利益。
  第二种观点为否定说,认为诉讼时效规定属民法上的强制性规定,时效利益不得由当事人预先抛弃。如果允许当事人预先抛弃时效利益,有可能使权利人利用自己所处的优势地位,乘机逼迫处于逆境中的义务人预先放弃其时效利益,损害义务人的权利。
  第三种观点为部分肯定说,认为当事人可以预先放弃诉讼时效,但不得损害第三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大陆法系法域国家和地区多数规定时效利益不得预先放弃。[5]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二、我国关于诉讼时效法定性的相应规定
  (一)我国司法实践中一直坚持诉讼时效的法定性
  我国《民法通则》并无关于诉讼时效法定性的规定,但学者通说及司法实践均认为诉讼时效期间属于强行性规定,不允许当事人变更。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答复曾涉及该问题,对诉讼时效的法定性持肯定观点。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作出的(2004)民二他字第28号《关于借款到期后债务人在多份空白催收通知单上加盖公章如何计算诉讼时效的请示的答复》载明: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借款到期后债务人在多份空白催收通知单上加盖公章如何计算诉讼时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京开大道农行主张其行使债权未超过诉讼时效的依据是三份催款通知书。其与食品公司同时认可落款时间为1998年10月9日、2000年8月29日、2000年9月8日的三张空白催收通知单上食品公司的印章均是1998年加盖的,后两个时间是京开大道农行后来填写的。因京开大道农行认可其未在该对应时间内向食品公司催收欠款,应视为京开大道农行未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以相对人食品公司知晓的方式行使过请求权,故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
  同时,时效制度属强制性规定,不允许当事人依自由意志排除时效的适用或改变时效期间。故即使按你院审判委员会的多数意见认为“食品公司在空白催收通知单上加盖公章的行为是其授权京开大道农行可以根据需要在催收通知单上任意填写时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即放弃了因时效期间届满而产生的时效利益和抗辩权”,但因其属于提前抛弃时效的行为,亦应认定为无效。
  综上,我们同意你院请示意见中的少数意见。在理论界,学者们也基本持此观点。2004年9月19日起草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第298条(时效约定禁止)规定:“当事人不得通过约定延长或者缩短消灭时效。被请求人不得事先抛弃消灭时效完成后的抗辩权。”
  (二)诉讼时效司法解释明确规定时效具有法定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在总结我国《民法通则》颁行以来禁止变更时效期间的司法实践的基础上,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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