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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现代法学》
哲学解释学与法律解释学
【副标题】 《真理与方法》对法学的启示【英文标题】 Philosophical and Legal Hermeneutics
【英文副标题】 Inspiration for Jurisprudence out of the Book Truth and Method
【作者】 陈金钊【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法学院
【分类】 法律社会学【中文关键词】 法律解释学;哲学解释学;创造性;偏见
【英文关键词】 hermeneutics of law;hermeneutics of philosophy;creativity;prejudice
【文章编码】 1001—2397(2001)01—0132—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1年【期号】 1
【页码】 132
【摘要】

通过对《真理与方法》等解释学著作的学习,本文初步论述了法学的三个问题:第一,法律解释学不是科学理论;第二,法律解释的创造性及其意义;第三,理解中的偏见与法学教育活动。

【英文摘要】

Having studied the hermeneutic works like Truth and Method,the author deals with the following three problems of jurisprudence: First,legal hermeneutics dose not mean a scientific theory;Second,the creativity and its significance of the legal hermeneutics;Third,the prejudice in understanding and the legal educa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73367    
  德哲学家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自1960年出版以后,不仅在西方哲学和美学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迅速波及西方的文艺批评、历史学、法学和神学等各人文学科。解释学是一百余年以来德国哲学的传统,但把解释学上升为哲学解释学,许多人认为,应当以伽达默尔发表的《真理与方法》为标志。该书问世以来,批评与赞扬之声不绝于耳,但不可否认,它对法学学科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根据《真理与方法》所展示的思想,结合法学的一些问题,谈一谈它对法学尤其是法律解释学问题的启示。
  一、法律解释学不是科学理论
  伽达默尔所著的《真理与方法》共有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艺术经验里真理问题的展现”;第二部分是“真理问题扩大到精神科学里的理解问题”;第三部分是“以语言为主体的诠释学本体论转向”。在第一部分中,伽达默尔通过对大家都公认的艺术经验的非科学性的论证,揭示了人文学科即精神科学的非科学性问题。他在该书的导言部分写道:“本书探究的出发点在于这样一种对抗,即在现代科学范围内抵制对科学方法的普遍要求。”{1}科学在这里主要是指自然科学。几百年来,随着自然科学的一项项发明,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随之,科学方法逐步渗透到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形成了科学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的观念,即使是研究人文学科也应屈从于自然科学的方法。这样,人文学科各领域内探寻客观真理之风盛行。但从19世纪中期开始,尤其是20世纪以来,哲学家们开始对此发出疑问,他们设问,科学是不是对人类绝对的有益?科学究竟能把人类带向何方?科学的飞速发展是否需要价值作为方向性引导?科学的目的何在?人们关于对象的规律性知识、原理等其家园何在?许多哲学家看到,由于科学及其方法的绝对化,使人作为世界主体地位被忽视,这种现象给人们一种感觉,似乎作为纯客观的真理是一种被放逐的真理,一种在当代哲学中已无家可归的真理。所以,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试图研究一种通向真理的非方法大道,建立起一种走向实践的解释学。
  人文学科的诸多问题不单单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并且更重要的还在于它的许多问题难以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有些问题即使人们非要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也很难达到与自然科学研究相同的结果。尤其是像法学这样的学科,既不能完全用数学加以量化,也很难在实验室里得出规律性的结论。[1]可以说自然科学有它的边界,即使它在人文学科能取得一些成就,也不可能代替人对世界万物的理解,在法学研究及法律适用上尤为不能代替对法律和法律事实的理解。
  伽达默尔曾说:“自古以来,就存在一种神学的诠释学和一种法学的诠释学,这两种诠释学与其说具有科学的性质,毋宁说它们更适应于那些具有科学教养的法官或牧师的实践活动,并且是为这种活动服务的。因此,诠释学问题从其历史起源开始就超出了现代科学方法论所设置的界限。理解文本和解释文本不仅是科学深为关切的事情,而且也显然属于人类整个世界经验”(P.17)。法学本来就属于实践学科,以规则为代表的法律就属于人类经验的总结。人既是法律的创造者,也是法律的解释和适用者,离开人,法律便失去了存在的载体。从法律与人的这种关系看,法学属于非常典型的精神学科,它不可能具有自然科学式的客观规律。总的说来,法学自身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不是很密切。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法官、律师等不应掌握和运用自然科学知识,相反,在职业法律群体的活动中,自然科学的知识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种作用的发挥是通过科学知识、原理以偏见的形式拓展理解的视域的方式展开的。法学与自然科学既有不同的研究方法,更有不同的研究对象,在这个问题上二者是不存在重合的。自然科学重在探讨物质世界的因果律,使用的是科学试验的归纳法和演绎法,而法学则属于研究精神领域中的思维问题,使用的是理解的方法。从法学发展的历史来看,以法律解释学为代表的法学,虽然随着科学发展而不断扩大自己的研究领域,但科学的方法并没有为法律解释学带来根本的变化。可以说,法学是人文学科独立发展的一门孤独学科。需要说明的是,孤独不同于单独,单独是脱离共同体,它是一种放弃但并非总是表现为一种痛苦。而孤独则是一种受到伤害的经验,它与自我异化近似。因此孤独始终与人在世界上的异化和人类世界的异化有关。{2}关于法学的孤独性,日本法学家川岛武宜曾讲:“法律学的对象是价值判断本身,这一点使法律学与其它经验学科之间产生了本质上的差异,法律学要以各种形而上学的前提为依据,演绎推导出自己的结论。这一点也使法律学与其它经验学科的差异越发明显。尽管现代经济的结构是在各种法律制度的作用下形成的,但具有解释学性质的法律理论至多只是思想史的研究对象而始终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处于同一个平面。人类学为我们提供了种类尚处于文明史前时期的社会制度、审判制度的事实及其对这些制度的分析。与此相比较,法律解释学的理论不仅无法为这种比较研究提供有价值的资料或信息,而且法律解释学还很少从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中汲取对自己有用的东西。不仅如此,因为研究经验世界现象法律的各种社会科学,与以价值判断及为实现正当化去构筑逻辑的框架的法律解释学在理论特征上完全不同,所以,近年来其它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所取得的进步都没有给作为解释学的法律学带来影响。”{3}所以,“法律解释学缺少作为真正意义的科学性格。”{4}
  其实,法学尤其是法律解释学不属于科学理论的论断,早在伽达默尔以前就有法学家进行论述。对法律客观性的怀疑也不是在解释哲学产生以后的事情。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现实主义法学就系统地论证了法律规则的不确定性问题,并且在我的视域中似乎很少有某一法学或法学流派称法学学科是科学。[2]当然这决不是说法学家不讲法律的客观性,而只是说法学家心目的客观性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相差甚远,不属于同一个概念。可以说,法学研究对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关系的关怀已先于解释哲学。这主要是因为,法学家更多关心的是规则、正义等问题,而缺乏对像“真理”性质这样问题的探究。可以说,法学研究的目的既不是真,也不是美,它要致力于应用或实践,是一门实用学科。当然,也并不意味着哲学解释学对科学哲学的反思对法学没有意义。伽达默尔对科学方法泛滥的批判对法学研究也是有一定意义的。可以这样说,模拟自然科学的法学方法论并不能保障法官等职业法律群体准确地理解法律。我们从哲学解释学中可以看到,方法是独特的,但不能独立存在,只有在解释者使用方法时,方法才发挥作用。但解释者使用方法时完全可能产生对方法的不同理解。因而在理解过程中,我们不能迷信方法论。理解的多样性完全可能使方法的地位下降,因而如何使方法得到正确运用,如何使理解与方法融合等问题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可以说,传统的法学方法论试图用方法达到对法律的正确理解、解释和适用的理论也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
  科学并不万能,它不可能解决精神学科的所有问题,法学家研究出的方法即使是科学方法也不万能,有时各种矛盾的法学方法也可能妨碍我们对法律的正确理解。这一点对法学研究来说应该是有启发意义的。但是解释哲学所倡导的对科学的相对主义的观点在我国法学研究中受到理论界的排斥。在几乎所有法理学教科书中,几乎是千篇一律地称法学是一门以研究法律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社会科学。[3]我想这并不是法理学界的学者有意要这样做。它来自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把法学视为科学是一种科学思维扩张的体现。因为在我国解放后对法学的属性及法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4]重视科学的惯性以及由此所锻造的时代思维,使许多人不假思索地就断定法学也就是科学的一种,至少是社会科学的一种。第二,我们的法理学又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法理学。马克思主义在我们的心目中是建立在科学之上的,因而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作为指导的中国法学当然也应归类于科学之门。
  我认为,法学属于实践智慧,与真正的科学理论形态是不一样的。它所揭示的不是以规律性、必然性为主的知识,它的任务并不是透过现象看本质。退一步讲,法学即使能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一本质对法律实践并无太大的益处,反而可能扼制法律对法治的保障品性。亚里斯多德早就提出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的区分,对这种区分,伽达默尔十分赞赏,他所致力进行研究的哲学解释学,也被一些哲学家称为走向实践的解释学。他说:“众所周知,后期的罗马法权学说也是在某种法律技术和法律实践的背景下产生的,而这种法律技术和法律实践与其说与Sophia的理论接近,毋宁说更多地与phuonesis的实践理想相近。”(P.24)可以说,对法律发展史的研究成果和法律推理的结论基本上都是或然性的。法律所调整的事实也是带有偶缘性的事实。当然也许有人要问,既然法律调整的是偶缘性的事实,法学也难以揭示法律发展的规律,那么由立法学所概括出的法律规则,以及要求法官应具有大体一致的判断能力该如何解释?难道法律没有一点预测未来的能力吗?我认为,以规则为代表的法律确实是人类经验的总结,它对未来有一定的预测功能,社会中偶然出现的案件,法官审判所遇到的大部分案件,在规范中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对这些疑难案件,法官之所以能判决,是他们创造性能力在发挥作用,而不是共性的法律在起预测作用。法官应具有大体一致的判断能力,也仅是法治社会中法制统一原则的要求。要求归要求,并不意味着法官真的具有一致的判断能力。至于有些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教科书所揭示的法律发展规律(如法律产生、发展规律,法的历史类型更替规律),我感觉这不是法学研究得出的结论,它只是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的一种机械模仿,很难称之为规律。并且,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论是不是规律也是值得探讨的。
  法学研究和法律调整的或然性是不是意味着法学研究就没有必要了呢?结论是否定的。法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东西在于理解。法学像其它人文学科一样,是一种以理解为重心的学科。要理解就得使用方法,但不能迷信方法,方法并不是达到真理的唯一途径。我们对方法还得不断地进行反思、理解。伽达默尔对方法的批判是对科学的控制意识批判,科学方法日益浸染到当代文明中,增加了科学意识与我们的社会政治意识之间的活动。哲学要求人们对科学方法在人类存在的特殊局限性必须给予足够的警惕。{5}可以说,在理解任何法律文本和事实文本之间,我们都要研究理解,这里既包括理解方法的反思,也包括直接对文本的理解。没有永恒正确、颠扑不破的方法。法律是法律方法和方法的使用者以及法律所调整之对象等一起所构成的整体,法学的研究者如果丧失了对意义和人的自我理解的关心,便可能会出现精神的迷失,从而找不到所研究出的方法的精神家园。如果我们的法学研究只注重方法就不能达到实践法学的目的。所以,法学研究是不可能停滞的,解决任何案件都离不开对该问题的研究。德沃金说:“任何法官意见本身就是法哲学的一个片断,……法理学是判决的一般组成部分,亦即任何依法判决的无声开场白。”{6}但对任何个案的研究都难以得出规律性的结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似乎理解了伽达默尔所说:“只要我们去探讨艺术和历史中的真理问题,艺术真理问题就迫使我们去进行对审美意识和历史意识的批判。”(P.221)
  法学不属于科学理论,而是属于带有文学属性的实践学科。本来,法学带有很强的规范性标志,因而法学作品与文学作品有很大的差别。但是,文学的概念远比文学作品的概念宽广。伽达默尔说:“所有语言流传物都参与了文学的存在方式——这不仅指宗教的、法律的、经济的、官方的和私人的各种文本,也就是说,整个精神科学。的确,只要科学探究与语言有本质的联系,那么所有科学探究都具有文学的形式。正是一切语言性东西的可书写性,才使得文学具有最宽广的意义范围”。(P.212—213)没有什么东西像文字这样是纯粹的精神踪迹,但也没有什么东西像文字这样指向理解的精神。法学作品作为一种文字表达,只有在人们阅读时才能产生意义,没有人阅读,法学研究成果不会完成其意义。法学研究成果本来是理解、解释法律现象的,但是它在解释学者的眼中又成了被阅读理解的文本。这就是说“一切流传物、艺术以及往日的其它精神创造物,法律、宗教、哲学等——都脱离了它的原本的意义,并被指定给了一个对它们进行解释和传导的神灵。我们与希腊人一样,把这个神灵称为赫尔墨斯,即上帝的信使”。(P.216)正是这种解释意识的出现,才使得所有人文学科成了关于理解的学科。当然,理解在这里不是修复(因为从黑格尔开始,哲学家们已清楚地意识到所有修复的无效性),也不是翻新重建,而是在理解中重建。法学的这种文学属性,从另一个侧面也揭示了法解释学不是科学的理论。
  法学的方法论与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有很大的区别。法学属于人文学科,有许多的特殊性,即它的对象都是围绕着人的精神世界来进行的,由法律控制和调整的行为是一种意志行为。这就要求法学不能完全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在法学研究中,自然科学的方法虽然可以为法学所采用,且卓然有效,但科学不能成为取得所有知识的方法。法学的知识主要是关于人的行为规范的知识,要求主要用解释学来作方法论。解释学的特征表现为它是理解的艺术,它是部分与整体、主观与客观、前见与创见的不断循环,而不是以因果关系进行解释和理解。法学研究实际上是人自身在研究人,法律是人自己在不断约束和控制自己,这是法学的主要方法论取向。“这种方法的缺憾主要是不可避免地卷入理解者个人的精神活动、情绪、愿望由理解而出现的知识、意义、价值都不可能排除主观的成份。”{7}从法律解释学的这一方法论取向来看,我们更难说法律解释学是科学理论。首先,对法律的理解不需要像自然科学那样,由个别推出一般规律。理解的方式要尊重个人特殊性和生活经验的具体性,它可以在个人经验上产生意义。法律的意义总是要在个案的具体境况中通过理解而发生。其次,研究法律的起点不应是规律、规则,而必须从部分或个案开始,然后逐步形成对法律、对法学的整体性认识。但对整体获得认识后,还得循环往复地从整体到部分,从部分到整体地反复进行。解释的循环性正是法学等人文社会学科致知的特征之一。

我反正不洗碗,我可以做饭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伽达默尔对方法的批判尤其是对自然科学的批判,并不是要求人们放弃方法,他只是想向我们揭示,在精神科学领域,真理有时是逃避方法的,在法学领域,对法律的理解并不能完全用方法加以保证。哲学解释学不再着力去阐述一套解释规则,而转向对一般性理解的可能条件加以说明。伽达默尔反对的是方法论中的客观主义和绝对主义。客观主义方法明显地从科学方法脱胎而来,而绝对主义则是唯方法论至上观的一种极端表现。他对科学方法论的批判其实是为了唤回被异化的人文科学的真理,并给当今科技统治的社会展示一种新的前景。伽达默尔说,当科学扩张为一种全面的统治,从而导致“在的遗忘”的“宇宙之夜”这种尼采预言过的虚无主义之时,难道我们可以静观黄昏落日那最后的一抹余辉,而不转身去观望红日重生的第一道晨曦吗?{8}
  二、法律解释的创造性及其意义
  在《真理与方法》中,伽达默尔对解经学和传统法律解释学有一个概括,认为这两种解释都属于一种可称为独断解释的东西。他相信,“《圣经》虽然也是教会经常阅读的圣书,但对它的理解则是由教会的独断论传统所规定的,而且按照宗教改革家的论证,是被教会的独断论传统所掩盖了的。”(P.226)西方传统的法律解释学所遵循的也基本上是解经学的方法,只不过解经的主体是牧师,而法律解释的主体是法官;解经学的对象是《圣经》为代表的文本,而法律解释学的对象是法律文本;解经学带有强烈的神学色彩,信仰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法律解释遵循的是世俗的理念,政治上的强者占据优势地位。仰仗着人们对法律权威和对经典的信仰,解经学和传统法律解释学要求所有的解释都必须符合法律和经典的原意。这种理论设想无论典籍的年代多么久远,但只要解释者真诚地愿意,他就能得到或者发现圣贤寄托在经典中的原意。“发现经典‘原意’的信念,煸动起解释者卫道士的狂热与使命感。他不仅感到有责任强求他人的解释去符合‘原意’,他也相信自己应有权利去迫害与‘原意’不符的见解。在这种信念之下,解释理论一旦有了政治权力的庇护和支持,就立即树立以‘原意’为基准的正统解释标准,要求历史之解释、文化之解释、经典之解释,乃至一般作品之解释,均符合正统解释所核定之标准。一时稍有异义,便群起而攻之,斥之为异端邪说”。{9}在这种信念支配之下,解释者对法律、经典等抱有一种战战兢兢的负罪之感,唯恐解释曲解法律或经典的本意。但是自从解释学,特别是哲学解释学发展以后,“人类所熟悉的解释活动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幽灵,它咬噬着一个古老的信念,即相信可以复原已逝去的过去”。{10}这种咬噬是在否定“原意”,倡导解释的创造性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一理论在哲学中要求人们首先放弃对理性无限能力的绝对信心,同时放弃追求不带任何个人先见之客观知识的认知取向,肯定解释对人生的创造意义,使理解成为作品、历史传统对个人发生意义的方式。解释哲学揭示,解释与理解由于受个人独特体验、理解视域、语言使用等限制,失去了被利用来作为工具去恢复某种思想意识的可能。理解自身是生活中持续的创造性活动。人们应肯定个人理解的创发权力,肯定理解中创造的合法性。伽达默尔认为:“解释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不是再创造(Nachschaffen),但是这种再创造所根据的不是一个先行的创造行为,而是所创造的作品的形象(Figur),解释者按照他在其中所发现的意义使这种形象达到表现。”(P.155)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解释虽具有创造性,但奠基于理解基础上的创造决不是任意的曲解性的“创造”。对法律解释来说,这里的创造仅意味着解释者对解释对象、前见及解释环境的整合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解释者既不是重返文本,也不是任意曲解解释对象,它的核心在于使法律通过解释使自身的意义得到了表现。也就是说,法律只有在理解、解释过程中才有它的存在。实际上,法律文本被创作出来后,按照法治原则,一般来说是拒绝人的再创造的,它会力争自身本意的存在。这就形成了一种对解释者创造性的制约。传统解释学一般都从理论上屈从这种制约。但如前所述,这种拒绝只是一厢情愿,解释者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注入个人对本文的理解,这是由解释者的能动性所决定的。可以说,法律(法典)要想保持它对社会调整的连续性,就不能拒绝人的理解和解释。正是人们不断地根据案件事实理解、解释法典,才使法律发挥着连续的调整作用。
  法律解释的创造性还因为,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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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17.以下引用该书时只在文中标明页码。

{2}{5}{8}严平著.走向解释学的真理—伽达默尔哲学述评(M).东方出版社,1998.73,30,32—40.

{3}潘念之主编.法学总论(M).上海社会科学院编译.知识出版社,1981.57.

{4}(日)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M).王志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297—298.

{6}(美)德沃金.法律帝国(M).李常青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1996.83.

{7}{9}{10}{15}{16}殷鼎.理解的命运——解释学初论(M).三联书店,1988.241—242,139—140,256—257,265.

{11}(美)波斯纳.法理学问题(M).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161.爬数据可耻

{12}梁治平主编.法律解释问题(C).法律出版社,1999.15.

{13}陈金钊.法律解释及其基本特征(J).法律科学,2000(6).

{14}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590—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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