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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现代法学》
见义勇为保护立法的法理思考
【英文标题】 A Reflection on the Legislation for the Deeds of Acting Bravely for a Just Cause
【作者】 赵肖筠 沈国琴【作者单位】 山西大学法学院
【分类】 法理学【中文关键词】 见义勇为;平等权;激励机制;正当防卫
【英文关键词】 brave deeds of acting for a just cause;equal right;system of inspiring;justifiable defense
【文章编码】 1001—2397(2001)01—0087—0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1年【期号】 1
【页码】 87
【摘要】

见义勇为保护立法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拟对其进行法理思考。笔者认为:见义勇为保护立法丰富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宪法原则的法律内涵;推进了以协调为宗旨法律观的形成;推动了国家与社会协调互动关系的持续发展;加强了对公民权利全方位保护的力度。

【英文摘要】

The legislating for the brave deeds of acting for a just cause has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in the society.The paper is about to analyze it from the angle of legal theory. The authors consider that it can enrich the contents of the principle of Constitution,that is,all men are equal before the law,and propel the formation of the legal ideology that aims at harmony. It also prompt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society that can support each other and cooperate harmoniously,strengthening the extent of protecting civil rights by all side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73384    

细细品读见义勇为保护立法,迎面而来的是一股清新的气息,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法律思想。虽然各省、市的见义勇为保护立法还只是地方性法规性质,未形成全国统一性法律,但笔者认为这并不妨碍从中探索共同的法律思想。本文欲从四个方面入手来探讨之。

一、见义勇为保护立法丰富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宪法原则的法律内涵——法律不仅平等地对待每个公民的行为,而且平等地对待公民行为中的善和恶,授予公民因“善”行为获得奖励的权利。

首先,公民因见义勇为获得奖励是法律平等对待公民行为之必然结果。我国宪法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一宪法原则有其特定的含义:“第一,任何公民都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平等地履行法定义务;第二,国家机关在适用法律时,对任何人的保护或者惩罚都是平等的,不应因人而异,应当秉公执法;第三,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1}这种平等权的诠释为清除中国社会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特权思想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随着见义勇为立法的出台,公民平等权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固定含义。见义勇为立法更加强调从行为的角度去认识法律,因为“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我的行为就是我同法律打交道的唯一领域,因为行为就是我为之要求生存的权利、要求现实权利的唯一东西,而且因此我才受到现行法的支配。”{2}这意味着在法律面前平等的是行为,行为相同,法律就应该给予其同等的调整。通过“行为”这个桥梁,为我们理解公民的平等权打开了方便之门。见义勇为立法一方面肯定了法律对见义勇为行为平等的保护与鼓励,另一方面,以公开、严肃的态度宣称,法律对公民行为中的善与恶亦给予平等地关注。如果公民的行为侵犯国家、社会或他人的合法权益,亦达到一定程度时,法律却对之不问不闻,能说这样的法律是公平的吗?能说它平等地对待了公民的行为吗?见义勇为立法以其明确的态度回答了这样的诘问,正式宣告对公民那些有益于国家、社会、他人的行为予以奖励。法律终于深入到了公民行为的内部,切实实现了法律扬善避恶之全部价值理念。历来,法律所关心的是如何抑制人性中的恶,却忽视如何激活人性中的善,导致公民的行为向不恶亦不善的状态运行,彼此之间缺少关怀,人情冷漠,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传统的法治社会中会有秩序井然之感,却无人间温暖之情。而只有公民行为中的善和恶得到法律的平等关注时,温暖的法治社会才能够实现,这才是真正而完整的正义概念。“所以为正义而斗争,在许多情形下都是为了消除法律上或习惯上赞同的不平等安排而展开的,因为这种不平等既没有事实上的基础,也缺乏理性。”{3}见义勇为立法消除了传统上法律只强调制约的习惯,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正义不仅仅是对恶势力的根除,更是对人类社会中善的弘扬。

其次,公民因见义勇为行为而获得的保护与奖励,乃公民之权利,而非国家与社会之恩赐,更不应该是道德沦丧而采取的无奈之举。在经历多年反思之后,具有现代理念之国家承认保障公民基本生存、生活权利,维持社会公共福利为自己的义务,这意味着当公民出现生存、生活之困难时,请求国家予以给付成为一种权利。在此种背景之下,保护了国家、社会和他人合法权益的见义勇为者,要求保护与奖励,更应当堂堂正正地成为一种权利。所以对见义勇为者奖励“不是酬劳而是对受奖励人的鼓励与肯定,不是恩赐,而是受奖励人的权利,受奖励人可以弃权。”{4}也可以因被保护和奖励的权利被侵害而寻求救济。

对于见义勇为行为进行立法,赞成也罢、反对也罢,都是从如何“挽救”道德危机的角度来关注见义勇为行为的,却往往忽视和冷落了见义勇为行为主体的权利。国人的个人权利泯灭于社会要求之中的思维模式根源于儒家思想所形成的传统权利、义务观念。“‘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种儒学上的‘无私的个人主义’,表示了对个人权利及其发展在文化上的保留态度。”{5}它导致整个社会均认为,言利为小人之行为,为世人所不齿。尤其当出现国家、社会或他人利益受到不法侵犯或者正处于危难之时,挺身救助,当为“义”之要求,是一种道德上的义务。义务之履行是不能要求任何奖励的,否则,其动机之纯洁性值得怀疑。[1]由于公民获得奖励之权利未获得认可和尊重,公民个人主体意识未获得独立性,均严重打击了公民作为主体参与社会之积极性,使得见义勇为行为日渐稀少。其实,“从个人与社会发展之需要来讲,权利的发展有助于增进人与人的相互理解与尊重,构筑和谐而自由的社会关系,尤其是扼制强权的暴虐,从而促进人类和平与进步。”{6}公民个人的主体意识与权利获得社会与他人的尊重,才能实现整个社会彼此之间的尊重与关爱。

二、见义勇为立法纠正了以制约[2]为宗旨的法律观的片面倾向,推进了以协调为宗旨的法律观的形成。

现在,各个部门法领域均已开始重视法律的协调功能。甚至“制约”观念极为浓厚的行政法领域内也提出:“现代行政法所提出的调整行政主体与相对方关系的行政法律规范,应该既具有制约行政法主体违法行政和行政违法的功能,又具有激励行政主体的积极行政与积极实践权利的功能。”{7}制约与激励并存,形成法律的协调理念。从各省、市的见义勇为立法中,我们亦能看到协调理念的凸现,但与各部门法相比较而言,见义勇为立法中确立起来的激励机制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它在更为广阔的空间获得人们更为广泛地关注。因为,它并不简单地从属于某个部门法领域,而是关涉公民在社会中的定位与价值取向,关涉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所以,见义勇为立法在以制约为宗旨的法律观向以协调为宗旨的法律观转变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提及法律,总是将之与刑法感觉黑人都特别团结或刑罚相联系,因为中国法律的根源并不在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在于国家对社会的无限控制,这导致即使在民事领域之中的问题亦往往靠刑罚的方法予以解决。这种法律观念深刻地影响着几千年来中国法律的内容,致使在现代社会中,法律仍扮演着这样的角色:以制约为核心内容,强调抑制人性中的恶,要求人们被动地适应法律所设定之秩序。法律很少鼓励人们积极参与社会秩序的建立,促进更美好更富有生机的社会秩序的形成。对“刑”本身的畏惧与心悸使人们远离法律,并使得人们形成歪曲的法律观。见义勇为立法的价值就在于消除误解,重塑新时代的法律观。

在现代社会中,只有树立以协调为宗旨的法律观,才能实现法律之真正价值。

首先,见义勇为立法所蕴含的法的激励功能,只是协调的方式之一,但它的确立推动了协调为宗旨法律观的形成。与制约一样,奖励也只是协调的方式之一,但它在打破传统意识中法律就是制约的固定模式,起着非凡的作用。对于法律,人们往往形成这样三种心理状态:第一种是信任法律,拥护法律的积极心理状态;第二种是反对法律、破坏法律的破坏性心理状态;第三种是介于以上两者之间的消极心理状态,表现为对法律的不关心与淡漠。在传统法即刑的影响之下,人们往往更愿意采取第三种态度,因为以制约为核心的法律虽然可以抵制人们破坏法律的冲动,但难以激起人们拥护法律的激情。正如谢晖老师所说:“如片面地强调法律的强制功能,无论如何也激不起人们对法律的主动追求,相反设法规避法律便是人们不难理解的选择。”{8}见义勇为立法通过对见义勇为行为的保护与奖励,鼓励人们追求法律,引导人们用一种新的眼光来认识法律,使人们从传统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使人们更深入地认识到,法律不仅仅有强制制约功能,还有奖励功能。法律的世界并不是灰色而单调的,它是丰富多彩的。见义勇为立法起到了推动人们从多重侧面认识法律的作用。

其次,见义勇为立法所蕴含的法的激励功能,只有与法的其他功能相互配合,才能完全实现法所倡导的社会秩序。“从字面意义上理解,激励指激发使之振作,即激发动机,鼓励行为,从而形成一种动力。”{9}可见,法律可以通过激励的方法使人们产生设立、改变某种法律关系的动力。但是,法律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它可能告诫人们避免形成某种法律关系,也可能明示人们应该维持某种法律关系等等,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法律的复杂性。要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还要实现社会向充满友爱而和谐的理想国前进,就需要法律以多样的调节方法来满足这些需求,需要法律激励功能与其他功能相互配合,共同协调各种社会关系,解决各种社会矛盾。

三、见义勇为立法推动了国家与社会协调互动关系的持续发展。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发展过程。从“国家——社会”的一体化格局,走向国家与社会分离对立的模式,最终又走向彼此适度分离,但又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的阶段。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不断演进与变化,反映了人类对权力和权利关系的理性探索与思考,体现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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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许崇德.中国宪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40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M).16—17.

{3}{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91.

{4}应松年.行政法学新论(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286.

{5}{6}夏勇.走向权利的时代(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13—14,12.

{7}罗豪才、宋功德.现代行政法学与制约、激励机制(J).北京:中国法学.2000(3).北京大学互联网法律中心

{8}谢晖.中国法学家法律观的转变(N).法制日报.2000.5.7.

{9}付子堂.法律功能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68.

{10}郭道晖.法的时代精神(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7.500.

{11}{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3.

{12}参见王汉斌1997年3月16日在八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改的修订草案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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