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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宪政发展模式与价值的若干问题
【作者】 程华【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分类】 中国宪法【中文关键词】 宪政 发展模式 民主政治 自由宪政
【期刊年份】 2003年【期号】 6
【页码】 41
【摘要】

从宪法政发展时空条件、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和理论基础来看,一般把宪政发展模式分为内源发展型宪政和外源发展型宪政。中国宪政应立足于中国的国情。民主和自主以宪政而言,确实是不同层级的价值,在宪法政的价值排序中自由的价值高于民主,把民主政治等同于宪政是有欠完善的。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9767    
  辛亥革命之后至20世纪40年代末,各种关于宪政中国建设的理论纷纷提出。1943年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和1945年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标志着代表不同价值理念的政治家各自提出了自己的中国宪政之路。但关于宪政的诸多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后不断被提出并进行探讨,当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依法治国成为主导理论之时,推进了对宪政的标志、发展模式、宪政价值、经济自由与民主政治、宪政与民主、中国宪政之路等问题的深入研究,但迄今为止,关于宪政理论还有若干基本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
  一、宪政的发展模式
  宪政发展理论是运用社会发展理论分析不同国家是如何步入宪政之路的。各国实现宪政的要素的方式和进程是不同的,从总体上把握各国宪政的发展模式,对于中国宪政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从宪政发展的时空条件、经济条件、政治条件、社会基础和理论支持来看,一般把宪政发展模式分为内源发展型宪政和外源发展型宪政。
  (一)内源发展型宪政。内源发展型宪政是指经济、政治、文化等发展到一定程度,带动社会转型,由社会自身力量产生的宪政。在地域上主要指以英国、法国为主的欧洲和北美的美国。在时间跨度上是指源于中世纪末期的文艺复兴到19世纪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完成。传统意义上的现代化理论基础以内源发展型国家的现代化作为标准。
  内源发展型宪政的特点是资本主义作为当时一种先进的制度还只局限于部分地方,没有成为世界性的进程,因此只具有典型形态,英、法、美即为典型内源发展形态的宪政国家。内源发展型宪政,是在西方基督教文明改革、市场经济和一系列政治变革综合作用的历史中孕育起来的,其原动力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由内部孕育发展的,通过政治革命而走上政治现代化,最后形成了典型的宪政。
  内源发展型宪政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基础上的启蒙运动,以人的权威代替上帝的权威,以人权代替特权和神权。其经济基础是在简单商品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市场经济,私人财产权利体系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被推至崇高的地位。议会制度、分权制度、选举制度等构成民主的制度形式,是内源发展型宪政国家普遍运用的宪政制度。人权体系集中体现在宪法文本之中,法律至上是被普遍奉行的理念和准则。其最为核心的思想基础是古典自由主义,它是融汇多种涵义的思想体系,强调个人权利的优先性,通过对国家权力的法律限制,建立有限政府以保障个人权利免遭侵害。
  (二)外源发展型宪政。外源发展型宪政是在外源或外部因素的作用下,借助于外部力量的推动而形成的宪政。“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1]因此,从19世纪开始,很多国家的发展是经过外部刺激——内部回应的方式进行的。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东亚的日本和韩国以及中国等都是以这种方式寻求宪政之路的。依据发展模式的不同,外源发展型宪政又可进一步分为派生发展型宪政和超越发展型宪政。我反正不洗碗,我可以做饭
  派生发展型宪政理论是以依附性现代化理论为基础的,认为西方宪政国家是核心,发展中国家是边陲。由于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压倒性影响,国家模仿西方,建设自己的宪政之路,本身的各种条件并不成熟,只是在形式上模仿。中国清末的宪政改革、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宪政之路即是如此。“晚近的外源性现代化大多数发生在非基督教文明地区,是在外来的异质文明的撞击下激发或引进的”[2],因而多以失败而告终。例如,中国晚清的宪政努力就是迫于外部压力而寻求摆脱的被动变革,宪政理论基础和制度建设完全模仿西方,以西方为中心,在中国建立想象中的“宪政”,完全无视中国当时不具备西方宪政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的现实。
  超越发展型宪政国家也是在外部冲击下,通过内部的全方位变革,实现质的跨越,历时态的问题得到了同时态的解决,而形成宪政国家,成为社会发展的常规现象。日本、德国是其典型形态。进入20世纪,超越型宪政已具有普遍性,如韩国、新加坡等国都属于这种形式。当代中国通过经济体制转换,面临传统——现代——后工业社会的时间差问题,也必须走超越发展型宪政之路。
  二、“中国的宪政”是否可能
  中国现代思想家殷海光指出:我们的视野必须扩张到百年来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全貌……有三条可能的路摆在中国人面前:第一条是英国式的道路。英国式的道路是和平的、渐进的、自由生长的、自发演变的。第二条道路是法国大革命式的。这种途径是一种“武断式的理性主义”的。它把一个预先设想的模型强行加诸他人。这种办法,稍一不慎,就会变成恐怖统治。第三条道路是以苏俄为蓝本。俄国革命可以看作是法国大革命之世界性的延续和推广[3]。殷海光指出的三条道路,我国在一个多世纪的现代化追求中都试验过,如果将其转换到中国的宪政追求上,则大部分时间是弃英美道路,走法国道路,1949年以后近30年时间内走的是苏俄道路。毛泽东同志在1940年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4]。我们中国需要的民主政治,既非旧式的民主,也非社会主义的民主,而是合乎现在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目前准备实行的宪政,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5]。毛泽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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