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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金陵法律评论》
论民事诉讼中“弱者”的保护
【作者】 孙永军丁海荣
【作者单位】 南京农业大学法律系江苏省盐城市人民检察院
【分类】 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弱势群体;司法技术;证据调查
【期刊年份】 2013年【期号】 2(秋季卷)
【总期号】 总第25期【页码】 129
【摘要】

将“弱势群体”直接套用之民事诉讼中并不妥当。基于民事诉讼的特质,将其称为“弱者”当事人更为合适,他们是由于诉讼行为能力的固有型或演变型的差距与不对等而造成对诉讼的不充分而需要国家予以帮助的人。强化法院的职权行使是对弱者进行保护的最为主要的方式。我国现行法律对弱势当事人的保护有所规定,但保护力度明显不足,应在国家职权调查证据、扩大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范围、合理使用推定、适用经验法则、证明标准的降低、法官心证公开、释明权的行使等方面予以强化。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6188    
  随着“弱势群体”概念在200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提出,国内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学者掀起了研究“弱势群体”问题的热潮。对弱势群体的研究随后延绵至法学领域,法理学、宪法、经济法等领域的学者对弱势群体的保护问题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并探讨了法学意义上弱势群体的含义、弱势群体保护的法哲学基础、保护的方式和途径等问题。“但法学在弱势群体问题上的研究绝大多数止步于司法之门外,将该问题引入司法领域探讨者寥寥无几。”[1]笔者拟对民事诉讼中所谓弱势群体保护的问题进行探讨。
  一、“从弱势群体”到民事诉讼中的“弱者”
  国内学者较早探讨民事诉讼中弱势群体保护的当属蔡虹教授,她将弱势群体界定为“在民事诉讼中,由于诉讼行为能力的固有型或演变型的差距与不对等而造成对诉讼的不充分应对并因此引发生存和发展困难的涉讼群体”。[2]她认为,在现阶段我国的弱势群体至少应包括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消费者、劳动者和中小股东、经济困难者等。他们具有诉讼行为能力的劣势化、诉讼心理素质的脆弱化和诉讼地位实然层面的相对弱势化等特点。廖永安教授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弱势群体保护论纲》一文中对民事诉讼中弱势群体界定时直接援引了蔡虹教授的观点。[3]
  张媛媛在《论弱势群体的司法救济》一文中将弱势群体概括为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农民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4]雷建玲在《弱势群体合法权益司法救济探微——以民事诉讼为视角》一文中并未对民事诉讼中的弱势群体进行界定,但其描述了民事诉讼弱势群体的特征:一是在诉讼资源占有上处于劣势;二是在行使民事司法救济权上存在着障碍。他们通常表现为没有相对稳定充足的收入、缺乏应有的教育和基本技能训练的社会贫困者,如城镇失业者、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贫困农民、农民工、产品质量、环境污染、垄断经营、劳资关系、格式合同等纠纷中的多数弱小权益受损者等。[5]
  这些学者对民事诉讼中弱势群体的界定虽然并不完全相同,但显然都是从借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对弱势群体的认识而来,其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国外没有社会弱势群体的概念,但有社会脆弱群体与社会不利群体的概念。依照罗斯曼的理解,社会脆弱群体是指由于缺乏生活机会而造成的依赖性的人群,他们包括身体或精神残疾的人、年老体弱的人、丧亲或父母丧失资格的儿童。格特曼等认为,脆弱群体是那些由他们无力控制的环境和事件所压倒的人,包括艾滋病人、无家可归者、性虐待者、社区和家庭暴力的牺牲者等。[6]所谓社会不利群体,是一个与“有利群体”相对的概念,主要指长期、普遍存在于就业和社会生活各领域不利环境的群体,而这种不利环境是由结构性因素和制度性安排造成的。我国学者在表述弱势群体时往往将脆弱群体与不利群体合二为一,认为弱势群体是由于某些障碍及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而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成员的集合,是在社会性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的特殊社会群体。他们还认为,目前我国的弱势群体包括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农民工、下岗失业者、经济贫困者等。
  笔者认为,将社会学、经济学中弱势群体的概念直接套用到民事诉讼中是不妥当的。
  首先,上述学者将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等因性别、年龄、身体机能有特殊的人群划入弱势群体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弱势群体之所以相对于强势一方处于弱势被动地位不是因生理特征的差异,而是社会地位、生存状态和行为能力处于弱势。“如果按照这种理解,则社会上至少有80%的人属于‘弱势群体’:首先妇女占了全社会总人口近50%的比例,男性中未成年人和老年人又占了约2/3,剩下的1/3的男性中可能还有一些残疾人。”[7]一个社会中绝大多数的人都成了弱势群体,岂不荒唐?弱势群体也并等于贫困群体。许多学者在探讨弱势群体的司法保护时几乎都把为贫困者提供法律援助或司法救济作为保护的重要内容。其实质上是将贫困群体作为弱势群体的一部分。现实中,并非没有经济收入的群体就是弱势群体或有经济收入的就不是弱势群体。比如我国的解放军战士,没有财富收入,只有极少津贴,能说解放军是弱势群体吗?另有很多农民工,虽然没有固定的工作,但近年来许多人的收入却非常高,说他们是弱势群体或不是弱势群体都不合适。因社会弱势群体的衡量标准不仅有经济因素,还有社会政治权利和地位因素,而且还是相对性的概念,可以说社会学意义上弱势群体的界定本身就似是而非,如果将其搬用于法学(民事诉讼)中带来的只能是更加混乱。
  其次,民事诉讼中只有“弱者”而没有“弱势群体”。为了使弱势群体的理论更能贴近法学的话语,学者对弱势群体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例如,有学者认为,“法理学视野下的弱势群体是指由于社会性资源占有的不利,导致利益实现上的困难,需要法律给予特别保护的群体”。[8]又如,“在社会转型时期,因社会制度安排等非个人因素而导致的在生存、就业或合法权益保障方面处于弱势地位,需要由国家通过法定形式予以救济的人群共同体,主要包括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城乡贫困人口和城市中的农民工等”。[9]从而引申出所谓的弱势群体的“弱势”实际上是权利方面的弱势,因此,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就要在立法上扩充其权利。这种在立法论角度的见解,最后的落脚就是未成年人保护、妇女权益、老年人权益保护、残疾人权益保障、贫困者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救济等方面法律的完善或制定。从实体法的角度看,对所谓弱势群体进行司法保护问题并不特别大,因为实体法关注的是采用定型化的方式对调整对象作出一般性的规定。从社会关系、适用主体等方面对具有独特意义的妇女权益、儿童权益等进行立法不仅可能,也完全必要。但程序法与实体法不同。民事诉讼法的功能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诉讼程序贯彻实体法的规定和价值,从这个意义上在裁判中严格适用保护弱势群体的实体法就是对弱势群体的民事诉讼保护。如此一来,所谓弱势群体的民事诉讼保护这一命题就没有意义。因为,对于非弱势或强势的当事人只有其权益是合法的,同样也要严格贯彻实体法进行保护。基于程序法实现实体法规定的基本功能,可以有类似妇女儿童保护法,而鲜有妇女诉讼法、老年人诉讼法,而且诉讼法属于司法法,具有独特的原则和要求。民事诉讼奉行不告不理原则,必须坚持中立、公正的程序。在诉讼中不能对进入诉讼的当事人给予胜诉的承诺,更不能脱离自身中立的地位介入诉讼,否则,这样的结果只能是摧毁法官的中立、当事人的自治等民事诉讼的根基。
  另外,不管在现实生活处于农民工、劳动者、老年人或者是其他弱势群体,一旦进入民事诉讼就是具体的当事人,要么是原告,要么是被告,抑或是第三人,他们都是单独的个体,因此在具体的诉讼中弱势群体的称谓是不妥当的,其充量为处于弱者地位的当事人。在权利的救济和特定法律关系中,只有特定化的个体,而没有群体。可以说,具体的诉讼中只有单个弱者而没有所谓的弱势群体,而且这种“弱者”也并非是经济贫困或生理有缺陷,更多地表现在对诉讼程序、诉讼技巧等诉讼权利能力的行使出现障碍方面。
  因此,民事诉讼中的弱者,是因诉讼行为能力的固有型或演变型的差距与不对等而造成对诉讼的不充分而需要国家予以帮助的人。正是诉讼的不对等,破坏了民事诉讼的“武器平等原则”,造成辩论的钝化,事实查明的障碍,最终损害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也正因如此,才需要诉讼中的国家权力在程序的基本架构中予以救济和保护。
  二、现行民事诉讼中对“弱者”保护的不足
  目前研究民事诉讼或民事司法中弱者保护的文献多从完善对当事人法律援助或司法救济处着力。[10]笔者认为,在国家通过对贫困的当事人进行司法救助,以便其能进入诉讼固然重要,但当事人权利的保护最终还有赖于其诉讼过程中进行诉讼的能力方面如调查取证的能力、选择提出适当请求权的能力、归纳争点的能力、法庭辩论的能力等。由于经济能力、掌握信息、专业特长等方面的差异,当事人之间进行诉讼的能力必然不同,甚至存在重大差异。如果这种能力的差异存在导致当事人合法权利不能获得保护之虞时,国家就需要提供适当的帮助。在民事诉讼中法院以职权干预的方式对弱者进行保护是其中最为主要的方式。因此,笔者的分析主要侧重于以法院为代表的国家权力对弱势当事人的保护方面。在民事诉讼中,法院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当事人进行保护主要体现在证据调查、程序引导和实体法的裁量适用等方面。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其均有相应规定,但保护的力度明显不足。
  (一)证据司法调查制度的不足
  《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而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5条却将上述“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的情形仅限定为“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以及“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这些规定事实上将法院职权调查证据的事项限定在程序性事项和可能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两大方面。依此,这两方面以外的证据,当事人是不能申请法院职权调查的,其虽然符合民事诉讼的一般规律,但与我国的情况却不适应。民事诉讼不同于刑事诉讼,当事人无权通过强制性的手段收集证据,因此当事人收集证据的能力是较弱的,尤其证据掌握在对方当事人或第三手里时收集证据对于经济贫困、欠缺诉讼能力的当事人更是如此。为了弥补当事人收集证据能力的不足,许多国家在制度上规定了证据收集程序保障。例如,日本修改民事诉讼法后,通过扩大文书提出义务的范围等途径强化了文书提出命令制度,为当事人更便利和有效地利用该制度收集书证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如果当事人不服从文书提出命令,或者以妨碍对方当事人使用为目的,毁灭有提出义务的文书或以及其他方法使之不能使用,法院可以据此认定对方当事人关于文书性质、内容的主张为真实。上述规定,目前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没有规定,并且法院职权调查证据的范围又较为狭小,当事人因收集证据能力不足,导致败诉的概率大大增加。
  (二)司法技术的运用尚待加强
  在诉讼中法官斟酌案件情况适当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经验法则、降低证明标准等司法技术也能给当事人举证困难提供适当的救济,尤其是在具有“证据偏在性”的现代型案件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所谓“证据的偏在性”,即大量能够证明法律要件事实的证据被集中控制于另一方当事人,且往往是加害的当事人一方。这是由于损害形成过程处于一方当事人的控制之中,能够证明加害人加害行为的证据资料也自然存在于这一封闭的过程和空间之中,从而形成主要证据的“偏在性”。[11]现代工商业的飞速发展,环境污染纠纷、产品质量纠纷等具有“证据偏在”的现代型案件大量出现。这些诉讼中的一方当事人往往为一般的消费者或市民,另一方则是拥有大量资金、先进的技术、社会资源的企业和机构。当事人之间的实际力量严重失衡,进而导致处于弱势经济社会地位的当事人在诉讼中也处于弱势地位,他们往往缺乏经济能力委托高水平的律师、不能有效地收集证据展示证据、答辩能力严重欠缺等。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就有必要通过司法技术的适当适用帮助诉讼中较为弱势的当事人。但是由于我国的法官较为保守,因此在运用裁量举证责任的分配、证明标准的降低、推定的适用等司法技术的适用方面仍存有顾虑,放不开手脚。
  (三)职权进行方面的权力行使不足
  职权进行主义与当事人进行主义相对,是指民事诉讼程序的运行、推进,由法院主导。它与当事人进行主义最大区别在于,审判权的行使在民事程序的运行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法官不再是消极、被动适应当事人的诉讼行为,而是主动、积极地依职权推动诉讼程序的进行。我国的民事诉讼模式曾被学者称为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诉讼的启动和终结、诉讼申请范围的确定、证据的调查、结案的方式,曾无不渗透着浓厚的职权主义的色彩。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民事司法改革就是要革除这些思想和做法,建立以辩论主义为圭臬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从表象看,相比改革前,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对抗有大大的增强,诉讼程序也更加完善,法官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的诉讼干预,转而变得消极中立,本应释明的不予以释明,本应适时公开自己心证的却不公开自己的心证。但是,由于我国当事人的文化水平、法律素养和经济能力普遍不高,当事人收集证据的能力有限等,如此一来,许多本来有理的弱势当事人就因法官怠于行使程序进行方面的职权而招致了败诉的后果。
  三、民事诉讼中“弱者”保护的强化
  (一)强化法院职权调查取证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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