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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制与社会发展》
我国司法方法论:学理研究、实践应用及展望
【作者】 焦宝乾【作者单位】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分类】 司法
【中文关键词】 司法方法;司法方法论;法律方法;裁判思维
【英文关键词】 Judicial Methods; Judicial Methodology; Legal Methods; Judicial Thinking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2
【页码】 163
【摘要】 近些年来,我国的法官与学者结合实务所做的有关司法方法论的学术研究,成果越来越多。一些实证调研成果反映出我国不同地区的法官对司法方法论的应用状况。司法方法在我国裁判实践中虽然已有一定的应用,但仍旧存在很多不足。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在全面依法治国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必须强调司法方法在我国法官决策中的重要地位。司法方法论也应从法律方法论中独立出来予以深入研究。法官的司法方法理论素养及实践技能需要大力提高。司法方法的制度空间,今后还须通过司法改革予以改进。
【英文摘要】 In recent years, Chinese judges and scholars have published more and more academic achievements on judicial methodology. Some empirical research results reflect the application of judges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China to the judicial methodology. Although there is a certain application of judicial methods in China's judicial practices, a lot of inadequacies still exist. At present, the socialist leg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been form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 comprehensive rule of law as the theme of the times, Judicial methodology has an unshirkable mission of the times, and it is necessary to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judicial methods in judgesdecision in our country. The judicial methodology should also be independent from the legal methodology and carry out an in-depth study. The judges' theoretical accomplishment of judicial methods and practical skills need to be greatly improved. The institutional space of the judicial method needs to be improved through judicial reform in the futur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5614    
  
  近些年来,法律方法论研究已成为我国法学研究的一个新的生长点。从其产生之初起,法律方法论就始终对整个法律实践尤其是司法实践发挥着方法论意义上的审视、反思、重构与推进功能。法律方法论体现在司法、行政执法等法律适用的场合。对法律方法论应用的典型领域,即司法中的法律方法论(亦可称为“司法方法论”)的研究尤为令人瞩目,推出了不少有价值的理论成果。而且,关注于此研究的不仅仅有学者,还有不少富有裁判经验的法官。在司法方法或裁判方法的理论研究引起学界与实务界广泛关注之际,很有必要及时对既有研究予以回顾与总结,并对此研究在实践中的应用情况进行概括与提炼,以便于进一步地推进此研究,更好地为我国法官的裁判方法提供理论支持。[1]因此,本文将司法方法论研究贴近我国法律制度及司法运作实践,通过总结与提炼,为构建体现中国实践的司法方法论知识尽一份力量。
  一、司法方法的概念界定
  (一)“司法方法”及相关用语
  “司法方法”这一用语往往在不同意义上被人使用,因此,一开始需要对其及相关用语予以澄清。历史上出现过多种司法方法或审判方法,如卡迪司法、神明裁判、上帝裁判、私刑、私力救济(如决斗)等。这些司法方法,严格来说是“司法方式”,且均是主要不以制定法为渊源的司法方式,而法律方法是以制定法为渊源的司法方式的主要内容。[2]在实务中,司法方法的一种常见理解是“司法作为方法”,是指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纠纷,处理问题。例如,可以将其与调解方法、和解方法等并列使用。此时对“司法方法”的使用主要是在一般字面意思上。我国司法方法论:学理研究、实践应用及展望法制与社会发展
  随着法律方法论研究的兴起,不仅各种具体的法律方法(例如法律解释、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等)主要是在司法领域中使用,而且方法论研究的总体立场也是司法中心主义的。此时,“司法方法”一语在研究中已经逐渐演化为“司法中使用的方法”。也就是说,在方法论的论域内,“司法方法”的含义已经进行了扩展、延伸和深化。这就涉及“司法方法”与“法律方法”、“法学方法”等近似词语之间的关系。
  在时间上,“司法方法”概念的出现晚于“法律方法”和“法学方法”。在我国法律方法论研究兴起之后,西方学者立足于司法立场对法律方法论进行研究的做法,越来越受到国内一些研究者的注意,他们由此开始有意识地明确使用“司法方法”来概括法律解释、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等具体法律方法。“后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司法方法这一术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接受和承认,其含义也逐渐固定为‘司法中使用的方法’,虽然原初意义仍在使用”。[3]可见,“司法方法”这一用语的含义,在我国还是经历了一些变化。这是研究“司法方法论”主题需要先予明确的。还应注意的是,“司法方法”的含义虽然经历了上述演变,但即便是在当前,“司法方法”这一用语在司法实务部门的使用,有时和学者的使用也未必完全一致,甚至有不小的出入。
  由此可以认为,司法方法在实质上必须是法律方法。司法方法是一种基于主体和权力的分类称谓,它无法显示法律方法的特质,所以把司法方法称为法律方法是显示司法特质的需要。从规范法学的角度看,司法方法的实质是法律方法,因为这种方法的最大特征是法律性,即法官等主体在运用法律方法的时候,都必须把法律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4]有法官为了突出研究视角的实用性,使用了“法律方法”一词,但这其实指的还是“司法方法”。[5]与中国法学学者相反,西方法学家往往是站在司法立场上进行法学研究。而法律方法论本身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面向司法问题的理论研究,这也成为国内法律方法论研究的主流看法。例如,有学者认为,所谓法律方法论主要是以司法方法为研究对象的。司法方法是法律方法的典型代表。法律方法论所研究的很多法律思维规则,诸如法律发现的规则、法律解释的规则、法律推理的规则、法律论证的规则以及法律修辞的规则主要是来自司法实践,是对司法过程思维规律的阐述。[6]可见,虽说用词不一,但“司法方法”和“法律方法”之间其实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在概念的使用上亦存在诸多重叠之处。
  “裁判的方法”或“裁判方法”也是与“司法方法”相近似的用语。梁慧星先生即曾使用“裁判的方法”,如他在《裁判的方法》书中谈到,“第一讲概述中增加了本不属于民法解释学内容的‘法官如何认定事实’,致讲稿内容越出了‘民法解释学的方法’的题旨范围。但认定事实的方法、解释适用法律的方法,同属于法官裁判案件的方法,故本书出版时,改用‘裁判的方法’书名”。[7]他所研究的裁判的方法包括了法律解释方法、法律漏洞补充方法、不确定概念的价值补充和利益衡量。有法官认为,裁判的方法就是帮助法官进行正确法律思维,是有利于公正高效裁判的一些规则、技巧、方法和理论;是使法官逾越法律规范高度抽象的局限性与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事物感性认识、多样认识这条鸿沟的桥梁,即法官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和进行裁判的方法论。[8]另外,还有不少法官也使用“裁判方法”。[9]这恐怕与使用者本人的职业有关。
  另外,还有人使用“审判方法”、[10] “法律适用方法”[11]之用语。比如,有法官研究了民商事审判方法,认为这种方法不是法学研究方法,不宜称之为法学方法论。在德国法传统中,传入的法学方法论之意涵与审判方法所具有的立足于实定法、面向实务的实践性思考的品格有所不同。由此,倾向于将审判方法划入法律方法或法律方法论的范畴,并希望通过努力,将之建构成完整的、体系化的方法论。[12]这种名称上的多样性显示出司法方法与审判活动、裁判实务及法律适用的密切联系,也可看出这一主题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普遍关注。当然,与“司法方法”相近的名称虽然具有多样性,但它们所指称的内容大体上是一致的。
  “法官方法论”是与“司法方法论”密切相关的另一个用语。有学者认为,法官方法论是法官裁判思维、判案能力在执法办案中的具体体现,是联结事实、法律与裁判的桥梁。[13]法官方法论构成司法方法论中最为典型和重要的部分内容。法官是最为典型的法律职业,法官裁判的方法论也一直备受关注。还有学者认为,“近代以来,法官裁判的方法论已成为法官职业自治乃至于整个法治的基本前提之一。这种方法论不能以单一特质来加描述,它是逻辑、经验、技艺、哲学和艺术五大要素的复合体,这些特质的整合与统一可以造就出理想的法官,塑造法官职业的辉煌”。[14] “法官方法论”和前面研究的“裁判方法”等用语其实有近似之处。
  (二)司法方法的内涵
  在厘清用语问题之后,需要对“司法方法”的含义进行探讨。司法方法与法律职业的关系极为密切,法律职业必然需要司法方法的运用,司法方法也内在于法律职业之中。有学者认为,可以将司法方法定义为,在司法过程中基于法律事实和法律规范,处理合法性与合理性之间的关系而裁判案件、解决纠纷所适用的各种具体方法。[15]此外,司法方法的概念更多地引起了实务界(尤其是法官们)的探讨。以下将对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观点予以展示。
  第一,司法方法,是指司法主体在司法权运行过程中认识、判断、处理和解决法律问题的专门性的方法。司法是法官判断和认定案件事实,并准确、合理运用法律规则对案件作出裁判的司法实践过程。这个过程实质上就是司法技术运用于司法实践的过程。司法运行的过程通常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确定案件事实阶段、发现和选择与案件有关的法律渊源阶段、诠释法律和法律论证阶段、作出裁判阶段。与此相适应,司法技术在这个司法运行过程中主要体现为法官法律发现、法律推理、法律解释和法律论证四个环节。[16]
  第二,司法意义上的法律方法,即司法方法,专指司法过程中,为解决案件纠纷所用到的手段、办法、步骤、方式等的总和。[17]
  第三,李方民法官认为,从我们研究、探讨司法实务,侧重司法应用的角度出发,司法方法应当是一个开放性的知识体系,包括司法理念、思维模式、审判管理、庭审能力、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文书制作、办案经验和技巧等多层次、多角度的方法体系。而且,司法方法的研究范围应当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是在宏观政策层面,应当研究审判工作如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形势,……其次是在制度管理层面,要围绕如何提高审判质量与节奏,研究加强审判管理的方法,……最后是在具体办案方法层面,要围绕公正与效率,实现案结事了、确保服判息诉这一目标,研究具体的办案方法、经验、技巧,提高庭审驾驭、证据认定、法律适用、诉讼调解、文书制作等方面的方法和技能”。特别是作为称职的法官,要高度重视第三个层面的司法方法研究,这是所有司法方法的最终着力点。[18]
  此外,还有人对“民商事审判方法”予以界定,认为其应当是为了实现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而于审判过程中采用的行为步骤与行为方式。本质上是司法者适用法律的思维方式。作为司法者采用的行为步骤,民商事审判方法应当能够提供规范的、可操作的步骤方法。[19]
  在前面三种观点中,前两种观点强调司法方法是在司法裁判中,为解决案件所使用的专门方法。而第三种观点所理解的司法方法则较为宽泛,不仅包括了通常理解的办案方法与技术,而且还包括宏观层面对审判工作的政策指导及审判管理等内容。笔者主张,应当遵从对“司法方法”的通常理解,不宜将其界定得过宽,否则“司法方法”一词将会涵盖太多超出人们一般理解的内容,不便于沟通。
  笔者倾向于如此界定“司法方法”:指法官在司法裁判过程中运用的职业性思维与技术。它应用于个案法律适用的场合,通过解决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追求个案中法律决定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司法方法,简言之,就是把法律应用到裁判案件中的方法。就司法方法的外延来看,学界已有一定的探讨。有人认为,就司法方法而言,主要包括法律思维、法律发现、法律解释、法律论证、法律推理、漏洞补充、利益衡量等。[20]可见,司法方法的内容往往也是法律方法的内容,即包括法律发现、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漏洞补充、利益衡量等。司法方法的这些具体内容,如果说在国外主要体现于判决书中的话,那么在中国的制度条件下,则不仅体现在各级法院的判决书之中,而且还体现于某些司法解释、批复中。虽然司法方法与法律方法在具体内容上相同,但司法方法发生于司法裁判场合,这比法律方法适用的场合要明确得多。司法方法往往容易被简单定位为一种技术或者工具,这有失妥当,因为司法方法不是对冷冰冰的法条的机械操作,而是法官秉持着对公平正义的深刻理解来进行的裁判活动。
  二、对司法方法论的学理研究
  随着我国学界法律方法论研究的推进,实务界(尤其是法官)的法律方法意识在逐渐提升,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司法方法对裁判实践的重要意义。司法方法论研究的大致范围逐渐明朗,并且研究的理论深度也在不断加深。从近些年的研究看,结合实务的司法方法论研究成果越来越多,这也为司法方法论在我国的实践应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以下将对这方面的理论成果进行描述与展现,从而为后文的理论探讨提供背景铺垫。需要说明的是,以下的描述仅基于近年来在我国出版的相关著作。当然,历年来,这方面也有相当数量的论文成果,但限于篇幅,不予涉及。
  每年学界都会推出大量的法学译作,仅就本文主题而言,近年来相关译作即有不少,如[美]李·爱泼斯坦、威廉·M.兰德斯、理查德·A.波斯纳的《法官如何行为:理性选择的理论和经验研究》(黄韬译,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美]理查德·波斯纳的《法官如何思考》(苏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美]理查德·瓦瑟斯特罗姆的《法官如何裁判》(孙海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美]戴维·克雷因、格里高利·米切尔编著的《司法决策的心理学》(陈林林、张晓笑译,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等。司法方法论的研究中,对国外相关著作的翻译与介绍是国内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国外司法方法或者裁判方法的理论成果,在引入我国后虽然面临着制度、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但毕竟还是存在值得借鉴的地方。
  有学者从法学方法的角度研究了当代司法的方法论问题。[21]这种研究既可以为司法裁判行为提供方法或技术上的指导,也可以为规制司法裁判行为提供方法或技术上的依据,对于进一步深化人们对司法活动的认识和推进当前中国的司法审判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学界还有对司法方法的一般性研究。[22]但对司法方法的理论研究,更多体现在实务部门的成果中,诸如我国各地法官对于司法方法论的认识。鉴于司法方法论成果较为丰富,以下将在概要介绍这方面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按照专题,分门别类予以展示。
  全国法院历届学术讨论会获奖论文集中,都有一定数量对司法方法或者裁判方法的研究论文。[23]在历届论文集中,与司法方法相关的论文专栏有“裁判方法篇”、“案例指导篇”等,具体涉及司法方法的研究主题有:裁判中的法律解释、裁判思维、大前提证成、法律发现、裁判解释方法、法官涵摄思维、裁判文书说理、利益衡量、漏洞补充、请求权分析方法、要件审判九步法、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政策的司法适用,等等。全国法院学术讨论会是个非常好的展示我国法官理论成果的平台。近年来推出的成果当中,有关司法方法论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显示出我国法官对此主题的关注与重视。
  近些年来,各地法院和法官也越来越关注法律方法或裁判方法的研究,实务部门的法律家立足于司法实践,将法律方法论与我国司法实践相结合,并推出一批丛书,如“法律方法与应用法学文库”、“司法哲学与法律方法论丛”、“法官审判技能培训丛书”、“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丛书”、“江苏法院审判经验丛书”、“WTO与我国法律运行丛书”等。[24]仅从上述丛书的名称看,不少本身就是关于司法方法或者裁判方法的作品,尽管未必都是有关司法方法论的作品,但以司法方法论为主题的作品毕竟是其主流。
  十几年来,一些专家型法官立足裁判经验,推出一批贴近我国司法实务的法律方法研究成果,提出一些有关司法裁判方法的理论,如孔祥俊的《司法哲学与裁判方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法律方法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司法理念与裁判方法》(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网络著作权保护法律理念与裁判方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万鄂湘主编的《司法能力建设与司法体制改革问题研究——裁判方法与法律适用(下)》(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耿宝建的《裁判的方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版),裴大明的《裁判方法的法理重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等。这种研究也促生了一批精于司法裁判业务的专家型法官,如邹碧华法官就是其中的代表。
  邹碧华等著的《民商事审判方法》(司法方法与技能丛书,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出版说明”中提到:“邹碧华法官试图通过对裁判方法的研究,构建一种裁判的方法与标准,使裁判的过程遵循法律专业的思维方式与逻辑,使裁判的结果可以得到证成与检验。当统一的裁判方法得以确立,当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用统一的法律思维和方式处理问题,裁判的结果可以有一种有效的方法得以检验,司法公信力的提高和法律权威的树立定会成为必然。”邹碧华的《要件审判九步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详细介绍了“要件审判九步法”的具体内容,着眼于提高法官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法律适用能力,对法官审理案件和制作裁判文书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这一审判方法是一位学者型法官的审判经验和思想精华。这是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融审判实践与理论思考为一体,将法律适用过程创造性地分解为九步,层层递进,步步为营,使审判活动成为一门裁判艺术。该书对于法律从业人员培养法律思维方法和提高法律适用能力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
  研究裁判中的法律适用的作品,还有沈志先主编的《法律适用精要》(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该书针对刑事审判、民事审判、商事审判和行政审判的法律适用问题,以法院的审判专业分工为界,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当前审判实践中常见的法律适用疑难问题及其解决路径。该书充分吸纳、解析了近年来审判实务的新情况、新问题,总结、提炼出法律思维和法律适用的一般路径和基本方法,突出了解决实务问题的针对性和提升法律适用能力的有效性。另外,国家法官学院、德国国际合作机构合作推出了“法律适用方法丛书”,该丛书旨在介绍一种分析及解决法律问题的系统性方法,即归入法和关系分析法。
  司法方法与法官思维之间的关系也极为密切,一些成果对司法实践中的法官思维做了研究。[25]另有对裁判思维的研究,如程春华的《裁判思维与证明方法》(审判专家裁判思维文库,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该书将裁判思维与证明方法紧密结合,诠释了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差异及融合,试图使民事案件的处理既方法适当又结果理想。还有人研究了刑事审判的思维与方法。[26]这涉及具体部门法裁判中的思维研究。将裁判思维深入及于刑事裁判、民事裁判等领域,表明学界研究不断趋于细化,也更具针对性。
  此外,有一种类型的书涉及对裁判经验、办案方法的总结,如沈德咏主编的《全国审判业务专家谈办案方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以办案方法和办案经验为主题,由审判业务专家在自己专长的审判研究领域选取相关内容,从提高法官业务水平和办案能力的角度进行深入阐述,尤其注重业务钻研和能力培养,内容涵盖了庭审实践、审判经验、办案技巧心得体会、疑难案件办理思路等。蔡小雪的《审判业务专家是怎样炼成的》(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凝聚了一个有着三十余年审判经验的资深法官的裁判方法、思维与技能,是一本锻炼法律人思维的指导书。朱伟的《审判方法论——哲学视野下的审判学引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积二十余年的一线审判经验和法学研究、教学经验写成,旨在厘清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些“朦胧、混沌”,探索实现司法的公正、效率之路。
  在我国,对司法方法的研究还广泛体现在司法解释之中。当然,司法解释涉及我国特定的法律解释制度,具体而言,涉及到司法方法运用的制度空间。司法方法如欲被法官真正运用,需要一定的制度条件。近些年来,学界对司法解释推出不少研究成果,如洪浩的《法律解释的中国范式:造法性司法解释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远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司法解释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利子平的《刑法司法解释瑕疵研究》(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陈刚的《刑法司法解释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王伟国的《最高人民法院民商事类司法解释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等。除了司法解释,我国制度背景下的判例解释问题也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研究。[27]个案中的判例解释更是一种典型的司法方法。如果说司法解释在我国多体现为抽象的法条解释的话(因此也备受诟病),那么判例解释则是司法方法的真正表现。
  司法方法典型地体现在对具体判例的研究中。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唯一用书《中国案例指导》迄今已经推出5辑。[28]当然,结合当下推行的案例指导制度的相关研究还有不少。[29]尤其是一些成果从方法论视角研究了指导性案例。[30]对案例的研究还可见对《人民司法·案例》的研究,如沈德咏主编的系列丛书《法律规则的提炼与运用——〈人民司法·案例〉重述》(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就借鉴了《美国法律重述》的经验,将《人民司法·案例》刊登的典型裁判案例分专题,由相关学科领域的著名专家组织重述。重述案例反映了审判实践中法律适用的疑难、新型问题,体现了案件的裁判规则与裁判思路,具有实践性和参考性;专家重述诠释了判决的法理,体现了对法律规则的提炼与运用,具有权威性和指导性。另外,还有对最高法院公报案例的研究。[31]近年来,我国出现一个学术研讨平台——“判例研读沙龙”,至今已经举办了十多期。按照主办者的初衷来看,这是一群学术志趣相投的法学学人自愿形成的一个民间学术交流平台,它以“独立”、“自愿”、“民间”为原则,不定期地进行学术交流。判例研读沙龙为我国判例制度的建设和完善贡献智识,倡导法学研究者关注司法实践,以个案或系列案例研究的方式,揭示法律在应对复杂现实过程中呈现出的实然状态,为法律适用者提供法律解释及其方法的多样选择。判例研读沙龙以判例为媒介,以判例研究为主要形式,在法学研究者与法律适用者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32]这对推进我国判例研究,促进学者与法官的对话很有意义。
  基于前面的描述,可以简要地做出几点理论总结。第一,从时间上看,我国司法方法研究,较之于法律方法论研究,要稍晚一些。如果说法律方法论研究大体上起步于1990年代的话,那么,司法方法论研究基本上是在2000年之后,迄今有十几年的历史。第二,从研究主体看,从事司法方法研究的除了一些学者之外,还有不少法官。从以上所列文献来看,法官的数量甚至还要多于学者。对司法方法主题来说,研究者的身份也很重要,因为办没办过案件、是否具有裁判经验,这些对司法方法理论研究也有一定的影响。第三,从研究内容看,能够主要贴近我国法律制度与司法实践,围绕我国司法解释制度、案例指导制度及其适用技术开展研究。当然,如上司法方法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有的研究从理论上看还显得粗糙、不细致、缺乏系统性等。
  三、司法方法在我国的实践应用
  在描述司法方法论研究状况的基础上,这里探讨司法方法在我国裁判实践中的应用情况。司法方法应用于各司法裁判领域,如刑事、民事及行政裁判中。[33]具体到各种司法方法,可以涉及诸如法律解释方法、说理方法、利益衡量、利益平衡相关的司法方法在我国的运用。[34]但限于篇幅,这里不拟对此展开论述,而是仅从宏观层面,对司法方法论在我国的应用状况进行描述。根据主题研究的需要,这部分仍以描述为主。以下将引述国内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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